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由于天分，精明由于学问
【原典】
三达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古豪杰，动称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高明者，譬如室中所见有限，登楼则所见远矣，登山则所见更远矣。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矣。高明由于天分，精明由于学问。吾兄弟忝居大家，天分均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好问若买显微之镜，好学若舂上熟之米。总须心中极明，而后口中可断。能明而断谓之英断，不明而断谓之武断。武断自己之事，为害犹浅；武断他人之事，招怨实深。惟谦退而不肯轻，最足养福。
【译文】
“智、仁、勇”三项通透的德行中，排在首位的是“智”，智就是明。古往今来，豪杰志士、才能特出之人都被称为英雄。英也就是明的意思。所谓明有两个方面，他人只看到近前的事物，我则可见更深远的事物，这叫高明。他人只看到粗大显眼的东西，我则可看见细微的东西，叫精明。这里所说的高明，好比身处一室之中，人们只能看近处的景物，若登上高楼，看得就远了，再如登上高山，所见的就更远了。而精明，就如极为细微之物，用显微镜照它，会放大一倍、十倍、百倍。又如满是粗糠的糙米，捣两遍就可除去粗糠，捣上三遍四遍，就精细白净到极点了。人是否高明取决于天赋资质，精明则全赖于后天钻研学问的程度。我曾氏兄弟如今侥幸身居高位，天赋资质都不算很高明，全靠勤学好问来求得精明。好问如同购买显微镜，可深知极细微方面。好学如同捣熟透了的米，可去粗取精。总之，必须心中了如指掌，而后才可口中说出自己决断。对事物能了解明白再作决断，就叫英断。稀里糊涂就作决断，人们称之为武断。武断自身的一些事，产生的危害还不大；武断他人的事情，因此招致的怨恨就很深了。只有谦虚退让而不肯轻易下决断，才足以保住福分。
为学不可不精，为人不可太精
俗话说：聪明反被聪明误。人若精明，的确能占得不少便宜，但太过精明，别人也必定会加以防范，精明的人往往看不到这一点。精明的人，可以精明一次，也可以精明两次，但很少有人能精明过三次的，因为一次精明是启发，二次精明是教训，三次精明就要警惕啊！
人们常常喜欢与单纯的人交往。与单纯的人交往放松、自然，不用费尽心机，提高警惕。这倒不是说单纯的人是傻子，是可以随意欺骗与捉弄的，而是说他心地纯净、宁和、淡泊，他也懂得很多，想得很深，看得很透，他把他的心智放在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的事情上。这就是荀子所说的那种人：温和如玉，完美纯正。
然而，与精明的人交往，就得时时小心，处处提防，稍有不慎就会落入泥淖和陷阱中。交往得越久，相处得越深，就越是感到被欺骗、被愚弄，当然也就越是不自在。如果没有办法还得与他交往，那么人们就会以精明手腕去对付他。这正应了郑板桥的一句话：“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直是算尽自家耳！”
曾国藩是一个精明的人，他弟弟曾国荃也是一个精明的人，他们就因为精明吃过不少亏。
他们懂得人情世故，但又怀着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碰壁。这是很自然的，你对人诚恳，人也对你诚恳，你对人诡秘，人也对你诡秘；你对人一肚子“不合时宜”，人也对你会一肚子“不合时宜”。
而曾国藩的朋友迪安有一个优点，就是全然不懂人情世故，虽然他也有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但他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所以他能悠然自得，安然无恙。而曾国藩兄弟却时时发露，总喜欢议论和表现，处处显露精明，其实处处不精明。曾国藩提醒曾国荃：这终究不是载福之道，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灾难。
到了后来，曾国藩似乎有所领悟，他在给湖北巡抚胡林翼的信中写道：“惟忘机可以消众机，惟懵懂可以祓（消除）不祥。”但很遗憾，他未能身体力行。
所以，为学不可不精，为人不可太精，还是糊涂一点好。
然而，让精明的人糊涂，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非他经历很多人和事，受过很多挫折和磨难，否则他是不会糊涂的。郑板桥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返糊涂更难。但也只有进到这一境界，才能明白人生是怎么一回事。
曾国藩一再强调“强”字自“明”出。在智慧处求强，在自修处求强，这样才能使人挺进。他始终主张持之以恒，绝不灰心泄气，绝不矫揉造作，一如既往。然而在功名渐盛、地位渐高的时候，则其势不同，就需要持盈保泰，恬退谦谨了。他虽说“亦渐老于事，锋芒钝矣”，实则故乐谦德，“喜闻迂直之言”，而以贞固自守。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初三日《致九弟书》云：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彼从丁巳（咸丰七年，1857年）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通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又同年三月初二日书云：弟当此百端拂逆之时，想心绪益觉难堪，然事已如此，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已……弟当此艰危之际，若能以硬字法冬藏之德（贞），以悔字启春生之机（元），庶几可挽回一二乎？
“悔”“硬”二字诀，是曾国藩立身处世思想之化境。照一般的解释，总以为曾国藩悔悟其往日强矫之非，而毋认柔道行之了。其实是他“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和“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的对立一致之合。悔是“悟”的意思，“明”的意思，觉悟出真道的微妙处，知“自己全无本领”，正见得自己“本领甚大”。“能立”“能达”“不怨不尤”，方刚柔体用之极致。曾国藩还说他兄弟不明白悔字的奥妙，而趋于消极，乃用一硬字诀的“挺”字来救济。梁启超先生所谓“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龙梦荪先生所谓“虽极人世艰苦之境，而曾不少易其心，虽遇千挫百折之阴，亦不足以夺其志”，都见出一个硬字来。故曾国藩晚年仍说：“‘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此二字贯注其中，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又说他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好处是天性“倔强”。他虽衰老，“亦勃常有不可遏之候”。
这正是以挺（强硬）为体，以柔（廉悔）为用，合禹墨老庄为一途，以成中庸之道。
曾国藩在进攻太平军时，曾亲自率领在衡州组建的水师东征，想一举消灭太平军。不料，因刚训练出来的湘军水师作战不力，在岳州、平江、湘潭等地接连打了几次败仗。后来，曾还带领在长沙的水师五个营晚上偷袭靖港，亦吃了败仗，几乎全军覆灭。
以往，曾国藩曾多次讥笑清廷绿营兵不能打仗，如今看到自己组建的湘军也屡战屡败，感到“无脸见江东，一气之下，在船上滚入江中，想一死了之”。幸身边的人发觉，才把他打捞上来，护送回长沙大营。
在长沙，曾国藩灰心丧气，几天不吃不喝，弄得满城风雨。无论官场还是社会上，有冷言冷语、幸灾乐祸的，有向上告状、弹劾曾国藩的，还有认为湘军不能作战，主张解散另建的。曾国藩听到这种种舆论，坐立不安，既有几分不服气，又有几分羞愧。
正在心灰意冷之时，曾国藩接到了父亲曾麟书的手谕，训导他“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国事维艰，只能进不能退”。在其父的勉励下，曾国藩鼓起了勇气，他命幕僚向朝廷写奏折，禀报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情况。其幕僚对岳州、湘潭几战，如实地写成“屡战屡败”。曾国藩阅得此禀报，似乎说自己太无能了，便接过笔去，改为“屡败屡战”。一字之改，被动变主动，消极转为积极，“败不馁”之气魄跃然纸上。皇上看了，对曾国藩虽未获胜，但仍表示满意，督令再战。
据说，曾国藩为与太平军决一死战，在向湖北进发时，还立下誓言，嘱弟在家代为准备棺材，不获全胜，誓不生还。后来曾国藩在湖北武昌、汉阳连续打了几战，都获胜利。其幕僚便将他家备好棺材，决一死战的情况，写入了奏折，曾国藩看了，又将“备棺在家”改成了“带棺出征”，更表其决心。
咸丰皇帝看了这一奏折，对曾国藩忠君的决心倍加赞赏，原赏给二品顶戴，令其署理湖北巡抚，后又收回，改赏给兵部侍郎衔，并催令迅速东下，进剿太平军。
处事不乱，不逞一时之强
曾国藩一生刚强，坚而不脆，以为古来豪杰以“难禁风浪”四字为大忌。他自述道：“吾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又说：“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受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他上承家训，进而总结了自己的经历，深刻地认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他甚至“尝自称欲着《挺经》，说他刚毅。”这种倔强的性格，使曾国藩虽屡次踬跌，却依然充满刚毅，勇往直前。
咸丰九年十月十四日，他作一联以自箴：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这正是他这种倔强性格的写照。
至于强毅之气，绝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自胜，也得克己，所以，刚强也是一种克己之学。克己，必须从两个方面同时下手，即“刚柔互用”，不可偏废。曾国藩说：“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并非就是暴虐，强矫而已；柔并非卑弱，谦退而已。”
为使“刚”得恰到好处，“柔”得也恰到好处，曾国藩强调刚柔均须建立在“明”的基础之上。他说：“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他致书诸弟说：“‘强’字原是美德，我以前寄信也说‘明强’二字断不可少。‘强’字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可屈挠。若全不明白，一味横蛮，待他人折之以至理，用后果证明它，又重新俯首输服，则前强而后弱，这就是京师说的瞎闹。我也并非不要强之人，特以耳目太短，见事不能明透，故不肯轻于一发耳。”又说：“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
不明而强，于己则偏执任性，迷途难返，于人则滥用权威，逞势恃力，终归都是害人害己。什么是“明”？就是要明于事，明于理，明于人，明于己。欲强，必须明；欲柔，同样必须明。否则，虽欲强而不能强到恰当处，虽欲柔而不能柔到恰当处。一味刚强，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一味柔弱，遇事虑而不决，决而不行，待人则有理不争，争而不力，也是不能成功立业的。
所以，曾国藩认为，“强”有两种：“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迥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大概能持久恒常。”《孟子·公孙丑上》载：“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怕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曾国藩所追求的，正是这种“自反而缩”的“强”。孔颖达注：缩，直也。指正确的道理。反躬自问，为维护正确的道理而勇往直前，这才是真正的“强”。故曾国藩说：“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一味逞强，终必败露；练就意志刚强不拔，就可能有所成就。
明强就是敢争，当一种判断确定后，曾国藩从不迁就他人的意见，有主见，敢斗争。他向清廷伸手要权，拒绝鲍超北上勤王，便是《挺经》“明强”法中最典型的事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