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避免重蹈隋朝覆辙，李世民不仅牢记隋炀帝的下场，还认真总结了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经过他的仔细分析，隋炀帝有一个缺点是最致命的，那就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要论英武聪明，隋炀帝不逊于历代任何一位帝王，无奈他荒淫无度、恃才而骄、刚愎自用，结果他的聪明只是加速了政权的覆亡而已。所以，李世民认识到，人君即便是“圣哲”，也应当“虚己以受人”，要倾尽一生察纳雅言，好让“智者献其策，勇者献其力”。这样的觉悟与魏征提出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正好不谋而合。
对于大臣的谏言，唐太宗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倾听。当然，皇帝也是人，而人的心情总有起落。皇甫德参上书后的曲折境遇便戏剧性地说明了唐太宗在“人性”与“神性”之间的角力。有一次，中牟县的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太宗，直陈朝中的不足：“修筑洛阳宫、加收地租均会使人民饱受疾苦；民间开始流行梳高大的发髻，费时费力又缺乏实用性，大概也是受到了宫中的影响。”太宗看了奏章后忍不住大发雷霆，跟房玄龄等人抱怨：“难道皇甫德参打算让国家不役使一人，不收一斗租子，宫中的妇女都没有头发吗？”说罢，他就急着要按诽谤国家罪惩治皇甫德参。
就在这个时候，又是魏征站出来劝阻唐太宗，让他不要由着性子使用权力：“言辞温和的上书自古以来就难以打动君主的心。况且古人也说，即便是从狂妄的人口中说出的话，圣明的人也能择善而从，请陛下三思而后行。”李世民思索了良久，自言自语道：“我现在如果处罚皇甫德参的话，以后谁还敢再说真话呢？”于是，他收回问罪的打算，反而赏给皇甫德参二十匹上好的绢布。太宗悬崖勒马，魏征仍不满足，他又择日上奏道：“陛下，我发现你最近一段时间似乎不喜欢听坦率的真话，虽然勉强能做到宽容，但毕竟不似往日那样豁达大度了。”唐太宗听了这番话后暗自警醒，又对皇甫德参再加赏赐，并提升他为监察御史。
安州都督吴王李恪多次外出打猎扰民，侍御史柳范上奏揭发此事，最终李恪被罢免官职，还被削减了三百户的租税收入。李世民眼见自己的三太子在外面惹是生非，觉得在百官面前颜面尽失，便要拿辅佐三太子的官员是问：“吴王的长史权万纪辅佐我的儿子，却不能纠正他的不良行为，论罪当斩。”柳范连忙替权万纪求情：“房玄龄辅佐陛下您，尚且不能完全阻止陛下出去打猎，如今又怎么能单单处罚权万纪呢？”李世民大怒，罢朝而去，入了后宫。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唐太宗才单独召见柳范，轻言细语地问他：“那日在朝上，你为何当着众多大臣的面指责我呢？”柳范的回答也很巧妙：“陛下仁厚英明，小臣我不敢不竭尽愚直啊！”李世民听后非常高兴，君臣间的前嫌冰消云散。
又有一次，房玄龄和高士廉在路上遇见主管修建的少府少监窦德素，便问他最近宫里是否在大兴土木。窦德素将此事上报给李世民，李世民听后十分生气，责备房玄龄等人说：“你们安于职守，管理好朝政就行了，宫中的小小修建跟你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房玄龄当即低头认错，魏征却上前一步说道：“陛下如此责备房玄龄实在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房玄龄等人总理国政，是陛下的臂膀和耳目，对宫廷内外的事情都应该有所了解。如果宫中新建的土木名正言顺，他们就应该协助陛下将其完成；如果奢侈浪费、名不正言不顺，他们就应该请求陛下停止。微臣实在是不明白，房玄龄他们到底有什么错，陛下又为什么要苛责他们。”唐太宗听后十分惭愧，他对房、高二臣的责备也不了了之。
唐太宗李世民纳谏的例子还有很多。公元628年，中书舍人李百药上奏说：“皇上从前虽然释放过宫女，但宫中用不着的宫女仍然有很多。如果宫里阴气太重，恐怕会招致天灾。”于是，唐太宗当即下旨，释放了三千多名宫女。公元630年，唐太宗下令改造洛阳乾元殿，遭到了给事中张玄素的上书反对，奏折中指责唐太宗连隋炀帝都不如。唐太宗恼羞成怒，质问张玄素：“你居然说我连隋炀帝都不如，那比起夏桀、商纣来又怎样呢？”张玄素面不改色地答道：“如果不马上停止这项工程，您将来的命运会同夏桀、商纣一样可悲。”唐太宗接受了他骇人听闻的言辞，下令立即停工，并主动向张玄素解释道：“这是朕考虑不周。”李世民将皇帝做到这个份儿上，可能在整个封建历史上都属异类。
唐太宗在朝中所推行的“民主生活”，直接带来了“贞观之治”的和谐盛世。随着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和完善科举等政策的逐步推行，当时的社会出现了安定繁荣的局面。公元630年，天下大治，当年被判死刑者仅仅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至五岭的统治区域内都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出门的人甚至不必携带干粮，可以随便从道路两旁取食蔬果。《贞观政要》对当时的社会风尚有更为详实而夸张的记载，说是商人出门在外不必担心盗贼来抢，监狱里常常空无一人，牛马也遍布山野。
“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可与汉代“文景之治”相媲美的盛世，它建立起封建社会皇权监督的范本，只可惜以后的历代帝王很少有人能够真正践行。“贞观盛世”的出现，不仅为唐太宗留下了万世敬仰的英名，还真正地惠及当时社会的劳苦大众和黎民百姓，可谓功德圆满。作为唐朝的第一个治世，“贞观之治”也为后来的“开元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朱元璋的“反腐”之局——行走在刀锋的胆略
明朝建立之初，尽管朱元璋夙兴夜寐勤于政事，衣食住行一切从简，但在战争中崛起的部分新贵族、新官僚却用各种方法营私舞弊、盘剥农民；一些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的功臣也居功自傲、恃权自专，不是徇私枉法就是巧取豪夺，刚刚缓和下来的农民矛盾又有重蹈风口浪尖之势。
随着小股的农民起义竞相爆发，北方元朝的残余势力不断骚扰，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随时出没，刚刚建立的明朝政权一时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建立伊始的大明王朝，朱元璋加大了惩治贪污的力度。他建立了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用各种严刑峻法来对付贪官污吏。然而，纵使贪赃枉法的成本再高，仍然有不少官吏敢于以身试法，这之中又以三桩大案堪称传奇。
第一桩案子是发生于1385年的空印案。按照明朝的法令规定，府、州、县三级的钱粮户口数目都要在年底进行校核结算。这三级政府将核算结果上报布政司，布政司又带着相关材料到京师的户部进行核对。这个类似于年终审计的过程，在明朝叫做“考校钱粮”。
由于从偏远地区到达京师需要很长时间，于是大家往往带着好几份事先盖好章的空白文书到南京考校钱粮。这样一来，如果所报数目不合适，不必返回各地重盖公章，只需另外填写一份盖好章的空白文书即可。
这个流于形式的工作流程固然给进行考校钱粮的官员带来了不少便利，但朱元璋却十分忌惮有人借用盖好章的空白文书来钻法律的空子。发现此事之后，朱元璋想要将所有涉及空印案的掌印人一律处死，其他人也要杖责一百、发配边关。
当时的湖广按察使佥事郑士元也牵连到此案之中，他的弟弟郑士利就写了一封奏章为哥哥鸣冤，奏章中进一步阐明了“空印”的具体用法：原来空白文书上的空印只是半印，相当于现在的骑缝章。每一个半印在在当地布政司都有另一半与之对应，根本不可能用来作奸犯科。加之应用空印的习惯由来已久，从来没有遭到过高层喊停，现在突然要惩治相关官员，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郑士利的理由看上去还算充足，但并没有说服朱元璋。于是他和哥哥都遭到处罚，一同被发配到边疆服徭役。
朱元璋对空印案的处置，大有“宁可错杀一千，也绝不使一人落网”的蛮横劲儿。然而，此事毕竟关系到国家税收财政的依据和各地百姓的生计，朱元璋的处罚虽然严酷，但也有充分的道理。令人惊讶的是，就在抄查空印案的反复行动轰轰烈烈进行之时，居然还有官员敢顶风作案，犯下明初历史上一场惊天动地的贪污大案。这个案件便是郭桓案。
朱元璋采取严刑峻法打击贪官污吏，但收效并不明显，最终在1394年下令让全国的四千一百多名官员到京师接受“朝觐考核”。这些官员不仅要面见皇帝，还要在政绩表现方面得到一个合格或不合格的评定。在所有的官员中，顺利通过此次考核的几乎只有十分之一。于是，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整贪运动，其中户部侍郎郭桓率先落马，成为运动扩大化的导火索。
那么，郭桓究竟做了些什么呢？首先，朱元璋曾下令将太平、镇江和广德几个府的上缴钱粮减少一半，而这个郭桓却私吞了另一半本该收归国库的钱粮。其次，郭桓还将浙西的秋粮私分了一半。这最后一项罪状，也是让人最难容忍的：本来，根据朱元璋的规定，农民也可以用钱代替粮食交税，一石米等同于两贯钱。然而郭桓等人胆大妄为，在征收抵粮的钞税时巧立名目，肆无忌惮地盘剥老百姓的血汗。就让我们来看看在两贯钱之外，他们又向老百姓开出了怎样的“收费标准”：
水脚钱100文，即水运的运费；
车脚钱300文，说是船运完了还得用车运，所以要再加钱；
口食钱100文，也就是运输人员喂马的经费；
库子钱100文，用于支付仓库看守的俸禄；
蒲篓钱100文，也就是粮食的小包装费；
竹篓钱100文，小包装外的大包装费用；
神佛钱100文，祈求船在江上平安运行的祭祀费用……
这份近似天方夜谭的清单传到朱元璋手上，将这位贫民出身的帝王气得吹胡子瞪眼。朱元璋震惊于郭桓的胆大包天、厚颜无耻，当即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追赃。这次追查自户部郭桓开始，由上而下顺藤摸瓜，所牵涉的省、府、州、县各级官员和地方的乡绅、刁民不计其数。案件查到哪儿，朱元璋就惩罚到哪儿，几乎无人漏网。
一些基层官员眼见追赃行动即将落实到自己头上，便将已经贪污的款项摊派到各乡，要求当地的老百姓包赔。本来是造福于民的惩贪行动，如此一来反倒给老百姓增加了新的负担。朱元璋了解这个情况之后更加怒火中烧，他顶着朝中巨大的怨气，砍掉了成千上万官员的脑袋。
朱元璋惩治贪污的刑法让人不寒而栗。但凡私吞六十两以上银子的官员就要被处死剥皮，悬挂在公堂上作为对后来者的儆戒。能够侥幸不死的贪官，或是被挖去膝盖、挑断脚筋，或是在身上、脸上纹上永久的印记，或是被剁去手脚，可以说是生不如死。两件大案查办下来，文武百官早已是战战兢兢，不敢越过雷池一步。然而，就在此时，朱元璋的眼皮底下又发生了一桩大案。
明朝一直用中原地区的茶叶交换西蕃地区的马匹，以此控制西蕃少数民族地区。因此，茶叶作为明朝的战略物资是严禁私自出口的。当时的驸马欧阳伦仗着自己是皇亲，便纵容指使手下走私茶叶，这些人在地方上动用官府车辆擅自闯关，不仅不纳税、不服管，还任意殴打把关的官员。
守关人不堪受辱，只好向朱元璋报告此事，朱元璋在探知实情后立即逮捕了欧阳伦。欧阳伦是安庆公主的夫婿，而安庆公主正是朱元璋与结发妻子马皇后的亲生女儿。尽管如此，为了建立官僚队伍的正常秩序，澄清吏治、巩固政权，朱元璋还是大义灭亲，不顾安庆公主和马皇后的苦苦哀求，干净利落地杀掉了驸马。
朱元璋惩办了三起大案之后，全国上下都笼罩在恐怖肃杀的气氛之中，他却就此躲进书房，潜心编着一本处理贪污腐败的案例集——《大诰》。
在《大诰》中，朱元璋苦口婆心地重申了自己对贪官污吏实施严刑峻法的初衷：贪赃枉法之事危害百姓，实在不忍百姓遭此祸害，才“不得已施之五刑”。由此看来，虽然书中的每个案例都伴随着血肉模糊的惩治详情，但还是体现了朱元璋严格吏治、关爱草根的明君风范。
通过朱元璋的残酷治理，明初的官员们人人自危、如坐针毡，每个人都将早晨上朝时与妻子的道别当作诀别，因为没有人知道自己在退朝后还能不能活着回家。这种紧张的氛围纵然使所有官员寝食难安，但另一方面也使明初特别是洪武年间的吏治得到了澄清，官场面貌焕然一新。就这样，朱元璋用非常手段实现了自己对朝中吏治环境的期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