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项法令，雅各宾派置之不理，他们拿着武器在开会地点集合，得到消息的热月党人再次前来进攻。雅各宾派占据各个门口，准备自卫，战斗刚开始时，他们抓了对方几个人，但由于寡不敌众，很快便被解除了武装败下阵来。他们在退走的路上备受侮辱，遭到嘲骂和拳打脚踢。第二天，国民公会派人封闭了雅各宾俱乐部，封存了簿册文件，从此，雅各宾派的社团彻底消失。当初，政府为了击退反法联军，赋予共和国一切防卫力量时，它曾经为革命提供动力，在如今的形势下，它则成为建立新秩序的阻碍。随着局势的变化，自由代替独裁成为必然。像俱乐部联合会那样过于滥用的特殊权力，必然随着支持这种权力的党派的失败而结束。
卡里埃在革命法庭不断受到审讯，最后和他的大部分共谋者一起被判刑。在审判他的同时，杜埃的梅兰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提出，召回因反对5月31日革命而被逐出议会的七十三名代表。梅兰的提议得到大家的赞同，国民公会恢复了七十三人的职位，这七十三人要求召回以前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代表，他们的要求遭到了强烈反对。新的两委员会委员和热月党人都担心，假如同意他们的请求，将会使革命行动受到非难。此外，他们也害怕在已经分裂的国民公会中又产生一个新的党派，遭到新的敌人的反对。
共和派反革命的目的是回到1793年10月3日逮捕七十三名代表的日子，而不是1793年6月2日逮捕二十二人的日子。在打倒罗伯斯庇尔和救国委员会以后，共和派的反革命又开始进攻马拉和山岳党。人们继续革除十头政治时期的各种制度，撤销了恐怖时期颁布的驱逐教士和贵族的法令，废除最高限价法，结束了对商业的苛政。人们最大限度地用自由来代替救国委员会的专制压迫，在这一时期，报纸开始独立、恢复了天主教仪式、发还了两委员会时期没收的联邦主义者的财产。这种对革命政府彻头彻尾的反对，很快就延伸到马拉和山岳党身上。
热月9日以后，人们为了建立一种较高的革命威望来与罗伯斯庇尔对抗，就选择了马拉，并且授予马拉进入先贤祠的荣誉。而今，这个可怕的蛊惑家也受到了攻击。马拉的半身像曾树立在国民公会、剧院、公共场所和群众会堂，“金色青年”首先打碎了他在斐多剧院的半身像，山岳党对此表示抗议，国民公会却宣布，任何公民只有在死后十年方能获得进入先贤祠的荣誉，半身像才可以安置在国民公会里，并且撤除了在会议厅里的马拉半身像。这一举动引起了郊区的骚动，于是支持议会的各市区就前往郊区游行，并且推倒了巴黎荣誉军人院对面山上的雕像，这座大力士扼杀九头蛇的巨大雕像曾是山岳党胜利和统治的纪念物。
曾经被放逐的国民公会代表在这时也被召回，并且撤销了之前宣布他们不受法律保护的法令。伊斯纳尔和卢韦写信给国民公会要求恢复本人的权力，但人们却因为5月31日事件的后果和各郡的暴动对这两个人十分不满。西哀耶斯说：“我们不要混淆了暴民肆虐和依法行事，那些得到我们敌对势力支持的人，在5月31日和6月2日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的行为绝不是爱国主义事业，而是暴政的一种阴谋。大家已经看到，到目前为止，大会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5月31日以前，国民公会受到群众的压力；热月9日前，国民公会在暴政的支配下压迫群众；热月9日以后，国民公会重新掌握了权力，正义得到伸张。”
为了使大会重新团结一致，为拯救共和国提供保证，西哀耶斯提议召回被放逐的代表，在梅兰的建议下，被放逐的二十二名国民公会代表在十八个月之后重新回到自己的席位，其中伊斯纳尔、卢韦、郎热内、克尔维勒冈、亨利·拉·里维埃、拉雷韦耶尔·勒波、勒萨日等人都是吉伦特派的残存人物。他们与温和派联合起来，出于共同的利益和目标，昔日的敌人忘却了曾经为了争夺统治权而进行的斗争，开始团结起来。
这成为主张共和、反对保王派的人与主张制定可行宪法、反对革命派的人和解的开始，撤销了对联邦主义者采取的一切措施，吉伦特派人成为共和派反革命力量的首脑。由于国民公会在反动力量的控制下企图弥补一切和惩罚一切，于是在司法方面实行了过激行动。因为人们对过去的罪行深恶痛绝，对过去的痛苦记忆犹新，因此在采取方针上又陷入了以暴制暴的误区。从前以牺牲资产阶级来保全群众，以牺牲商人来维护消费者，如今则恰恰相反，最高限价法被投机牟利取代，群众的检举人由中产阶级的告密者接替。那些参加过独裁政府的人遭到了激烈的控诉，到处响起要求惩罚“恐怖分子”的呼吁声。
被控诉的“恐怖分子”的范围逐渐扩大，各郡也开始检举过去的地方专员。这个人数众多的党，由于广泛和持续的复仇威胁，已濒于绝望，失去了权力的它也不足为惧。出于害怕放逐和其他原因，吉伦特派产生了反叛的意图。在革命时期，劳动力和生产品大为减少，富人入狱，穷人掌权，在取消最高限价法之后，为了补偿之前强加于自己的损失，商人和农场主开始抬高粮价。另一个困难则是指券失掉信用，实际价值跌到票面价值的十五分之一，因此，人们开始普遍追求硬币。这就造成了恶性循环，硬币因被追求而被藏匿，纸币的跌价便更加厉害。因为粮食紧缺，人民使用指券甚至买不到吃的，极度穷困的部门将原因归咎于政府，甚至开始怀念不久前有面包、有权力的救国委员会时期。国民公会委派粮食委员会来解决巴黎的粮食问题，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付出昂贵代价，每天也只能运来一千五百袋面粉，一天运一次来解决城市的最低需要。
芽月运动
在最后一批吉伦特派人归来后不久，国民公会在风月12日下令逮捕了俾约－瓦伦、科洛·德布瓦、巴雷尔和瓦迪埃，对他们的审讯定在芽月3日。为了阻止审讯，在来复日和各区集会的日子，即芽月1日（1795年3月20日），这几个人的拥护者发动了暴动。他们以半请愿半暴动的方式从圣安东和圣马索两个郊区出发，要求国民公会发放面包、实施1793年宪法并且释放爱国者。没过多久，国民公会遭受威胁、雅各宾派将要援救他们首领的消息便四散传开。城区的五千公民和“金色青年”的队伍一起担任大会守卫，驱散了郊区的群众。
受到教训的大会接受了西哀耶斯的建议，下令恢复从前的戒严令，被称为“大治安法”。这次援救行动没有成功，芽月3日，俾约－瓦伦等人在国民公会受审，只有瓦迪埃缺席。大会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上诉书中列举了他们对人民施行暴政、对国民公会施加压力的很多证据，但被告们巧妙地为自己进行了辩护，他们把责任都推到了罗伯斯庇尔身上，并且坚持说他们执行的都是国民公会通过、救国委员会同意采取的措施。他们原来的同僚也证明他们是为了保卫共和国和拯救人民才这样做的，并表示愿意分担他们的责任。被称为“山顶上的人”的山岳党残余也极力支持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