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这些，如果想在这些书中寻找他们费尽心思找到的真理，你会失望的。例如，南侯花了八年时间思考“朝我而来的是何人？”最后，他终于得出了结论：“即使此地有物，也会随即失去。”但是，禅语的启示也有一定的模式，比如下面的这几句问答：
僧问：“怎样才能免于生死轮回？”
师答：“谁束缚了你？”（亦即谁把你绑在轮回之上？）
借用中国一句有名的成语，他们学东西就是“骑驴找马”，他们要学的不是网，而是用这些工具去捕鱼。而用西方的术语来说，他们学的与困境无关，这是一个二难推理，其目的在于使人顿悟：只要打开心眼，现存方法就可以解决问题。一切都是可能的，无需借助外力，自食其力就可以了。
这些与神秘主义的道理一样，问题的意义并不在于这些探索者所发现的真理，而在于日本人对探索真理是怎么想的。
这些问题被称作“敲门砖”，“门”其实就装在迷茫的人性这道墙上。这种人性担心现存手段是否够用，而且总在幻觉，以为有许多人盯着自己，并准备或褒或贬。这堵墙就是日本人深有体会的“耻感”。敲开了门就等于功课修完了，人就自由了，他们的道德困境也解脱了，砖也就没用了，也就用不着再去解答问题了。他们拼命死钻牛角尖，“为了修行”变成了“咬铁牛的蚊子”，到最后才恍然大悟，原来根本没有死角。“义务”与“道义”之间，“道义”与“人情”之间，以及“正义”与“道义”之间都不存在死角。他们发现这个道理后，就获得了自由，他们达到了“无我”的境界，“修养”就成功地“圆熟”了，就能充分“体验”人生了。
研究禅宗的权威铃木大拙把“无我”解释为“无为意识的入定”，不需“用力、不用心”，“观我”就会消失，人也会“失去自身”，也就是自己不再是自身行为的旁观者。铃木说：“随着意识的觉醒，意志就分为行为者和旁观者，而且两者必然会冲突。因为，作为行为者的我要求摆脱作为旁观者的我的约束。”而当弟子“顿悟”时，他会发现除了目标及实现目标的行动，他的身边既没有“旁观者”，也没有“作为无知或不可知的自身”。人类学家如果能改变一下表述方式，就能更明确地指出日本文化的特点。就好比是一个小孩子，在严格的训练要求他观察自己的行为时，也要根据别人的评论来判断自己的行为时。作为观我者，他是很容易受打击的，但一旦升华而入定了，那个容易受伤的自我就消失了，他就不会意识到“自己在做些什么”。这时，他就会觉得自己已经修行到家了，就可以像剑术者那样，就算站在四米高的柱子上也一点都不害怕了。
画家、诗人、演说家及武士也都是通过这种修行来达到“无我”的境界，他们学到的并不是“无限”，而是自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世界上的有限美；或者说是学会了调整目标和方法，用力恰到好处，就能达成目标。
就算完全没经过修行，人们也能达到“无我”的境界。当人们沉醉于能乐和歌舞的剧情而忘我之时，他手掌出满了汗，他觉得这是“无我的汗”，也可以说他失去了“观我”，轰炸机飞行员在接近目标投弹之前也会渗出“无我之汗”。“他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什么”，他的意识中没有了“观我”。高射炮手专心侦察敌机时，周围的世界也仿佛全都不存在了，他的手也会渗出“无我之汗”，他也失去了“观我”。日本人认为，凡是遇到这种情况，能达到这种状态的人，应该都进入了“无我”的境界。
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日本人把自我监视和自我监督当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他们说如果没有这种牵制，他们会更自由而有效率。而美国人认为所谓“观我”，与理性原则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会为自己能临危不惧、“保持机智”而自豪。日本人却要到了入定境界，忘记自我监视时，才能感觉到自己解除了重重枷锁。我们看到的是，日本文化反复给人灌输要谨小慎微的思想，而日本人则对此辩解说：当忘记自己要谨小慎微时，人就会到达更高的境界。
日本人表达这种信条时常常会高度赞扬“像死人一样活着”的人，但这其实是一种最极端的方式。如果直译成西方语言，也就是“行尸走肉”的意思，但西方语言一向很讨厌这句话。我们这句话是指一个人已经死了，已经没有人气了，空留一具躯壳，日本人所说的“像死人一样活着”则是说这个人已达到了“圆熟”境界，常常是劝勉和鼓励别人的话。比如鼓励为中学毕业考试而苦恼的学生时，他们会说：“就当你已经死了，这样就容易通过。”鼓励做大生意的人，他们会说：“就当死了，拼一把。”当一个人精神极度痛苦，灰心失望时，也会告诉自己“就当自己死了”，然后再努力生活。战败后被选为参议院议员的基督教领袖贸川丰彦，在自传小说中说：“他就像被魔鬼缠身了一样，每天躲在自己房间里哭泣，已接近歇斯底里了。他挣扎了一个半月，最终还是活下去了……我要像死人一样活着……他要当自己死了一样战斗……决心要当一个基督徒。”战争期间，日本士兵喜欢说：“我就当自己死了，以报答皇恩。”不管他们做什么行动，他们都可以用这句话来表达。如出征前会给自己办葬礼，发誓要把自己的生命“变成硫黄岛上的一堆土”，或决心“与缅甸共存亡”等等。
以“无我”为根基的哲学也体现了“像死人一样活着”的态度，这种状态中人的一切自我监视、恐惧和戒心都会消失。他已经是死人了，他是自由的，不用再报“恩”了，也就不用考虑行为恰当不恰当了。因此，“我要像死人一样活着”这句话就意味着摆脱了一切矛盾冲突，意味着“我的活动和注意力不受任何束缚，可以勇往直前地去实现目标。我和目标之间也没有‘观我’和‘恐惧’的阻隔，过去一直困扰我的紧张感和消沉感也随之消失。现在，我可以为所欲为了”。
按照西方人的说法，日本人在“无我”及“就当自己死了”的习惯中已经排除了意识，他们所谓的“观我”“妨我”是判断一个人行为的标准。这就能看出西方人与东方人的心理差异，我们说一个美国人没有良心，是指他在干坏事时没有负罪感，而日本人说一个人没有良心却是指这个人不紧张、不受困扰。同一个词在美国是指坏人，在日本则指好人、有修养的人、能最大程度表现自己的人，指能够完成最困难工作而又无私奉献的人。美国人行善的强大约束力是负罪感，如果一个人的良心泯灭，他就不会有负罪感，而会变成反社会的人。日本人对此问题则认为，人心本善，如果有冲动就付诸行动，他自然而然就会行善。所以，他想努力修行，追求“圆熟”，来消灭对“耻感”的自我监视。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能消除第六官的障碍，才能彻底摆脱自我意识和矛盾冲突。
就像前面所说的，如果脱离了日本人在其文化中的个人经验，再去考察日本人的这种自我修养的哲学，就会不得其解。他们那种归为“观我”的“耻感”是一直压在日本人身上的，如果不讲日本人的育儿方式，他们奉为哲学的精神驾驭术的真正意义就说不清楚。不管什么文化，道德规范总要通过语言和长者对子女的态度来传递。如果不研究一国的育儿方式，外人就很难理解该国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到本章为止，我们主要是从成人方面描述日本民族的人生观，接下来探讨的日本人的育儿方式也会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这些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