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任辉愤甚，自海道经赴天津陈请，且讦粤关积弊。朝廷怒其擅至天津，命由岸道押赴广东，圈禁于澳门者三年，而命福州将军赴粤查办，得监督李永标家人苛勒状，革其职。朝廷自谓足示外商以大公矣(二十九年又以闽浙总督岁收厦门洋船陋规银1万两，巡抚8000两，革总督杨廷璋职)。而外人亦未尝不怨朝廷之不通下情也。而粤督李侍尧又奏定防范外夷五事(一禁夷商在省住冬；二夷人到粤，令住洋行，以便管束；三禁借外夷资本及夷人雇请汉人役使；四禁外夷雇人传递消息；五夷船收泊黄埔，拨营员弹压。案此后管束外人之苛例甚多，如外人必须居住商馆，不许泛舟江中，并不许随意出入，惟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日得携翻译游览花园。外人不准乘舆，住商馆者不准挈眷，外人陈请必由公行转递。公行隐匿，亦只许具禀由城门守兵代递，不得擅行入城，均极无谓。道光八年，一大班挈洋妇居商馆，其时十三洋行中，有东裕行司事谢某为置肩舆，出入乘坐，久之反不许行中人乘轿入馆。大吏廉得之立拿谢某究治，瘐死狱中。大班闻其事，架大炮馆外，设兵自卫，大府虑激变，遣通事蔡刚以理晓谕，令撤去兵炮，并速遣夷妇回国。于是洋行具禀，托以大班患病，需人乳为引，俟稍愈当即遣之，大府据禀完案，不复根追。夷妇卒逗留不返。数年后，义律来粤，竟以挈妇为援例之常。见《中西纪事》)。
英人以中英之间种种隔碍，乃于1792年遣马甘尼斯当东来，时值高宗八旬万寿，赐宴赐物，颁给英王敕谕两道，于所请之事，一概驳斥不准(敕文见《熙朝纪政》及《国朝柔远记》)。又疑英使至澳门将勾结他夷为患，令松筠以兵护送，所过提镇，陈兵迎接以威之。抵杭州乃召松筠还，而命粤督百龄督带过岭，其疑忌外人如此。嘉庆初，中国方困于海寇，英亦与拿破仑构衅，拿破仑发布大陆条例以困之。葡萄牙不听，为法所破。英虑法侵及东洋，七年（1802年)以六艘泊鸡头洋，声言防法。粤督饬洋商(中国与外洋贸易之商人当时称为洋商，外商则称为夷商)谕之，乃退去。十年（1805年)英人遣商舶赍表，亦以法为言，且言愿助中国剿海盗，政府疑其有他志，谕粤督那彦成饬兵备。十三年（1808年)，英将度路利又以保护中英葡三国贸易，助剿海寇为辞，以9艘至澳，遣300人登岸据炮台。时英人以澳门属葡，但得葡人允许，即可代守，而中国视澳门为领土，特借给葡人居住，于是轩然大波起。时总督为吴熊光，巡抚为孙玉庭，命洋行挟大班往谕，不去，乃禁贸易，断接济以因之。度路利遂以兵船三闯入虎门，进泊黄埔，又乘舢板入会城，居商馆，谓中国禁采办，将入运其积也。又以中国断贸易，请还茶叶而索其值，又索偿商欠。碣石总兵黄飞鹏炮击其继至之船，毙英兵一，伤其三，乃退。然其先至者居商馆自若也。时海盗甫平，兵力疲弊，故督抚皆务持重避启衅，而仁宗以英兵闯入我境，且以保护中葡贸易为辞，以天朝与小夷相提并论，又请代剿海盗，有藐视我水师意，疑其谋袭澳门，怒。吴熊光畏葸，谕令严饬英人退兵，抗延即行剿办。又派永保赴粤查办。适英大班自印度至，以封舱怼度路利，葡人亦以银60万两犒英师，吴熊光又许其兵退即行开舱，乃退兵，贸易而去。仁宗以开舱虽在退兵后，而许之在先，益怒，革熊光、玉庭职(熊光旋遣戍伊犁)，以百龄为总督，韩葑为巡抚。于是增澳门防务，定各国护货兵船均不准驶入内港，禁人民为夷人服役，洋行不得搭盖夷式房屋，铺户不得用夷字为店号，清查商欠，勒令分年归还(停利归本)，选殷实者为洋商。
十五年（1810年)，大班喇佛以行用过重诉于葑，葑与督臣司道筹议，佥以洋人无利，或可阻其远来，不许减。十九年英舰捕美商船一，押至澳门，又追获一艘于黄埔。中国以责大班，大班无能为，遂欲停止贸易。于是英派罗尔美都来使，而使加拉威礼至粤。故事贡使见制府，免冠俯伏，制府坐，堂皇受之，加拉威礼不可。时总督蒋攸铦入都，巡抚董教增摄督事，许以免冠为礼，教增亦起立受之。英使入都，仁宗命户都尚书和世泰、工部尚书苏楞额赴津迎迓，命在通州演礼。英使既不肯跪拜，和世泰又挟之，一昼夜自通州驶至圆明园，劳顿不堪，国书衣装皆落后。明日，仁宗御殿召见，正副使遂皆以疾辞。仁宗以为傲慢，大怒，绝其贡，命广惠伴押赴粤。已知咎在伴迎者，乃谴和世泰等，命粤督慰谕英使，致收贡品，仍赐英王敕谕，赐以物品，然英人之所要求，则一未得逞也。英人在广东之贸易，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以后为东印度公司所专，至道光十四年（1834年)乃废。公司之代理人，中国谓之大班。十三洋行言散商统驭无人，不便，请令再派大班来，粤督卢坤奏请从之。于是英以律劳卑(近译亦作拿皮尔)为监督，蒲罗登副之，带威为第二监督，鲁宾逊为第三监督，以十四年六月至黄埔，请晤总督。卢坤以为大班也，怒其书用平行体，且不经公行转达，饬令回澳。律劳卑不可，坤遂绝英贸易。律劳卑乘兵舰突入虎门，坤以英人既无照会，律劳卑又不举出凭证，坚不信为英官，调兵围商馆以困之。会律劳卑有疾，乃退去，未几，卒于澳门。带威继为监督。带威去，鲁宾逊继之，议于珠江口占一小岛为根据，不复与中国交涉。十六年，英废监督，以义律为领事。邓延帧为总督，乃许其至广州，然交涉仍多隔碍。义律上书本国，诏欲得中国允许平等，必须用兵，而战机潜伏矣。
七、道光以前烟禁
鸦片输入由来已久，惟以为烟而吸之，则始于明清之间(鸦片本作药用，其后与烟同吸，久乃去烟而独吸鸦片。详见日本稻叶君山《清朝全史》。案雍正朱批谕旨，七年福建巡抚刘世明奏，漳州府知府李国治拿得行户陈远私贩鸦片34斤，业经拟以军罪，及臣提案亲讯，则据陈远供称鸦片原系药材，与害人之鸦片烟并非同物。当传药商认验，佥称此系药材，为治病必需之品，并不能害人，惟加入烟草同熬，始成鸦片烟。李国治妄以鸦片为鸦片烟，甚属乖缪，应照故入人罪例，具本题参云云)。其初本作药用，故亦以药材纳税(担税银三两，又每包加税二两四分五厘)。雍正七年（1729年)始定贩者伽杖，再犯边远充军之例，然其时输入岁不过200箱耳。贩运者皆葡萄牙人也。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英吉利东印度公司得垄断中国贸易特权，而印度为鸦片产地，输入遂日多(道光以前历年输入之数详见萧一山《清朝通史》）。出孟加拉者曰公班，亦称大土，出孟买者曰白皮，亦称小土，总名波毕。乾隆末年粤督奏禁入口。嘉庆初，又奉诏申禁，裁其税额，自此入口遂成私运。二十年（1815年)，粤督蒋攸铦奏定查禁章程，奉谕自后西洋人至澳门，均须按船查验。道光元年（1821年)因查出叶恒澍夹带鸦片案，奉旨重申前禁。凡洋艘至粤，先由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其行商容隐，事后查出者加等治罪。自此鸦片趸船尽徙之零丁洋。其地水路四达，福建、江浙、天津之泛外海者，就地交兑，销数之畅如故也。二年，复奉廷寄交粤督阮元密查，奏请暂事羁縻，徐图禁绝。而其时鸦片趸船已改泊急水门、金星门等处，勾结内地奸民往来传送，包买则有窑口，说合则有行商，私受土规则有关汛为之奥援，包揽运载则有快蟹资其护送。于是趸船之来，每岁骤增至数万箱。六年，总督李鸿宾专设水师巡缉，而巡船受私规银日且逾万，私放入口。其年突增至趸船25只，烟土2万箱。十二年卢坤督粤裁之。十七年总督邓廷桢复设，而巡船仍沿旧规，且与之约，每万箱别馈数百箱。甚至代运进口。副将韩肇庆顾以此擢总兵，赏孔雀翎，而鸦片且岁至五六万箱矣。
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卿许乃济上言：“近日鸦片之禁愈严，而食者愈多，盖胥役棍徒藉法令以为利，法愈峻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逞其鬼蜮伎俩，法令亦有时而穷。究之食鸦片者，率皆浮惰无志、不足轻重之辈，亦有逾耆艾而食之者，不尽促人寿命。海内生齿日繁，断无减耗户口之虞，而岁竭中国之脂膏，则不可不早为之计。闭关不可，徒法不行，计惟仍用旧制，照药材纳税，但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又官员士子兵丁不得漫无区别，犯者应请立加斥革，免其罪名”云云。
乃济之言既上，奉旨交疆臣会议，而一时九卿台谏，咸谓其有伤政体。上以言者不一，必须体察情形，通盘筹划，令邓廷桢议奏。是时疆臣奏覆，率请严定贩卖吸食罪名。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又奏请严禁。此疏至今尚为人所传诵，然于法之何以能行，似亦未曾筹及，盖皆不免徒知烟之当禁，而未一察当时政治情形，至于因此而动干戈，终至败绩失据，则自非当时之人所及料，不能以此为议者咎也。奏上，奉旨交督抚会议，并饬部臣重定新例，开设窑口烟馆，栽种兴贩及员弁兵丁受贿故纵者，均处斩绞；吸烟者予限一年六个月，限满不悛拟绞监候，时十九年五月间也。而烧烟之事已先三月行之广东矣(鸦片输入，时朝野上下所最虑者为漏银，其实以货易烟，与以银易烟受损等耳。然当时以此为大忧，则亦币制之不善有以致之也。黄爵滋之奏曰：“各省州县地丁钱粮征钱为多，及办奏销以钱易银。前此多有盈余，今则无不赔垫。各省盐商卖盐具系钱文，交课尽归银两。昔之争为利薮者，今则视为畏途。若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课如何能清。”盖币制不立，银钱比价一生变动，财政即受其影响也)。
八、烧烟及中英战事
方宣宗之以烟禁交疆臣议奏也，一时议者多主禁绝，而湖广总督林则徐言之尤激，有不禁则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亦且无可用之兵等语，宣宗以为深识远虑，召入京面授方略，以兵部尚书颁钦差大臣关防赴广东查办。时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也。明年则徐驰至广东停英贸易，绝其接济，迫英商缴出鸦片二万有二百八十三箱，一箱百二十斤，凡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四十五斤，焚之。时四月中也。则徐请定例，洋人运鸦片入口，分别首从，处以斩绞。又布告各国商船入口，须具“夹带鸦片，船货充公，人即正法”具结。葡美皆愿遵命，而义律不可，请许英商船泊澳门，派员会议禁烟办法。则徐谓许英商船泊澳门，则粤关遂成虚设，不可。会英水手在尖沙嘴与华民交哄，杀华民林维喜，则徐令义律交出凶手，义律亦不听。中外相水火益深。七月，则徐遂令沿海州县，绝英接济。
时义律居澳门，屡请本国政府强硬对华，其政府未之许，而印度总督遣军舰二至澳门。义律大喜，以索食为名，攻九龙。水师参将赖恩爵击之，沉其双桅船一，舢板二。义律不得逞，又未得政府许开战之命。八月，复介葡人转圜，惟请删人即正法一语，余悉如命。时中朝方主严厉，则徐奏报“夷船之遵法者保护之，桀骜者惩拒之”，奉批“同是一国之人，办理两岐，未免自相矛盾”，大理寺卿曾望颜至奏请闭海关，尽绝各国贸易，则徐持之乃止。时又奉谕“不患卿等孟浪，但患过于畏葸”，则徐遂坚持不许。九十月间英船屡扰尖沙嘴附近，至十一月八日，中朝遂发停英贸易之谕。
时英议会中亦多不主用兵，且有以行销鸦片为不义者，然卒以九票之多通过“对中国前此之侵害，要求赔偿，英人在华之安全，要求保证”，时1840年4月，道光二十年二月也。英政府乃调印度、好望角兵万五千，使乔治·懿律(统陆)、伯麦(统海)率之而东，五月至澳门。则徐已严备沿海，焚其舢板二。伯麦乃遣26艘趋定海，以5艘攻厦门。时邓廷桢督闽，败其兵，而定海以六月八日失陷。伯麦投巴里满致中国首相书(书要求六事，一偿货价，二开广州、厦门、福州、定海、上海通商，三中英官交际礼用平行，四偿军费，五不以英船夹带鸦片累及岸商，六尽裁洋商即经手华商浮费)，浙抚乌尔恭额不受，乃赴天津投之直督，琦善受之以闻。时诸大吏恶生事，多不悦则徐，相与造蜚语谓去岁烧烟本许价买，而后负约，致激英变，又谓厦门奏报战事不实，浸闻于上，廷意遂中变，命江督伊里布赴浙访致寇之由，以乌尔恭额却伯麦书，致其北上，革其职。谕沿海督抚，洋船投书许即收受驰奏。时津海道陆建瀛以英人据定海要我，请录其船，羁其酋，命还定海然后议之。又谓宜先决禁烟事，然后以免税代偿货价，以开澳门代五口，而令海关监督与其官吏平行，余仍令回广东与则徐商议，当道不许。则徐已署粤督，革其职，令留粤听勘，命怡良署总督，琦善以钦差大臣赴粤查办，并革邓廷桢职代以颜伯焘。旧史或云伯麦以甘言饵琦善，谓中堂赴粤，予等即可永远和好。琦善为所中，故力以自任。其入都面陈，多造膝语秘，世莫得闻云。此则近莫须有矣。朝廷既许查办，义律遂返舟山与伊里布定停战之约，时九月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