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与家世
2000年的初秋，我参加了福建省组织的一次活动，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50位院士一起，回到阔别已经半个世纪，如今丹桂飘香、景色宜人的家乡——榕城福州。
面对养育过自己的山水草木，感受让自己魂牵梦绕的乡音、乡情，赤子之心再生桑梓情怀，感慨万千之余，我填词一首：
旌旗展，游子梦断台江月。
台江月，岁岁清澈，闽江一别。
昆明湖旁清华园，航空报国情难绝。
情难绝，飞豹横空，直叩天阙。
我的家乡榕城福州素有“海滨邹鲁”的美誉，人杰地灵、俊采星驰。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的院士中，福州籍院士多达56名。
离开故乡时，我还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中学生。中学毕业了，玫瑰色的诱人前景召唤着未成年的学子，憧憬未来的美好日子，是那样的甜蜜。此次回到故乡，我已是年届古稀的老人，尽管到达了事业的彼岸，但却令人甚感不足。岁月无多，但自己心里是充实的，是更高层次的享受——饱受风霜后的另一种甜蜜。
1930年6月21日，我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螺洲镇店前村。
螺洲，位于福州市闽侯县台江区的闽江之畔。闽江是福建的主要河流之一。由于台江区依山临水，又被称为苍霞州。
因祖上历代人丁兴旺，德才兼备、入仕居官者数以百计，自然就有了代表和象征名门望族的陈氏宗祠。
据一本专门介绍螺江陈氏宗祠的小册子记载：
螺洲面山临水，陈氏历代族人敬业兴教，耕读生辉。自始祖巨源公于明洪武年间卜居螺洲后，二傅举于乡，五傅成进士。明清两朝共成进士者21名，赐翰林1名，中举者110名，还有330多名拔贡、优贡等贡生……
陈氏宗祠的大厅里有一块书有“福寿”二字的金字横匾，为道光皇帝在陈若霖70岁寿辰时御赐。两侧是宣统皇帝赠给其师傅陈宝琛的寿联“召奭稽谋尊寿考（句）、甘盤旧学重师资”。另外还有历代名人，如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陈立夫、启功等名人的题词和书法。
整个祠宇青漆白壁，显示出一品士大夫府邸的显赫，寓意做人为官都要清清白白。正厅高挂灯笼的大梁上雕有“紫微銮驾”的彩绘图案，寓意子孙后代应该向外发展，才更有前途，并祈求在外子孙事业有成。
陈氏宗祠1992年已被福州市政府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家在螺洲是个比较大的家族，有一个很大的七进院落，到父亲那一辈，人就很多了，家里住不下，很多人就开始出去，有的到江西、新疆、甘肃去发展。到我们这一辈已经有一二百人了，家族不能说非常富有，但生活还是过得去的。
我的祖父是做木材生意的，我印象中他胖乎乎的。家族中做生意的还是居多，但到了父亲这一代就有几个潜心读书的了。
我祖父有三个儿子，父亲最小，父亲跟我们讲过，尽管家族中祖业是做生意，但孩子们读书却抓得非常紧，家里都是请些文人来教诗书。父亲这辈都是在家里读私塾的。祖父本想让我的父亲子承父业，学做生意，但父亲却喜欢读书。
我有两个伯父，还有好多远房叔叔，他们基本上也以木材生意为主，都是从我祖父那儿承接下来的，家里都比较富有。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经常到伯父、叔叔家去玩，看到很多好大的木头。它们不是一般的木头，而是做船、做棺木用的稀有木材。黑乎乎的仓库里全是上好的木材，都整齐地立着排在那儿——这样存放不容易腐烂。
父亲
回想起来，家里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父亲。
我的父亲陈昭奇生于1898年。在他的青年时代，清朝就结束了，辛亥革命已经成功。父亲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除了念《四书》《五经》以外，还念了国立中学、大学，所以，他的思想比较开放。
国内学业完成后，父亲打算出国去继续读书。但我祖父不同意，要求他继承祖业。父子俩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父亲拿了些衣服就离开了家，自己考取了公费出国留学，去日本东京学习机械工程。
出生于商人世家，子承父业乃人之常理，偏偏到了父辈却斜生旁枝，读书治学代替了经商之道。不过正是父辈的这种执著和追求，加之祖先之灵和“修身治国平天下”的及第垂范，都对我影响至深，也促使我走向一心求学和航空报国的道路。
父亲不顾家人的反对，怀抱“教育救国、科技强国”的美好愿望去了日本。虽然父亲是负气离家的，但到了日本之后，祖父还是给他寄去了生活费。当时，公费已足够个人使用，所以，父亲又将祖父给的钱寄回，要祖父用来供弟弟们读书。
父亲在日本念完书后回到国内，受聘于一所学校，正好遇上“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愤然走上街头，抗议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并经常给学生讲述历史上民族英雄抗击外族侵略的故事。我记得，自己当时还很小，父亲每次游行回来都拿着宣传册，很激动地跟我和弟弟讲一些东西。自己那时候还不大能理解，现在想来，父亲温文尔雅的学者风范和强烈的爱国之心影响了自己一生。
父亲年轻时有过献身教育事业的抱负，他的理想是教育培养青年一代，他认为，国家积贫积弱，主要原因是缺少教育，从此矢志“教育救国”。但当时由于国民党统治者的腐败，他的理想变成了泡影。他一向痛恨贪污腐化，不愿做随波逐流、同流合污的知识分子。他的朋友当时任江西省公路局长，来电请他去当“官”，他拒绝了。伪教育厅屡次请他担任高工学校校长，公文已经送到了，父亲把它退还，坚决不干，认为还是当教员最好。最后，他谢绝各处的聘请，到学校教书。
那时候，家乡福州留学生还比较少，父亲最早受聘于福州国立高级职业学校，一开始就是学校的教务主任，后来又进入福州大学机械系任教授，终其一生。
解放前，父亲亲眼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他的指导思想是明哲保身、无瑕无疵，决不同流合污。然而，家庭生活的担子又压得很紧，所以那个时期，父亲思想上是沉闷而苦恼的。对当时的状况他只有嗟叹的份儿，完全失去了希望，找不到出路，因而他信了佛教。一方面相信科学，另一方面他以唯心的宇宙观当做自己精神的寄托，在这种既怕政治又没办法的情况下，他反对我们参与政治运动。家庭教育也是如何做个清白、高尚、有修养的人，而且要具有一定的技术，有一个“铁饭碗”，争取将来在社会上无求于人，也不欺人。
那时，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和要求是：财会尽、势会倒，只有自己有本领，学好技术才行。还希望我们不要专做文书生，应该文武双全才好，他希望我们将来做学者、科学家，要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相互帮助，不要相互依赖，都要争取学会独立工作和生活。
记得到南平以后，他就天天念经拜佛，有空的时候不是看书而是念经，有时也说经给我听。抗战胜利后，父亲又想编译书籍，但没有搞完。
解放后，在党的教育下，父亲进步很快，也不信教了，每封来信都是喜气洋洋的，谈不尽对新中国的热爱和对党的信任、崇敬，并鼓励我进步，争取入党。
父亲是很容易接受新生事物的，比较能从实际中认识问题。后来他又被选为劳模，参加了劳模大会，并作为特约代表，参加全省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还是工程师学会的干事，相关问题的会议他都被邀请参加，而且会很激动地和我谈，他的看法怎样，提了什么建议。由于他了解的东西渐渐多起来，关于农村的水车、水利等很多事情，他也能娓娓道来。我回家时，见到父亲不是在看业务书籍，就是看政治书籍，除了谈论学校（福州大学）的情况外，还谈到福州市，整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情况，有时甚至和我们谈《实践论》的学习心得，谈得都很具体，他还很喜欢谈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
父亲的思想也是很杂的，既有《四书》《五经》《大学》等孔孟之道，还有佛教讲究因果报应这一套。我清楚地记得，父亲经常把《大学》拿出来，要求我们跟着他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经常和我们探讨如何做人、做什么人、看什么东西、走什么路的问题。
按我现在的理解，这些传统教育和佛教的理念都是相通的。传统教育是仁义道德，讲究做人要正直、正派，佛教主要是劝人向善，讲究轮回，多做善事还可以转世回来做人。这些东西综合到一起都是相互连通的，这种言传身教，日积月累下来对我的影响也是比较深的。
我至今对父亲的记忆非常清晰。每每看到社会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感觉很无奈，没有力量去对抗，只有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这种人生观都可以追溯到家庭对我的影响，也是形成我做人低调的根源。
这里还要说一下我的母亲。她是一位中医的大女儿，结婚后一直在家中料理家务。在当时兵荒马乱的年代，光是抚养我们几个长大成人就够母亲辛苦的了。与千千万万个普通善良的女性一样，母亲把一生的希望和爱都寄托在了丈夫、子女的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