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1)

1.1 问题的提出及其研究意义

1.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我国现阶段面临的现实问题增长与发展是经济学永恒的主题，就其重要性而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应当是当今经济学领域中最核心的问题。自从人类历史进入20世纪中叶以来，经济发展理论给发展赋予了特定的含义，认为发展特指发展中国家从欠发达走向发达，由传统社会经济状态向现代社会经济状态的转变过程。在实践中，过去20多年里经济发展的一个最惊人的例子就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全世界150个国家比较，1978～1998年的20年间，中国几乎所有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名列前茅。把中国的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放进去，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年平均经济增长率超过9％的前10位分别是中国和她的一些省份（蔡昉、林毅夫，2003），这被誉为经济发展中的"奇迹"。

经济学家萨缪尔逊（1992）认为，"发展是整个社会制度向上的运动，换言之，这不仅涉及到生产、产品的分配和生产方式，也涉及到生活水平、制度、观念和政策"。因此，经济发展不仅包含经济增长，还包括就业、收入分配，社会公平、制度变迁、价值观转变乃至文化革命等广泛的内容。在过去20多年中国发生的社会变迁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业转向非农产业、由农村流向城市，可谓是最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随着农业家庭经营制度的确立和市场经济体制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逐步取代，曾经被长期禁锢在土地上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开始脱离出来在非农产业中寻找就业机会，在新的制度框架和发展环境中搜索更适于自身的行业。

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如传统农业）向现代部门（如城市非农产业）转移，是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是实现"现代经济增长（Modem Economy Growth）"的必由之路。一般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农村传统部门，农村传统部门劳动力过剩是一国经济的重要特征。当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进入工业化加速时期，劳动力也会相应地由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传统部门劳动力过剩现象会逐步得到消除，并最终形成一个与产业结构大体近似的劳动力就业结构（Lewis，1954）。

值得一提的是，成功实现这一过程是以劳动力自由流动为前提的，如果经济中存在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劳动力由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转移就会被人为阻断。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也可能通过某种非市场化的途径加速工业化过程，但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不可能与工业化过程同步，必然出现就业结构转换滞后于产值结构转换的现象。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起步时间就明显滞后于工业化发展（Carter，1997）。Burke（1975）指出，没有发展的增长是欠发达国家的"二元"社会的特征。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长期实行了依靠农业积累支撑城市高速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引起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形成城乡差别悬殊的二元化社会结构。工业化被限制在城市的范围内独立运行，而没有带动农村的繁荣，工业化创造的成果没有改善城乡之间的协调关系。

回顾我国的经济发展历史，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致力于实现国家工业化。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工农业产值结构的重大转变。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所占份额1952年为50.5％，到1978年下降到28.1％，下降了22.4个百分点，但同期农业劳动力的比重仅下降13个百分点。到1978年，农业劳动力在全社会劳动力中所占比重仍然高达70.3％。

造成这种劳动力就业转换滞后于产值转换的根本原因是1978年以前我国在工业化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一直存在着限制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即国家通过实行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政策，严格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以及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领域就业。在中国，工业化与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城市化步伐的不一致，一方面造成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积压，带来后期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常规的转移道路和方式；另一方面，城市化、工业化与农村人口非农化过程的不同步所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也会比较突出地表现出来。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放开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政策，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这一情况得到一定缓解。然而，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基数大，而且随着农村人口的增长、农业技术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农用土地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不断增加。如果再考虑城市就业竞争给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造成的压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形势更显严峻。

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中最为积极的一个因素，作为劳动力要素丰富的发展中大国，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合理配置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劳动力就业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而且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以及在新的贸易格局下能否在国际竞争中发挥比较优势，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劳动力资源能否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

针对我国的特殊实情，国内外许多学者就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劳动力配置结构变化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改革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机制和作用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为我国政府制定合理的劳动力配置政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个复杂长期的现象，尚有许多未解决的问题，理论界对我国现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也未形成一个公认的结论。过去20多年，经济发展促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现象仍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伴随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2.城乡内生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也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条件和结果

亚当·斯密（Simith，1776）在其划时代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将经济增长的渊源归于分工，他在第一篇开篇就提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出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因此，在斯密看来，推动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分工的日益深化和不断演进。

从斯密时代开始至今，增长与发展理论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经济学家寻求增长动因的过程。我们可以从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动因的不同认识将其划分为不同的时期：重农主义者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是根本；重商主义时期则强调对外贸易的重要性；古典主义时期，人们认为物质资本积累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新古典主义时代，学者们开始关注技术进步，但当时技术进步是一个外生因素；新增长理论者们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将技术进步内生化。从而深化了人们对增长动因的认识。在增长理论发展的过程中，以Solow（1956）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者将技术进步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而随后出现的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则是人们对增长问题认识的升华。新增长理论的出现标志着新古典经济理论向经济发展理论的融合（薛进军，1993），这一融合的显著特点是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的技术变化），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作用的产物，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是我国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在世界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是，从根本上说，我国经济的高增长是以较高的消耗、较低的效率换来的。当通过劳动、资本等要素投入而实现的经济粗放增长持续到一定阶段以后，会出现要素的边际产出递减，经济增长绩效下降。而且除了劳动力（仅指简单劳动力）绝对过剩外，没有哪种要素经得起过度、浪费型的使用。因此，要保持我国经济的增长势头，引进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十分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培育自己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能力的同时，改善现有要素的配置结构，配合有利于长期发展的制度，以提高存量要素的生产率，从而加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

根据H.Chenery（1975）和国内许多学者的研究，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或处于从基本实现工业化向工业全面现代化的转变时期。加速技术进步，提高科技进步对增长的贡献率，转变增长方式，将加剧日前我国在经济结构方面的深层次矛盾。加速技术进步，必然带来传统的手工技术、工业技术的逐步消亡。对于简单劳动力绝对过剩的中国而言，这不仅是一个极其困难的过程，同时也将带来大量的失业现象。这对由于体制改革所释放出的剩余劳动力市场而言，无疑是个难题。因此中国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加速技术进步的同时，顺利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妥善解决大量劳动力释放的难题，既保障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又可保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总之，虽然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内生技术进步理论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在处理现实经济问题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和拓展。从我国经济实现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方式根本转变的客观需要出发，必须综合考虑技术进步在整个时期中的变化规律和模式，探讨技术进步在不同时期中对增长和发展的不同作用。本书所关注的是我国亟待解决的农村劳动力过剩这一现实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后如何进行要素配置从而带来技术变革，以实现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这一问题的探索，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有切中现实的实践意义，也是本书研究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