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史料这样记载：“在蒋方震养病的第三星期，蒋太夫人带着她的侄孙女到保定送亲。原来，军校教官尹凤鸣（字晓岗）也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蒋方震很器重他，就自作主张把侄女许配了他，蒋方震的堂兄蒋方夔陪送着太夫人由南方来到北方，她却不知道她的儿子有自杀殉职的这件事。”
蒋百里是民国时期的名人，与蔡锷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期的毕业生。1912年12月15日，蒋百里以少将军衔接任保定军官学校第二任校长。因他锐意改革，大刀阔斧地整顿校务，遭到北京陆军部总长段祺瑞、军学司司长魏宗瀚（保定陆军预备大学堂毕业生，陆军中将）的阻挠和破坏，使他的报国之心受到极大伤害。1913年6月18日早晨6时多，蒋百里在尚武堂后厦的讲台上给军校的近两千名师生训话时开枪自杀明志，所幸未伤及要害。
上面摘引史话中所述，即蒋百里自戕后养伤期间与尹凤鸣有关的故事。
尹凤鸣与蒋百里侄女这一房妻子生的孩子姓尹，管德有一位尹姓大姐已经90多岁，至今健在。
管德的生母没有更多地受过教育，但却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他的父亲脾气暴躁，经常会因为一点小事大发雷霆，所以管德的记忆中，他和弟弟、妹妹小时候都很怕父亲，几乎不敢与父亲说话。直到上大学以后，他才和父亲有了一些交流。管德记得，父亲对孩子们发脾气的时候，母亲绝不干预。在他的记忆中，母亲是一个很贤惠的普通妇女，从没有与父亲争吵过。父亲暴怒之下拍桌子、摔板凳，母亲从来不回嘴，就只是静静地在一旁听着、看着。
作为一个曾经有过远大抱负的军人，面对纷纭世事，有心报国而无从效力，不甘蛰伏却寂寥独处，尹凤鸣内心深处的压抑、苦闷可想而知，为家中小事大发雷霆，实际上是一种积郁的宣泄，对此，作为妻子的管尹璿应该有更深刻的理解。
管德母亲识字不多，不能教他们兄妹读书识字，只是悉心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让他们吃饱穿暖。
尹凤鸣的两房妻子一直分住东、西院，尹家住西院，管家住东院，胡同很窄，两院同走一个大门，一大家人相处在一起，其乐融融。以后尹姓大姐结婚，去了杭州。1966年初，大姐把她的生身母亲接到了杭州。
解放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50年）颁布，明确要废除旧的婚姻制度，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保障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的合法利益，但尹凤鸣还是与两房妻子保持着婚姻关系，政府也没有干预，一直到他去世。
管德的母亲管尹璿1991年病逝，享年82岁。管德回忆：
我觉得母亲的病可能是肠子里面长瘤了，症状是肠梗阻。
家里找了一个比较有名的中医给她看，还有点见好。那时候她卧床不起，我们兄妹几人轮流服侍她。有一天轮到我的小弟弟陪她，给她吃了一点方便面，一下吃坏了，就再也不通了。那个大夫来的时候说：“我要骂你们，我告诉你们不能给硬的食物吃，要给她最软最软的东西，你们可倒好，给他吃最硬的东西。”
我分析母亲不治的原因是肠子里面长瘤，不是吃坏的。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注释：
蒋百里，原名蒋方震，字百里。中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1905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步科第三期。在日本军校期间，蒋百里、蔡锷、张孝准被称为“中国三杰”。1906年留学德国。武昌起义后，任浙江都督府总参议。1912年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
1913年6月18日早晨6时，天刚灰亮，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就召集全校两千余名师生紧急训话。他身着黄呢军服，腰挂长柄佩刀，足蹬锃亮马靴，站在尚武堂石阶上一脸沉痛：“初到本校，我曾宣誓，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我未能尽责……你们要鼓起勇气担当中国未来的大任！”随后，蒋百里掏出手枪，瞄准自己胸部偏左的地方猛开一枪。但奇迹般生还，并与养病期间看护他的日本女子佐藤屋登相好，后来佐藤屋登成为蒋百里的第二任妻子，改名蒋左梅。
1917年任黎元洪总统府顾问。1923年同胡适组织新月社。1925年任吴佩孚部总参谋长。1933年赴日考察，认为中日大战不可避免，拟定多种国防计划，呼吁国民政府备战。1935年任军事委员会高等顾问。1936年赴欧美考察，回国后倡议发展空军。1937年9月，他以蒋介石特使身份出访意大利、德国等国，回国后发表《日本人》及《抗战基本观念》，断定日本必败，中国必胜。1938年8月代理陆军大学校长。1938年11月4日，蒋百里病逝于广西宜山。
蒋百里的三女儿蒋英，是著名钢琴家和歌唱家，毕业于柏林国立音乐学院，音域宽广优美，是德律风根公司的10年唱片签约歌手。1955年随丈夫钱学森回到祖国，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
大宅院
管德的童年是在北京北新桥原王大人胡同（因明朝太监王承恩宅邸得名，现为北新桥三条）的一所宅院里度过的。
这所宅院是尹凤鸣购置的家产。管德还记得：
父亲对我讲过，在陆军被服厂任职的时候，他动了点脑子，经过套裁，一块布能多裁出好几套衣服。当时没什么公私之分，多裁出就算是他的，他的钱主要是在那个时期赚的。他当军官的时候赚的钱应该也不少，但他很不在意积攒，以后就没有了。买这些房子的钱全是在陆军被服厂任督办时赚的钱。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这是一所颇具规模的大宅院。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西南郊永定河上的卢沟桥，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史称“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1937年7月28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各部在北平郊外各战场上奋勇拼杀，伤亡惨重，被迫于当晚23时下令向保定方向突围。7月29日，北平沦陷。
管德回忆：
在我5岁的时候，日本人占领了北京，日满铁看中了这个院子，买了去。说是买，但肯定给的钱很少，因为从北新桥搬出后，父亲又找了一个地方，就在鼓楼东大街的草厂胡同，用日满铁给的这些钱在那儿建了一所比原先那个院落小得多的房子，结果最后连油漆的钱都不够了。草厂胡同的房子我们住了30年，盖房子的木料一直都是原木色的，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些房产被没收，新住户进去以后，才将门窗、木柱等油漆了。所以我分析日满铁是讹了我们家，没有按应得价值给钱，那个时候我父亲也不能惹他们。
——管德访谈（2011年10月）
这里讲到的日满铁是对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简称。这是1906年日本天皇下诏书成立的一个殖民机构，总部设在大连，表面上是一个铁路经营公司，但涉足于政治、军事、情报等领域，为日本侵华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也因此拥有极为显赫的权势。在偌大的北京城，能被日满铁看中，说明尹凤鸣购置的宅院不同一般。而挟占领者之威，没有无偿霸占，尽管利用强势“讹”了房价，非公平交易，但毕竟还是出了一笔钱，这也足以说明尹凤鸣影响之大。
管德还记得，在北平沦陷以后，母亲怕日本人发现家中保存的父亲在军队时的物品，把多套军装都烧掉了，还有一些铁的牌子，可能是肩章 、奖牌、胸徽之类的，一并销毁了。
自1932年也就是管德出生的那一年始，尹凤鸣即彻底脱离军界，此后从不参与国民党军政方面的事，也绝不与日本人打交道。侵华日军的高级将领中有不少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时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寺内寿一就是其中之一。他于1899年11月21日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的第十一期步兵科（注）。但在日本人占领北京的8年中，尹凤鸣深居简出，从未与日本人来往，也从不议论时政。
管德回忆：
父亲每天就是养花，院子里养了很多花。在这一点上，他与吴佩孚不同。
1932年10月，吴佩孚离开成都，定居于北京的什锦花园，受到张学良的优待，以种花、养鸟、著作、研究佛学安度晚年。1935年，日本侵略者搞“华北自治”，请他上台当傀儡，他坚决拒绝。1938年6月，伪“华北临时政府”与伪南京“维新政府”合并，请他出来当官，他也不答应。吴佩孚在北京常发感慨，曾通电声讨溥仪充当伪满傀儡，拒绝日伪拉他下水。
1939年12月4日，因吃饺子被骨屑伤了牙龈，看病的时候，日本牙医受日本特务土肥原指使，一刀就把他给切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