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天蒙蒙亮我就起床，吃完早饭带些干粮戴个草帽，夹着书就去荒草地放羊了。因为刚开始被软禁的时候，还不准看书。现在出来放羊就不受限制了，为此，我开心得不得了，我这人就是离不开书。
放羊的难度也不小。羊到处乱跑乱叫，我用鞭子怎么甩也吓唬不住。头几天非常吃力，羊跑我追，真不知怎么办才好。后来一位老乡看见我的窘态后就告诉我：你只要把带头的公羊管好，其他的羊就会跟上来。一句话提醒了我！小时候也学过这样的课文，知道羊群中有个带头的，但是却没能用到实践中。经老乡这么一点拨，我才豁然开朗。之后，我花力气把那个带头的公羊管住了，其他羊再也不到处乱跑了，都很顺从地跟着走。因为很专心于做这件事，所以那一群羊被我养得又肥又壮。
放羊没多久，他们又告诉我，还有好几栏猪没人看管，又换我去养猪。我自己买了科学喂猪和给猪看病的书，边学边喂养。在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我按书上讲的来。猪有时也感冒发烧，我得亲自给它们量体温，夹着猪头在猪耳朵后面给它打土霉素。母猪生猪仔的时候，没人敢弄，我就一直陪着它，等它生完了小猪我才回去。当时，革委会每个月都会派人过来，名义上是来帮助我，实际上是检查监督。
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个革命派，不是造反派所说的那种人，我相信自己迟早会被组织所认识，对此我一直很有信心：只要自己心中有数，没有说过坏话、做过坏事，总有一天会得到平反，后来终于应验了。
我身体一直不怎么强壮，养羊、喂猪之后反而好了。天天在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心情也很轻松，太阳快下山的时候把羊赶回羊圈，一天的任务就完成了。养猪更好，一桶一桶从高处往下倒饲料，手和胳膊以及全身都得到了锻炼。只是我爱人和孩子们跟着我吃了很多苦，他们当时都受到了歧视，精神上备受摧残。尤其是我爱人，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但她一直默默地支持着我。之所以能坚强地走过那段阴霾密布的岁月，除了家人的支持外，我想和我的人生态度也有很大的关系：
不与人争锋、不与人交恶、与人为善这些为人之道，看来都是小事，但实际上影响面很广，一直渗透到我的学习、工作、生活及社交中。这些基本的人生观和为人处事的原则主要是受我父亲的影响。他都是佛家与人为善那一套，别人对他有过分的地方，他都不去过多计较，也不跟人争什么，因为他相信凡事自有公论。
在放羊、养猪的时候，我也是怀着一颗平常心，从来不觉得我懂多少、有多大学问，没有觉得干那种工作是一种大材小用，全然没有那么多想法。我当时就想着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把猪养好。那时候所里逢年过节可以为大家改善生活，有粮食面粉，还杀猪宰羊。自己做的事情也有了回报，心里就感到一丝欣慰。
后来所里在凤翔建址，我又被派到那边的汽车队去锻炼。之后的一段时间，我跟汽车队的老师傅们干在一起，吃在一起，睡在一起，我们之间无话不谈，感情、关系都特别好。他们为人都很直爽热情，很照顾我，让我做些洗车、加油等杂活，他们出车我跟着就行了。期间，我还跟他们一起学习了修车。
他们对我好，我也尽力做一些事情。当时天很冷，车不容易发动，因此，我每天很早便起床，用木炭给每台发动机烤火加热。这样，司机起床后吃完饭就可以直接开车走，要不然他们起来再烤，时间来不及。对此，师傅们都很满意。之后，所里买了一辆罗马尼亚的吉普车，是英文说明书，大家说，正好老陈在这儿，你把它翻译出来给我们讲讲就行了。
记得有一次加油还出了点意外。我和一位司机把车开到油罐旁边，他去忙别的事情，让我加油，我就爬到油罐顶上去。当时没注意顶上盖的都是石棉瓦，我一下子踩空，掉到了油罐外面十来米深的坑里，人也摔糊涂了。后来司机回来后发现油没加上，人却不见了，就到处找我。最后发现我掉进了坑里面，腿也摔骨折了，只好让我回家养伤。伤养好了，我也“解放”了，那是1969年。
“文化大革命”四年多被当做“牛鬼蛇神”，可我内心坚信自己凭良心干活，不会有事。如果党的政策是最终要澄清每个人的问题的话，我的问题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我有信心最终会脱离这个苦海，而且我从心里对国家、对党始终没有怀疑过。“反右”当中意见也提过，但没有任何过激言论，只是说还有可以改进的地方，而且完全是自然流露，没有说共产党不行，因为心里从来没有这个想法。旧社会我受了那么多罪，相比之下现在已经很好了，干嘛非要去反对？做人就应该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再加上我随遇而安的性格——人家只给你养猪、放羊的条件，我干吗一定要去画图、搞设计呢？
王士珍：
凤翔那次真是多亏了菩萨保佑，要不然他差一点儿就掉进油罐里了。摔成骨折以后，工宣队通知我赶紧到凤翔去，我问啥事，人家说，“你不要问，去就行了”。“怎么去？”“自己去。”我也不知道凤翔在哪里。没关系，我想，就是走也要走到那儿去！回到家，我就烧了一些肉菜（因为刚结婚那会儿，老陈很喜欢吃瘦肉、鱼虾，生活还是很讲究的。结婚后有了孩子，好东西都让给我和孩子了。后来又是自然灾害，他吃东西就再也不讲究了。难得有点好吃的，还时常要你让我、我让你地生气），把最小的孩子一抱，领着两个大的边走边问，还好到那边有公交车。
我们来到医院，里面像监狱一样破破烂烂的。老陈脚上打了厚厚的石膏躺在病床上，真是凄惨！一家人待了几天，生活很不方便，我们又回到阎良，脚伤没好就要他参加批斗会，他拄着拐杖就去了。
当时他们几个被整得厉害，有人受不了就跳烟囱自杀了。我鼓励老陈其他什么都不要想，首先保证自己一定要活下去。我们还年轻，往后怎么样还没看见呢，千万不能自己先倒下去。只有活着才能看到。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在603所福利科当会计，老陈受冲击以后我也停职接受审查。“造反派”把我管的账查了五六遍，账本都翻烂了，也没有任何问题。后来，我比老陈提前“解放”。
原本以为“解放”以后就可以恢复工作了，没想到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刚开始让我去食堂当炊事员、洗菜，后来说我还是反革命家属，不能放松阶级斗争那根“弦”，又让我到锅炉房去烧开水。烧开水也不给我好煤，水半天都烧不开。我天不亮就去烧，每天都按时把水烧开。后来又有人说，烧开水也不行，怕我放毒。我气得跟他们理论：锅炉是封闭的，你告诉我，这个毒要从哪里放进去？！还是不放心，又给我安排到农场去干会计。就这样一直干到提前退休。
当时大女儿下乡五年还上不来，老陈不愿找人说话，让我去找。一次中央一位领导（王震）来阎良。刘鸿志（曾任601所所长，当时任630所所长）就向他汇报了老陈的情况，最后还给大女儿所在的公社写了条子。一个多月后，专门下了一个招工指标，结果那名额竟然被人顶替了！为这个事我伤透了心。过了没多久，我们所一次下了几个名额，这才把老大从蒲城农村招上来。可儿子当时仍在下乡，怎么办？我只好提前退休，让儿子顶替我，这样才把儿子从农村弄回来。
陈冰：
爸在凤翔摔骨折了，我妈就领着我们去看他。我印象很深，即便是在那儿修汽车，我爸都没有忘记充实自己，空闲时他就看疲劳方面的书，纯英文的大部头技术书。在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爸就给我讲飞机疲劳方面的知识，包括为什么会产生疲劳，疲劳后会出现什么后果。他就是在平时的生活中给我们讲了很多科学道理，而且是用生活里很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我们深奥的科学原理。
我下乡那天妈妈根本不敢去送，爸爸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一直跟在送我们的卡车后面。那是一辆从沈阳带过来的德国自行车，爸爸骑着它跟着卡车跑，直到自行车再也追不上卡车，我也就看不到他了。
每次回家探亲，爸爸妈妈什么都不让我做，我妈就帮我换洗、做好吃的，想看什么书他们早早帮你准备，尽其所能、倾其所有。
爸从来没有因为自己不工作了就去打牌什么的。有空他就帮我妈妈做饭、买菜、做鼓风机什么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爸就在家里做手摇风轮、鼓风机，他还给我们讲其中的气动原理。比方说家里面有烟，把窗户打开一道缝，然后产生一种压差，这样就可以把烟抽出去。那段时间，我爸还自己动手，给家里做了一个五斗橱，我妈到现在还在用。它全部是我爸自己设计，又刨又锯，最后自己刷漆做出来的。
爸和妈的感情特别深。他们之间的交流是很家常的那种。我妈的手表从来都是我爸给上弦，我爸多少年来很认真地坚持这个习惯。
爸爸很喜欢古典音乐。他痛苦的时候不会跟我们讲，就是自己听音乐。记得我12岁那年，被172厂选去跳《红色娘子军》，每次演出回来都十一二点了，爸爸一直等着我，把饭准备好，洗漱用品都弄好，他才去睡觉。他等我的时候一般都是在看书。说心里话，爸爸一直是我心中的偶像，包括找对象，爸爸对我的影响是很深的。
我结婚后很长一段时间丈夫不在身边，爸给我的任务就是在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的同时，一定要把孩子带好。儿子满月之后我就回娘家住了，头三个月，我儿子的尿布都是我爸和我弟弟帮着洗的。有的时候爸还帮我给儿子喂奶，我家现在还有那张照片。
我爸给我们几个孩子影响最大的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认认真真把它做好，而且要很快地把它做好。所以说我在农村插队的时候，从来都没有偷过懒，做什么事情都是豁出命去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