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居敬处世，内专外齐
孟子说：“有礼者敬人。”敬人，是一种修养，也是对待别人的一种态度。《左传》中说：“敬，身之基也”，“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
敬，作为对人对事的一种道德要求，首先，要自敬，用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自己，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自敬，在外表上要严肃、整洁，干净利落，在内心则要有恭敬之态度。其次，对别人要尊敬，无论对方官大官小，无论对方贫与富、长与幼，都应该恭敬有礼，不可轻慢。
为了求得治学之道，曾国藩向多个在京的名人求教。其中唐鉴告诉他要以朱子之书为宗，把它当作一门课程，认真研修。后来，倭仁告诉他，“研几工夫最要紧”，从此，曾国藩就严格按照二位前辈的要求，悉心研究理学，同时把理学贯彻到自己平时的行动中去，个人修养、待人接物都以此为据。
曾国藩一方面仔细研究理学家们所探讨的“敬”字的深刻涵义，另一方面又做出了自己的解释。道光二十二年（1842），曾国藩在一篇日记中这样记载：“从本年十月立志自新，专门立下课程，从‘敬’字开始做起。”并为“敬”字做出自己的解释：“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如日之升。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后来，曾国藩又做出了具体的描述：
“内而专修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平天下，“敬”之效验也。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
在这里，对内强调心无杂念，谨慎小心，对外强调严肃整齐，庄重有礼，干事情则兢兢业业，毫不轻率，做到了这一切，就可以达到物顾人和，天下太平之气象，也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理想世界。
修身是一个人要做的最基本的事情，宋儒把修身工夫发展成了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从外表、待人接物，以至内心世界的克制，都有详细的要求。曾国藩认为，居敬，对个人来说，有两方面的要求，可以达到两方面的效果。对内则求专静统一，以养大体，对外则整齐严肃，以养小体，如此下去，才会日渐强健。
曾国藩一生官至要职，加上军旅生涯，政务、军务缠身，为此常常感到筋疲力尽，在日记和给朋友的书信中也常表达这种无奈心态。曾国藩常常把这种状况，归之于自己在“居敬”上面修养不够。天天忙于俗务，名利时时缠身，要想修身养性，怎么可能呢？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曾国藩在日记中说：
“是日请客，至亥正方散。倦甚，勉强支持，仅乃了事。向使以重大之任见属，何以胜任？《记》云：“君子庄敬日强。”我日日安肆，日日衰尔，欲其强，得乎？譬诸树木，志之不立，本则拔矣。是知千方万语，莫先于立志也。”
同年二月，曾国藩再次在日记中谈到自己疲倦无力的状况，并再次强调“居敬”对一个人身心修养、精神面貌的重要性，论述颇为详细：
“倦甚，不能看书，眼蒙如老人。盖安肆日偷，积偷之至，腠理都极懈弛，不复足以固肌肤、束筋骸。于是，风寒易侵，日见疲软，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养小体也。又心不专一，则杂而无主。积之既久，必且忮求迭至，忿欲纷来。其究也，则摇摇如悬旌，皇皇如有所失。总之，日无主而已。而乃酿为心病，此不能居敬者之不能养大体也。”
在曾国藩这样的理学家眼里，读书跟做学问、做人是一致的、相通的，书中讲的道理就要在自己做人的实践中去体验。因此，曾国藩在这里说，读书要在“敬”、“恒”二字上下功夫。
尽管曾国藩以理学家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人、做学问、做事，无不遵循“敬”字，但他对自己仍不满意，他曾对一位朋友说：“国藩平生‘不敬’、‘无恒’二事，行年五十，百无一成，深自愧恨……仆待人处事，向多失之慢；今老矣，始改前失，望足下及早勉之。”这种不满意显示出他不断追求更高境界的进取之心。他的一生，就是在这样的“不自足”的驱使下，不断更上一层楼的。
不但在外做官要敬，在家中也要常常存敬之心。家是一个人生命、事业的出发点，能否在家中获得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好的基础教育，将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前途。曾国藩在家教中非常注意“敬”的培养。
他在家书中说：
“家中兄弟子侄，总宜以‘勤敬’二字为法。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吾生平于此二字少工夫，今谆谆以训吾昆弟子侄，务宜刻刻遵守。至要至要！家中若送信来，子侄辈亦可写禀来岳，并将此二字细细领会，层层写出，使我放心也。”
曾国藩很清楚，自己的这一家族之所以出现兴旺之象，是上代祖先们不断努力进取的结果，作为后辈，只有将这一传统流传下去，才能使家业保持兴旺。同时，敬重长辈，也是晚辈对长辈为家族振兴作出贡献的一种认可，一种景仰，从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来说，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在家学会敬养父母，走上社会才会知道尊重他人，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同时，一家之中有了“勤、敬”的门风，也才会赢得族人乃至邻人的敬重，这关系到一家之声誉。无论从个人发展、家族声望来说，“敬”都是不可或缺的家教内容。
除了不断提醒自己的几个弟弟在“勤、敬”上做好表率，督促子侄们认真践行之外，曾国藩对自己的儿子更是严格要求，一点也不马虎，并时时以自己为例加以警示：
“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居敬工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
这里，曾国藩告诫儿子曾纪泽要举止端庄、说话谨慎，不要整天嘻嘻哈哈，自己首先要严格要求，有让人值得尊敬的根本，别人才会尊敬。
对于亲友中出现的不肖之徒，曾国藩就写信给儿子，让他不要学人不好的一面，要谨小慎微，心中有知耻敬畏之心，然后说话、行事才会知道什么不该做、什么可以做。否则，由于自己的不慎，别人久之已经习惯，对你的所作所为根本不在乎，不尊重你，那你的成长就既没有了动力，也没有了压力，就会归于堕落。
除了谆谆教导自己的兄弟、子侄们以敬持家，以敬修身之外，曾国藩也非常注重自己的表率作用，言传不如身教，自己不正，怎么能正人呢？对于自己表现出来的不敬的行为、言语，曾国藩常常在日记中表达出警省、自责之意，意在提醒自己。
2.静以修身，勤于早起
《易经》中说：“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乐记》中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老子说；“致虚静，守静笃。”孔子说：“仁者静。”
“静”不单纯是哲学概念，还是助益人立身处世的智慧术语。“静”之一字，蕴含着奥妙无穷的人生真谛和成功谋略。
对“静”的妙用体悟最早的是诸葛亮，他在诫子书中谆谆告诫儿子，无论修身、立志、治学，都要以“静”为本：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欲静也，才欲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静无以成学。”
在这段话中，诸葛亮提出了“静以修身”的概念。北宋理学家周敦颐更进一步提出了“主静”说。曾国藩的“静”字功夫，就是从“主静”来的。
刚考中进士之时，和许多幸登金榜的士子们一样，曾国藩也踌躇满志，得意非凡。但他一旦为官，由于治国平天下的志气一时无法伸展，也由于初入仕途缺乏为官经验，更由于耐不住翰林的清苦和孤寂，这时的曾国藩脾气极其暴躁，动辄就申斥仆人。曾国荃被接到京城随他学习，也因无法忍受他的脾气愤而归乡。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拜了唐鉴和倭仁为师，精研理学。唐鉴首先就告诉他：“静”字功夫最为重要。曾国藩也由此得到了修身要诀。
唐鉴针对曾国藩“忿狠”的缺点提出了“主静”的建议。曾国藩听了他的教诲，也觉得“静”字功夫正是他所缺乏的。倭仁指教说：“心静则体察精，克治亦省力。若一向东驰西鹜，有溺焉而不知，知而无如何者矣。”也是让他从“静”字下手。
曾国藩悉心听从两位师友的教导，首先遵照唐鉴指示精熟《朱子全书》；然后以倭仁为榜样，订立十二日课，使自己每天做事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三是每天反省自我，详记日记，检讨自己的过失。但是对于好动不好静而性情又刚狠的曾国藩来说，“静”宇功夫也不是那么容易练成的。在动与静之间，恕与忿之间，他忍受着巨大的煎熬。
为了遵守十二“常课”，他专门找人刻印了一些簿子，上面列出详细的表格，每天他都要在表格中填写“常课”的内容。此外，他坚持写日记，练习书法文章。以致这些成了他一生的习惯，从来没有放弃，直到去世。
周敦颐认为，天地诞生之前的“无极”本来就是静的，因此人的本性也是静，只是由于后天染上了“欲”，才破坏了“静”的状态。只有通过“无欲”的功夫，才能实现“静”的状态。“静以修身”的要点就是制欲窒忿。曾国藩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他极力控制自己的奢欲、权欲、色欲，以俭朴为信条，以淡泊为依归，戒除淫思，甚至与朋友开玩笑都被他认为是可耻之事而痛加自责。
曾国藩效法倭仁把静坐看作克己的不二法门，他在给自己规定每日必做的功课中就有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念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卵之镇。”起初却苦不堪言，但曾国藩仍坚持了下来，不过“静坐”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与倭仁的静思己过已经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了。从此以后，曾国藩依旧坚持静坐，每当心思烦乱之际、疾病加身之时，坚持静坐，则可调和血气，缓和情绪。后来，曾国藩又补读了《老子》和《庄子》二书，深受道家虚静无为思想影响，“静坐”便由修身之法转变为养生之术了。
“静坐”是一种积极的休息方式，有利于调整人的情绪和机能，养精蓄锐，恢复和增强自身的抗病能力。
曾国藩深受“静坐”之益后，便将之视为养生金方。他一生遵守家法，不信医，不吃药，更不愿吃补药。即使生病，也多靠自身调解得法。他认为，静坐一次，就等于吃一剂汤药。
曾国藩认为静坐可以治肝病、眼病、气喘病，他还向亲友推荐传授静坐之法，直到去世前不久，仍坚持静坐。
早起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能锻炼一个人的意志，其次，早起焕发精神，吃早饭营养充足，白天做事效率较高。再次，早起能够充分考虑好一天要干的事情，对所要做的事情根据轻重缓急予以合理安排，从容应对，所以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如果一个群体、军队，都能早起，则显出一番振作有为的气象。
曾国藩恪守曾氏家风，也正如《朱子治家格言》里所说的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在湘军中也是如此。要整顿湘军时，也以早起为重要要求。他在军中，每天凌晨即起，然后召集幕僚将领，一同吃饭。许多人没有早起习惯，颇以为苦，李鸿章初到曾国藩幕下，因为晚起而受曾国藩责备，实则不愿早起的并非只有他一人。
李鸿章当时以早起为苦，若干年后，他才感到受用无穷。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对曾国藩的女婿吴永说：“我老师实在厉害，从前我在他大营中，从他办事，他每天一早起来，六点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办法，只得勉强赶起，胡乱盥洗，朦胧前去过卯，真受不了。迨日久勉强习惯了，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后来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
曾国藩总结为人、用兵、治家、居官的失败规律，都离不开一个“惰”字。因此必须加以克服。他还说过“百种弊病皆从懒生”，认为懒惰是恶行、疾病的根源。“勤者，逸之反也”，“动，所以儆惰也”，克服懒惰，要靠“勤”字。
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曾国藩在一篇“习劳而神钦”的伟论中谈到了“勤则寿，逸则天”的养身之法，认为勤不但可以兴家办事，还可养生。
曾国藩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认为懒惰不仅为败事之兆，还是致病之源。“劳则善心生，佚则淫心生”，“天下百病，生于懒也”，“百种弊病皆从懒生”，这些都是他亲身体验的结果。这些病既包括为人办事的毛病，也包括身心的问题。
一个人勤劳，不但锻炼了意志、毅力，在劳作的时候集中精力乐在其中，反而觉得很愉快，所以曾国藩称“勤”是生动之气，而惰则是衰退之气。如果贪图安逸，说明此人没有远大理想，没有为实现理想而努力奋斗的意志，实则百无聊赖，心灵空虚，并无快乐可言。为了填补空虚，他可能要采取一些不好的行动，养成更坏的习惯，由此走向末路。
曾国藩自己戒掉了烟瘾，也与勤奋有关。他认为，吸烟使人志气颓靡，百事俱废，当然无法勤以治事。他说，“绿营兵弁大半吸食洋烟，正是‘勤’字反面。”除吸烟外，其他不良嗜好也是“勤”的反面。何璟升任山西巡抚，曾国藩就告诫他：“激励之法，则以‘勤’字为先，又以远声色、屏嗜好为‘励’字之本。”勤劳之人，不良习惯必少，亦因此之故。
即使是早起，也有增益身心作用，如果行之有常，“其功实能长精神却疾病。”他对曾纪泽说：“起早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