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一次面临“下马”。当时想得更多的就是怎么能把这个飞机搞出来。一是国家想要飞机又没钱，爱莫能助，我们了解也能够体谅国家当时的难处，但如果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助国家一臂之力，哪怕不睡觉少吃饭我们也干。我当时的心理状态就是这样。从内心讲，总感觉这是国防必需的“重器”，希望国家挤一点儿，每年拨点儿钱，把周围的配套单位都启动起来。我们省一点儿，把飞机继续搞下去。
当时飞机打样已经基本结束，暴露出来的超重问题，我向部领导保证，回去后一定把重量减下来。回到所里我就这么讲，哪怕我们辛苦一点儿，晚上干得再晚，没有加班费，顶多一个馒头一杯牛奶，我们都不会去计较。只要能把这个飞机研制出来，让部队笑开颜，就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安慰！
每次“下马”都要拜一圈儿“菩萨”。汇报完还不会有结论，也不知道上面究竟能不能批准“放我们一马”，回到家还得领着大伙儿接着干。
回到所里后，高镇宁所长兼总师立即在603所首届职代会上提出“量力而行，有所作为”的号召，要求全所在新的形势下，主观上务必全力以赴，决不能因缓办而退却，一定要把“飞豹”的图样发出来。“有所作为”四个大字，表明了603所上下的决心，凝聚了全所职工的意志。经过顽强拼搏，终于顶住了“下马”风的影响，按时完成了打样设计。
高镇宁1978年从320厂过来在我们所当了一段时间的所长，开始还兼任总师。尽管他在任的时间不长，但对“飞豹”的影响很大。高镇宁让大家抓紧这段时间做一些最需要的决定方案的东西，基本上把这个飞机的构型、布局都搞清楚，这是很关键的。后来，他又带领我们抓住转机，进行重量控制复查和设计质量复查，研究减重措施。终于在逆风中完成了“飞豹”飞机的第一次“保胎”。
上级和外界开始对603所这个技术队伍还不大信任。因为我们所百分之九十九的人没有走过设计飞机的全过程，这样一支技术队伍别人比较怀疑是可以理解的。当时很多上级领导来检查，隔几天就来一拨儿，当面都说你们干得不错，顶着困难上，能打硬仗。可他们检查完后，一回到车里就议论：“这个飞机难度这么大，就靠这一帮人能行吗？”这些都是我们所的司机回来后告诉我的。
我很早就估计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我也对我们所里的技术人员状况进行了分析，从中也看到一些问题。所以，在我刚接任总师的时候，就经常跟大家说，我们要学习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别人不相信我们，我们不好正面去反驳人家，因为事实就是如此——大部分同志都没搞过飞机设计、都是从学校出来不久的年轻人，并且没有实验室。唯一的办法，当务之急就是埋头苦干，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往前走，把事情干好，有了成果，才能堵住别人的嘴巴，而不是去跟别人争辩什么。
我比较尊崇老子和庄子的思想体系，为人不要锋芒毕露，不要喋喋不休地去争论，而是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用我们扎实而出色的工作业绩，用温和的方法，不厌其烦地去改变别人的偏见和质疑。
尽管一开始我们的队伍是新的，但是几年干下来，事实证明还是能行的，我们很有信心。干的人卧薪尝胆，看的人也感觉到我们在不断进步、不断成熟。我们在给自己建立信心的同时，也给别人树立了信心。
卧薪尝胆就是要我们大家艰苦奋斗，经常看到自身的弱点和不足，如履薄冰地去改正。这就是我当总设计师总的指导思想。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要求大家务必要搞好这次“飞豹”飞机的方案大调整，从而在“量力而行”的条件下，真正做到“有所作为”。方案调整中会遇到很多困难和问题，我们都需要坚忍不拔地去克服。
从1979年到1981年，603所以求真务实的勇气，化被动为主动，对“飞豹”的设计方案进行了一次全面而意义重大的调整：成立了六个攻关组，对机头、气动布局、全机的传力路线等进行调整设计；将各种审议意见整理、归纳成文，逐条落实，根治了原方案中存在的重大缺陷，解决了专家们提出的问题，重新制作了机头样机和局部样机，满足了使用方的要求。方案调整对后来保证“飞豹”飞机的成功具有重要的意义。
此次调整主要是对总体参数，对机翼、机身部件进行重大修改设计，提高了飞机的低空性能和高空速度特性，全机按跨声速面积律修形，改善跨声速性能和大迎角飞行特性，以及飞机的使用维修性和工艺性。
原副总师钟至人：
“飞豹”的设计人员大都很年轻，缺乏设计经验。陈总常告诫大家“要夹着尾巴做人”，在设计过程中，要认真、踏实地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去干。
原副总师高忠社：
从陈一坚接手总师开始，“飞豹”飞机的研制进展几经曲折。当时“7797”会议已经立项了，后来又说不干了、“下马”了，来个什么“量力而行”。那时候，一阵一阵“下马”风吹得很厉害，说这个机种根本没有必要！所以，“飞豹”项目上上下下好几次，当时的情形的确阴晴不定，步步艰难。没钱，他的压力很大。在那种情况下还能做出“有所作为”的决定，利用这一时期进行方案调整，的确需要坚忍不拔的毅力。
重现转机
1981年6月，海军副司令员梅嘉生等在三机部副部长莫文祥的陪同下到我们所审查“飞豹”研制情况。高镇宁和我作了飞机研制汇报，回答了各种问题。海军首长明确表示：海军别的机种可以不要，就是要保“飞豹”；同时希望三机部和总参谋部为“飞豹”研制创造条件。对于“飞豹”飞机的名次地位、经费来源，海军则表示，将向张爱萍副总理汇报。莫文祥副部长表示，要按调整的精神办，部党组7、8月份就会研究“飞豹”的问题。
同年7月，我们向部里呈文，希望确定“飞豹”飞机研制任务，并吁请有关厂、所积极配合“飞豹”飞机发图，抓紧与我们进行技术协调。同时，所内成立由我负责的总体技术协调、飞行载荷计算领导小组，负责处理有关技术协调与决策事宜。成立重量控制复查小组，抓好质量复查，研究减重措施，研究分配详细设计阶段的重量指标等措施。
1981年10月，受张爱萍副总理的委派，国防工业办公室邹家华副主任、谢光局长，三机部王其恭副部长等来阎良检查“飞豹”飞机研制情况。我们汇报了方案调整的情况及取得的效果。领导们最后讲：看了一天，谈了一天，觉得同志们精神面貌都挺好。从603所的条件看，上“飞豹”飞机还是有条件、有可能的，并透露国防工办正在考虑海军要增加“飞豹”飞机研制经费的要求。
邹家华副主任来检查之前，上级已经决定不给钱，让我们“量力而行”。虽然国家不给型号研制费了，但是工资和办公费，纸、笔钱总还是有的。我们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进行了方案调整、打样设计。大约坚持了一年时间，其他配套单位这时候已全部停止研制，包括发动机、辅机全停了。
等邹家华来的时候，我们只给他简单汇报了一下，然后再把设计图一摞一摞地放在桌子上。邹家华看了非常感动，他说，我们没有拨型号研制费，你们在这么艰苦的情况下，仍然坚持研制，该做试验的继续做试验，该计算的计算，竟然还画了这么多图样！你们这个队伍真是打硬仗的队伍！
我们就是在没有经费支持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研制工作不停顿，同时不断向上打报告，几经周折，才使形势慢慢好了起来。
经过据理力争，发愤图强，顽强拼搏，并主动提出减少研制经费等措施，1981年，603所完成了全年科研计划的106%。
是我们的坚持，让“飞豹”的命运出现了转机。1982年4月19日，由于邓小平（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批复，“飞豹”重新列入国家重点型号，研发工作转入全面详细设计阶段。
然而几年后，就在我们完成“飞豹”飞机详细设计、发图，并完成工艺审查，全面移交172厂进行试制生产的1985年，令大家沮丧的消息再度传来。航空工业部在北京召开的部分企事业领导干部会议上提出，由于中央军委决定裁军百万，军队的很多费用都大幅削减。航空工业部“七五”期间经费要减少，歼击轰炸机的研究经费也受到了严格控制，难以为继。生产任务要进行调整，不再提“飞豹”第一，进度要放缓。据此，172厂本着“缩短战线，突出重点，计划落实，严格考核”的精神，对1985年的“飞豹”试制任务作了调整。
1986年，由于经费压缩，航空工业部内又有人提出用其他机种取代“飞豹”飞机的建议。这是“飞豹”研制以来面临的第三次“下马”风波，对“飞豹”的研制，特别是对辅机厂的研制工作造成了严重影响，干扰了研制进度。经我们所与172厂的积极努力，多方斡旋，研制工作才得以继续。
就是在这样一波三折的反复与停顿中，“飞豹”研制始终没有被搁置。迫切的军事需要最终战胜了其他因素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期，虽然周边环境相对缓和，但无论是对南中国海主权的争执，还是中日之间有关钓鱼岛归属问题的矛盾，都开始显露出来。在否决了引进“狂风”和其他西方战斗机的同时，包括“飞豹”在内的国产新型战斗机等项目得以保留，并最终发展成为我军装备体系中新一代的主战装备。
“飞豹”飞机的命运的确非常坎坷，充满苦难。整个研制过程被业内人士总结为“三起三落”，每次几乎都面临山穷水尽的境地。603所广大科技人员和职工在紧张的发图时总有一种压抑感，对这个建所以来唯一的自行研制项目投入了全部期许。最担心的是上面让这个项目“下马”，更担心的是自己不争气，把这个项目搞砸。因为我们总感觉这个飞机是空、海军都需要的。加上603所当时还很年轻，人才队伍需要经过一个完整型号的设计锻炼。还有一个最重要，也是让我们锲而不舍干下去的原因，就是部队对我们的支持。部队跟我们说了很多故事：他们跟越南在海上那一战非常有体会，打完以后虽说我们从海战的角度获胜了，但他们首先是捏着一把汗跟人家去打的；第二，人家要是跑到南沙跟我们较劲的话，他们就够不着了；第三，最重要的是他们头上没有“伞”。就是打仗的时候没有自己的飞机在空中保护。如果这时候出现了对方的飞机，我们只有被动地挨打。军舰的速度也不过一二十节，飞机的速度是好几百节，你跑得掉吗？他们说我们没“伞”！将来的海战没有飞机是绝对打不赢的。
我们听了以后心里真不是滋味，非常体谅他们的心情，感觉部队都期盼到这个地步，我们再干不出来，那真是太丢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