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
【原典】
昔耿恭简公谓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带勇亦然。兄之短处在此，屡次谆谆教弟亦在此。二十七日来书，有云“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此已露出不耐烦之端倪，将来恐不免于龃龉。去岁握别时，曾以惩余之短相箴，乞无忘也。
【译文】
昔日耿恭简公说做官以忍耐烦恼为第一要义，带兵也是这样。我的缺点在这里，多次教导弟，讲的道理也是这个。二十七日来信中说：“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已流露出不耐烦的苗头，将来恐怕难免出现摩擦。去年告别时，曾以我的缺点告诫你，希望你不要忘记。
处事不烦、不急不躁
曾国藩在家书中写道：耿恭简公谓居宫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带勇亦然。又曾经写道：阁下若遇棘手之际，请从“耐烦”二字痛下功夫。
在不经意的时候惹上祸端，最为恼人。曾国藩认为避祸是人生大事，也是官场重头戏。做官都会遇到很多麻烦事，也必须要处理很多麻烦事，有的人处理一件麻烦事可以，处理两件麻烦事也还能行，但遇到三件或三件以上的麻烦事就耐不住了；有的人遇到一件小的麻烦事还可以，一旦遇到大的麻烦事就挺不住了；有的人处理别人的麻烦事还可以，一旦自己遇到麻烦事就受不了了。
当官之所以烦人，就是因为麻烦事往往一件跟着一件，推也推不脱，躲也躲不掉，难得清静，难得自在，难得潇洒，为什么说“无官一身轻”呢？就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事。所以做官修养心性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保持清醒的头脑。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作出决断。
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率部队追击捻军。一天夜晚，兵驻周家口(今江西万载县)，湘军护卫仅千余人，捻军突然来袭，湘军惊恐不已。幕府文书钱应溥急忙对曾国藩说：“现已半夜，力战肯定不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但若我们按兵不动，佯为不知，彼必生疑，或许不战自退。”曾国藩于是高卧不起，钱应溥也很镇静，守护曾国藩的卫兵见主帅若无其事，于是也都平静下来，恢复常态。捻军见状，果然怀疑曾国藩布有疑兵，徘徊不定，不敢冒进，最终匆匆撤退。
曾国藩一生，顺境时少，逆境时多，经历了官场内部的无数忌恨、猜疑与攻击。耿恭简的“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曾国藩深以为然，说“遇棘手之际，须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不能耐烦者必不能成大事。曾国藩前后耐烦精神不一样，前期重在身居高位、敢于直谏的耐烦劲儿，后期重在居家修身、修炼心智的耐烦劲儿。曾国藩说，“我愧居高位，也想忠贞报国，不敢唯唯诺诺，阿谀奉承，以求容身，唯恐这样做会玷污宗族，辜负了大家的一片期望，故需要耐烦工夫！”
在晚清大臣中，曾国藩的直谏是出了名的。他并不想出风头，甚至觉得这样做十分危险，但作为臣子，他认为这就是忠诚，就是尽自己的本分。荀子说，忠诚有三个等级，大忠、次忠和下忠，无论是哪一种忠诚，都要有利于君主。但忠诚并不是一味地随声附和，如果君主的政策和行为发生错误，就应该大胆陈言，加以规劝。
大胆进言具有很大危险性，一语不慎，轻则导致皇上疏远，重则招致杀身之祸。历史上由于大胆直言而触犯龙颜，招来杀身之祸的人和事太多了，所以曾国藩每次出于忠心上谏，仍心有余悸。
咸丰元年(1851年)五月二十六日，曾国藩上一谏疏，敬陈皇上预防流弊。事后曾国藩谈了自己的感受：“我谏疏的言辞非常激动，而皇上气量如海，尚能容纳，这难道是汉唐以来的君主所能比拟的吗？我想，自己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父母被皇上诰封三代，儿子也荫任六品，不为不荣。如果这种情况还不能尽忠直言，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谏言呢？皇上的美德乃自然天禀，满朝文武竟然不敢有一句逆耳之言。将来万一皇上一念之差，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思想，并且逐渐发展到只喜欢听奉承话，而厌恶听任何逆耳忠言，那么满朝文武大臣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今趁皇上元年新政伊始之时，把这骄傲自满的机关说破，以便使皇上兢兢业业，断绝骄傲自满的苗头。这是我的区区本意。”
“现在人才缺乏，民心不振，大家都在小事上谨慎，在大事上却马虎，每个人都习惯了唯唯诺诺、阿谀奉承的风气。我想用这篇谏疏稍稍挽救一下江河日下的风气。希望朝中的大臣们能耿直起来，遇事谁也不推脱。这是我想表达的另外一个意思。”
“折子递上去时，我恐怕会冒犯皇上的不测之威，因而早已将福祸置之度外。不料皇上慈颜含容，不仅不治我的罪，而且还赏赐了我。从此以后，我应更加尽忠报国，不再顾及自己和家人的私利了。不过以后奏折虽多，但断不会再有现在这样激切直率的奏折了。”
曾国藩的上谏，恰如《晏子春秋》所说：“忠臣不避死，谏不违罪。”至于他的因祸得福，那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在曾国藩看来，做官要修养心性，要训练自己不急不躁、头脑清醒的耐烦性情。
要想做到耐烦容人，必须有一个豁达的心胸。曾国藩曾经在日记中写道：“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无有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着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
由此他说：“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遇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遇荣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恩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
曾国藩认为古往今来的失败者包括那些英雄，大都败在气度不够开阔、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上，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我一天天老了，也还经常有控制不了自己肝火的时候。但是我总是提醒自己要抑制住怒气，这也就是佛家所讲的降龙伏虎，龙就是火，虎就是肝气。自古以来，有多少英雄豪杰没有过去这两关啊，也不仅是你我兄弟这样。关键要抑制自己的情绪，不能让它随便发作。儒家、佛家理论不同，然而在节制血气方面，没有什么不同。总而言之，不能情绪化，否则对身体是非常有害的。”
“老弟你近年来在我愤怒和激动的时候，总是坦言相劝，在自己愤怒和激动的时候，也常常能马上收敛。由此看来，老弟你以后的成就是不可限量的，后福也是不可限量的。担任国家大事的人必须有气度，忧虑之气积于心中就变成了负担，所以说倔强到了极点，就不能不流露为情绪。以后我们兄弟动气的时候，彼此之间应该互相劝诫，保留住倔强的品质，除去愤怒激动的情绪，也就可以了。”
存其倔强，去其愤怒激动，就是要在保持进取之心的同时，保持一颗清醒冷静的头脑，而不要做出情绪化的反应来。
谨慎的迟疑是审慎的表现
【原典】
沅弟左右：
至安庆之围不可撤，兄与希庵之意皆是如此。弟只管安庆战守事宜，外间之事不可放言高论毫无忌惮。孔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弟之闻本不多，而疑则全不阙，言则尤不慎。捕风捉影，扣盘扪烛，遂欲硬断天下之事。天下事果如是之易了乎？大抵欲言兵事者，须默揣本军之人才，能坚守者几人，能陷阵者几人；欲言经济，须默揣天下之人才，可保为督抚者几人，可保为将帅者几人。试令弟开一保单，未必不窘也。弟如此骄矜，深恐援贼来扑或有疏失。此次复信，责弟甚切。嗣后弟若再有荒唐之信如初五者，兄即不复信耳。
【译文】
沅弟左右：
至于安庆城绝不可撤围，我与希庵的意见都是这样。你只管处理好安庆的战守事务，其余的事不要肆无忌惮乱发议论。孔圣人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你的听闻本来就不多，而疑却全不阙，至于言谈尤其不谨慎。捕风捉影，扣盘扪烛，便要主观武断地论天下之事。天下的事情当真这样容易了解吗？大体上讲，凡是用兵打仗的人，对本军的人才必须心中有数，擅长坚守有几个人，善于冲锋陷阵的有几个人；如果要定国安邦，必须对天下的人才做到心中有数，可以保举做督抚的人有几个，可以保举做将帅的有几个人。如果让你开列一个保举奏单，恐怕你未必不感到为难。你这样骄狂，我担心援敌前来进攻，可能你会有疏失。这次复信，对你的批评很恳切。今后你若再有像五日那样的荒唐信来，我就不再给你回信了。
谨言慎行方可办大事
对于一个人来说，只有具备了严谨的性格，才能走得稳，走得远。否则，大部分的时间都可能花在摔跤上了。假如一路上总是摸爬滚打，能走得快，走得远吗？不要看不上那些简单的事情，不要忽略那些被他人认为很容易的细节和细致的工夫。一个人能够把简单的事情做到位，这就是不简单。大家都认为很容易的事，假如你能认真严谨地做好，这就是不容易。
谨慎并非美德，却是成大事必备的素质。《诗经》中说，做事应当“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管子》中说“其所谨者小，则其所立亦小；其所谨者大，则其所立亦大”。曾国藩说：“做官之人，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
俗语说，“诸葛一生唯谨慎”。朱熹说，古今大英雄豪杰，做事只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才能成大事，他在给陈亮的书信中说：“真正大英雄人，却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做将出来。若是血气粗豪，却一点使不着也。”明代大儒薛碹也说：“圣贤成大事业者，从战战兢兢中来。”
吕坤的《呻吟语》、洪应明的《菜根谭》、石成金的《传家宝》是明清处世三大奇书，也都把谨慎作为待人办事的秘方。吕坤说：“世间事各有恰好处，慎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一分，全慎全得，全忽全失。小事多忽，忽小则失大；易事多忽，忽易则失难。”洪应明说：“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须从薄冰上履过。”意思是，要想做成惊天动地的事业，就要有如在薄冰上行走一样的谨慎才行。
谨慎方可办大事，可以说是古代贤哲经历无数磨难后总结出来的道理。为人如此，自修如此，做官更须如此。因此，为官三箴——清、慎、勤中，“慎”字被列为第二，仅次于“清”字，比“勤”字还重要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