唐乾三回忆：
这架飞机运到112厂后不久，王震副总理到该厂视察。在我汇报时，他突然问道：“飞机生产情况怎么样？”我听到他的问话，愣住了。因为从来没有说过要生产这一型号的飞机。情急之下，我只好说，还没有得到部里的指令。王震一听就发火了：“还要什么指令？邓大人（邓小平）都定了，还要谁发话？”
视察工厂后，我们陪同他回到宾馆，继续向他汇报。这时601所副所长管德也参加了，管德向他讲，这架飞机不需要仿制。王震副总理更加生气，火气也更大。大家都熟悉，他发起火来很厉害，是要骂人的。但管德还是坚持着把自己的意见讲完。
我原来与管德不是很熟悉，但那一次，当时我就很佩服他。
以后，厂所的一把手到北京，反复陈述了意见，最后还是没有仿制。
——唐乾三访谈（2012年3月）
管德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是出名的。他始终认为，不管对方来头多大，只要有讲话的机会，就应该讲自己真实的想法，决不能迎合上级、人云亦云，更不能畏首畏尾、敷衍塞责。即便是在高层领导人面前，也绝不应该只从个人利益得失考虑，不讲真话。
即便与国务院副总理一级的领导意见不同，管德还是谈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而即便态度不够冷静，与领导人发生争吵，管德没有因此受到责难和打击报复，更没有影响组织对他的任用和以后的工作。领导者有宏大的气度和胸怀、下级敢于直言和不盲从以及由此形成的彼此相容、互相体谅、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上下级关系，是事业成功的基础，也是队伍团结、基业常青的前提。
“屁股决定脑袋”
管德对麦道公司的看法形成于1985年，那时，他在航空工业部担任科技局局长，他回忆说：
1985年，我在航空工业部工作期间，到国外考察的时候，就有这个观点。当时我有过一篇稿子，就是说为什么我赞成与波音公司合作搞波音737，不赞成MD82。
但那时候矛盾没这么尖锐，到后来要决策了，就尖锐了。
对这个问题，我是下了功夫的。首先MD82的性能确实不如波音737，但是波音公司不卖波音737，那个飞机的翼型是波音公司专有的，不转让。所以没办法了。最后也同意生产MD82了，但刚要生产，麦道公司被波音公司买去了，我们中方的生产线都建起来了，就在上海飞机制造厂。
我认为麦道公司存在问题，就是它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不好。后来麦道公司干不下去了，被波音公司兼并了。
当时我想了6条意见，就是波音737和MD82的比较，最后一条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波音公司的经营状况要比麦道公司好得多，没想到麦道公司很快就黄了。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以何文治副部长为首的航空工业部与以管德副局长为首的民航局在选型的问题上争论了很长时间。有意思的是，这两位在会议桌旁唇枪舌剑的政府两大部门负责人，同出于清华大学，而且是同班同学。
何文治，1931年2月1日出生于陕西省乾县阳洪村。与管德不同的是，何文治高中毕业后，考入西北工学院电机系学习，后转航空系，在解放后的第一次院校调整时转到了清华大学。1952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南昌飞机制造厂工作。到厂不久就参加了我国自己生产的第一架飞机试制的全过程，接着又参加了我国第一架自行研制的多用途飞机（运5）的工作，担任试飞组长。我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初教6飞机研制时，他又任试飞组长并负责质量保证。
何文治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1980年在南昌飞机制造厂导弹分厂任设计研究所技术员、技术室主任、科长、主任工程师、导弹分厂厂长。1978年12月调任直升机设计研究所所长兼党委书记。
1980年起，何文治担任三机部副部长兼飞机局局长，历任新飞机研制系统工程办公室主任、大型客机（运10）首飞组长、歼8Ⅱ飞机研制总指挥、8号导弹工程研制总指挥兼航空航天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航空航天工业部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
何文治是一位事业心极强的技术型领导干部，曾成功主持过多项重大型号的研制。可以想见，两位老同学之间的争吵，尽管相互难以说服，但肯定都是出于自己对问题的深入理解，同学的关系、情谊又使得他们之间可以坦诚相见，毫无芥蒂。
刘济美的文章 中引用了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一位知情者的话，并将航空工业部坚持选择麦道公司的原因归结为“技术诱惑”。
商用飞机制造业内很少有什么秘密，但是当时，面对技术诱惑，我们最终放弃了对商业风险的谨慎态度。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陈启南回忆说：“其实，早在几年前，当我们选定MD90飞机时，就有外商中的华人提醒我们，麦道公司的财政状况非常糟糕，和麦道公司进行长期合作的项目将会有很大的风险。但是当时，我们对此置若罔闻，直到麦道公司被合并，我们才感到惊讶。”
——刘济美《为了中国》
民航局方面对麦道的财政状况有着高度的警惕。在1991年第（4）期《民航简报》刊登了题为《美刊报道1991年是麦道公司生命攸关的一年》的摘要。其中写道：
美国商业杂志Forbes于1991年1月7日刊载了一篇署名文章 《麦道生命攸关的一年》。该文透露，麦道公司“正面临着三重困难：过度紧张的资产负债表，收益下降和不断出现的生意上的丑闻”，“债务已达30亿美元，几乎等于其全部资产”，“1991年麦道至少要再借10亿多美元”，“民用项目投资不足是长期以来笼罩麦道公司头上的阴影”，“麦道公司参与的每一个大项目几乎都有问题”，“1991年是其面临重大抉择的一年”。
该期简报附上了由R.L.斯特恩（RichardL.Stern）和托马斯·班克罗夫特（Thomas Bancroft）合写的文章 译文——《麦道生命攸关的一年》。文中起首的设问是：麦道公司是否会像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联邦百货商场和一些大银行一样，成为1990年经济衰退中被淘汰的下一个主要受害者？
遗憾的是，如此振聋发聩的警告并没有引起航空工业部门的重视，处于航空工业世界市场前沿的中航技居然“置若罔闻”。
在这场争论中，管德是认真的，他对自己要解决的问题有主见并敢担当，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主张，更不会退缩。他已经是级别很高的“官”，但无论是面对私情还是面对“官场”，他的言行举止表明了他的人生原则是做一个有良知和原则的人。
在一次有民航局和航空工业部双方人员参加的很正式的会议上，管德说了一句让与会者永远不会忘记的话——“屁股决定脑袋”。
曾经在管德领导下工作的侯印初回忆：
因为我是搞材料的，航空工业部与民航局有关干线机论证工作的对话，我参加了多次。
那个时候管德与航空的关系就不一样了，对不上话。他说要这个，咱们马上就组织我们这帮人往他的那个要求上转，适应他的要求。因为我们当时想尽快搞出来，不失时机地争取这个机会，推进航空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发展，基于这一种心情，他提出这个技术要求，我们马上按照他说的往这方面拐，我刚拐，他又往那边拐，所以双方的关系挺紧张的，咱们的大飞机一直跟他们没对上。
有一次我就不客气地跟管德说：“我们赶不上你，你脑子也太灵了。”
他在一次大会上讲：“屁股在哪儿，脑袋就跟着走。”
那时候我觉得好像管德实在无法解释清楚，就脱口而出说了一句话：“屁股决定脑袋”。是在大会上，他坐在主席台上讲的。
——侯印初访谈（2012年4月）
对于“屁股决定脑袋”这句大俗话，一个比较斯文的说法是“位置决定想法”。意即“一个人所处的特定位置，会决定其眼界、判断和价值取向”。在大多数的场合，此俗语带有贬义，但也有人将其解读为“站稳立场”。
侯印初讲到管德代表民航局“提出这个技术要求，我们马上按照他说的往这方面拐，我刚拐，他又往那边拐”的说法，在航空工业系统很有代表性，多数人谈到这一点，都会举这样一个例子：民航局一开始提出“两轮起落架改装成四轮起落架的要求”，而在航空工业部做了多年努力，按此要求改装成功之后，又以“航空公司不再需要‘两轮改成四轮’的MD82T飞机”为理由，撤回了要求。
中国的机场跑道不能全部适应MD82飞机是民航局1983年发现的问题（见《大飞机风云》），从1987年开始的对外合作谈判中，民航局和航空工业部对麦道公司的要求中一直有改为四轮起落架的要求，直至1992年3月，最终选定与麦道公司合作，在与中航技签订的合作生产40架MD90飞机的协议中，麦道公司方面正式同意将两轮主起落架改为四轮。该合同，民航局未参与签字。
1992年5月23日，民航局以函（1992）566号《关于干线飞机采购谈判签约问题的函》提出：“据悉，目前MD82飞机改四轮起落架的方案设计已完成即将投产。在此之前，我们多次提出，应该注意听取用户意见，以使方案更加符合使用要求，但至今贵部还没有向我局正式介绍改四轮起落架的情况。希望能尽早与用户沟通，介绍MD82T的技术、经济状况及飞机价格等。”
王启明的看法是：
以现在的眼光看过去，民航有意见是完全正常的，而航空航天工业部当时也是一级政府，他的责任是发展民机产业而不是航空运输，没有把民航当用户，做起事来自然想不到一起。
——王启明访谈（2012年5月）
1993年2月3日，民航局以（1993）21号文报国务院称：“在1987年我局曾提出MD82改四轮，现已时过6年，机场变化很大，再增加四轮飞机不便于使用和维护，现根据各航空公司的意见，确定民航局购买的25架MD82飞机均为两轮型。”后经国家批准，航空航天工业部中止了进行多年的四轮改型工作。
看过古书《说岳全传》的人一定会记得，在其中第十回“大相国寺闲听评话小校场中私抢状元”中讲到牛皋在小校场与杨再兴、罗延庆比武，岳飞前去解围：“杨、罗二人见了，即丢了牛皋，两杆枪一齐挑出。岳大爷把枪望下一掷，只听得一声响，二人的枪头着地，左手打开，右手拿住枪钻上边。这个武艺名为‘败枪’，再无救处的。”
当年民航局与航空工业部之间争论激烈，双方各执一词，也各有自己的充分理由。在激辩而难以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管德说出了这样一句大俗话，与岳飞的“败枪”异曲同工，此话一出，断了航空工业系统对管德和民航局的不切实际的想法，也没有了继续争论下去的余地。侯印初的说法是：“我觉得好像管德实在无法解释清楚，就脱口而出说了一句话，‘屁股决定脑袋’。”
当年两大政府部门争持，民航局原副局长李钊是参与者之一。20余年之后，他冷静地回顾了这一段历史：
我本来是航天领域的，大家都是支持国产的。但话说回来，如果质量差，价格又贵，要我来完全消化这个东西就有难度。我们觉得航空工业部还得再努力一点，不能现在就推销，那个东西还不行。那时候我管航材公司的，管采购的，跟何文治打交道也很多，他年纪比我们大一些。他是代表航空工业部，推销飞机。我们买飞机很慎重，当时是民航局管采购飞机，采购回来，要给各航空公司去经营。所以这个事我们也很慎重，不然下面骂你，说我们没代表他们的利益。
那时候的民用飞机不仅有MD82，还有运7飞机。
运7后来全线都停了，因为摔了一架。那时候朱镕基直接管航空，他是副总理。他对我们都是很厉害的。有一次，航空工业部运7试飞，请我们去。我去了，正好赶上那次飞的过程中，一下把一个窗户飞掉了。在天空中一扇窗户掉了，风一下子往里吹。我也没说别的，只是说，现在你这个飞机还不能成为商品，只能算一个试验产品，得赶快把质量做扎实了。
管德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也不是说我现在坐在民航一方，就六亲不认，但他对航空的要求是严格的。因为民航要对乘客负责任，人民群众的生命是不能开玩笑的。
那时候我也跟他们说，你想我是航天过来的，我们都在搞国产产品，都对自己国家充满信心的。如果没有问题，你不让我用，我也非用不可。航天的人对国产东西情有独钟，我们的东西百分之百的国产率。
——李钊访谈（2012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