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最高当局选择了这样一个年份向世人透露一个伟大的发现，无疑是有着巨大的政治意义。这个意义正如毛泽东当时接见一位阿尔及利亚客人时说的：帝国主义分子前不久还叫嚣中国政府要垮台，现在不做声了，因为还没有垮，而且更硬气了。见美！！，特里尔毛泽东传364页在毛泽东眼里，当时最危险的帝国主义分子是邻国的苏联。
在五十年代末期至六十年代初的六七年间，中国这个诞生不久的共和国，在人为和自然因素的交叉袭击下，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在身后，是六万万人民的饥荒与贫困；在前面，是东南西北全方位的反华包围圈。大庆油田的发现，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兴奋的事件之―。1964年的这一年中，中国还发生了另一件令毛泽东欢欣鼓舞的事，即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
大庆油田和原子弹，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解除了来自前后的沉重压力，共和国由此在国际舞台上开始以新的形象出现。
如果说原子弹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一切反华反共势力进行较量的砝码，那么，大庆油田则可以比做社会主义共和国奔向现代化强国的列车轨道。
毛泽东看重大庆油田是站在政治家的政治角度。他褒奖为大庆油田的发现与开发的有功之臣，绝非亚于与他一起打天下的共和国开国元勋们。在石油系统，毛泽东褒奖了余秋里、康世恩和铁人王进喜。在地质系统，李四光成了他的红人。应该说，毛泽东对石油部、地质部这两个亲兄弟的褒奖是公平的。但是，由于后来的历史走向，出现了激烈的政治运动，这种公平则随之也暴露出了严重的不公平隐患。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叶开始，毛泽东的威望到了巔峰状态。他的一句好话、一个褒奖，总是带着浓重的政治色彩这种政治色彩即是他老人家一贯所奉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哲学。最后也导致了后来关于在大庆油田发现问题上旷曰持久的名利之争。
大庆油田发现与开发的开始儿年里，正如前面所言，石油部和地质部其实从未因谁功劳大谁功劳小出现过公开或者背地里的摩擦。这种名利之争，在科技工作者里面，也不曾出现，至少黄汲清等一批大师从没想过什么个人的名与利。为社会主义建设贡歒力量，是五六十年代广大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心愿和崇髙情操。只是后来的政治势态发展，迫使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必须起来捍卫自己应有的尊严而已。
人来到这个世上，谁都有维护和捍卫自己尊严的权利。然而，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为了维护和捍卫自己的荨严，却付出了不堪回首的代价。
文化大革命是他们经历的最漫长、最黑暗的作为人的最基本的尊严得不到保证的岁月。那年月，大多数知识分子被当作发奥的垃圾推进垃圾筒，或者干跪挖个政治的坑给埋起来。
说毛泽东的晚年是一个悲剧，是因为他老人家的头脑中有过多的敌人。他在国际事务中把帝国主义的概念无限度的延伸，造成了中国的极度孤立；在国内，老人家的敌人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那些本质上就反动的知识分子。
黄汲清被划归为那些本质上就反动的知识分子一类。
反动的知识分子是相对于革命的知识分子而被归类出来的。在地学界，不用说，黄汲清是反对毛泽东思想而执行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路线的的反动的知识分子。
1964年，黄汲清60岁。文革开始，黄汲清62岁。黄汲清压根儿就没想到，在他古来稀的年岁，历史竟会将他与他所一直尊敬的人物对立起来。
历史在捉弄黄汲清，同时也在捉弄当时的那个时代。这一切在客观上是可以归功于毛泽东及他老人家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1964年，毛泽东向全国工交系统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大庆从此成为一面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红旗。这面红旗高髙飘扬了几十年。就广义而言，毛泽东的这个口号并没有任何可指责的地方。在这个口号的后面还有两个号召，即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在文革之后，社会上曾经对学大褰提出了许多质疑，其中最根本的是认为大寨并不能作为中国农村的模式，还有便是陈永贵、郭凤莲那样的典型人物被拔得太离谱了。其实，毛泽东提出这号召，其基本出发点没有多少错。只是后来的有一些典型由于被吹、拔得太离地。一离地就变得虚假，一虚假别人反倒不信了。陈永贵晚年的悲剧与毛泽东一样。郭凤莲现在正是吸取她的前辈的教训，因而又重新受到人民的尊敬。
我们一向尊敬的大科学家李四光先生或许连他本人都没有意识到，他在大庆油田发现之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十几年间，在某种程度上也陷入了与陈永贵相同的悲剧命运。不过，在公众的记忆和印象中，李四光的运气要比陈永贵式的一批历史上的风云人物要好得多，至少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几个人说他坏话一一笔者的本篇文章里其实也丝毫不是在说他坏话。特此叙述一个情节：在写此文中间，有一天笔者和杂志社的同行路过李四光的塑像时，提议道：来，我们一起站在这位卓越的科学大师面前照个相，让大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张照片后来一直压在笔者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只是历史已经把我们推到了一个新的世纪，而在这新世纪即将到来之前，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发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向世人、向子孙们说个明白，以免再将这个世纪的一些误会、一些误解带给后人。中国在二十世纪有太多的痛苦，每一个正直的中国公民都希望自己的祖国在新的世纪不再出现痛苦，至少是不厲于人为造成的痛苦。
为了明天不痛苦，有时不得不去揭一下昨天的伤疤。于是，这就
大庆油田发现真相
会使个别人感到痛苦起来。如果个别人的暂时痛苦，能换取更多的人在明天不再痛苦，我想这个别人的痛苦也算是一种奉献。我真诚希望以往那些将李四光视为神的个别人能拿出这种奉献精神和大度来。
199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我因为写一部警卫领袖风云录而采访过不少当年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他们告诉我，自1964年以后，直至1976年去世前的十几年间，毛泽东实际上过着深居简出的隐居生活。除了一些重要的外事活动外，连总理周恩来和四人帮中的江青等人也都不太容易受到这位政治圣人的接见了。至于知识界、科技界的人物要想与毛泽东会面，机会那就更希罕了。然而，李四光除外。有史料记栽，仅1964年—年中，毛泽东就两次单独会见过李四光，而且都是朋友式的。一次是两人笑谈太极拳，另一次是请李四光到中南海怀仁堂看豫剧朝阳沟。之后的若干年间，毛泽东见李四光必夸他发现大庆油田的功劳，在谈大庆油田时，毛泽东必提及李四光。历史使李四光成为科技界一面红旗。
文革开始前，大庆已经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文革后，大庆更是一面鲜红的战旗，像王进喜那样打钻的钻工也当上了拥有几十万人队伍的大庆油田革委会副主任。大庆离不开李四光，李四光随大庆宣传的升温而升温。
人到了圣坛会变成使人惧怕的鬼神。
科学到了圣坛会变成一派荒诞。
在地学界，以黄汲清、谢家荣为代表的一大批正直的科学家，之所以不服宣传上的某些做法和提法，原因只有一个：科学必须尊重客观事实，科学不能一家之言。
黄、谢两位科学大师在他们身后还有成千上万的追随者太天真了，他们以为在暴风骤雨的政治斗争面前，也可以采用像搞科学一样的诚实态度去对待。大师们彻底地想错了。当他们还来不及发现自己的想法错在何处时，革命风暴已经把他们从万众敬仰的科学大师座椅上拉到了以鼠为伍的地下狱室。在棍棒和飞机式面前，身材魁梢的谢家荣奉行的是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古讲因而最终以自杀方式结束了其辉煌的一生。黄汲清太瘦小，瘦小得他想在那间暗无天日的地下狱室里将自己的身子撞击水泥地的力气都没有……
这位当时不足80市斤体重的大师，在谢家荣去世之后，以地学界最大的反动学术权威身份，遭受到慘无人道的灵魂与肉体的摧残。
文革初期，黄汲清当时是中国地质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在这个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科研圣殿里，少数几个以打砸抢为嗜好的造反派分子掌握了科学院生杀大权。在文革开始的并不长的时间里，他们逼死了谢家荣，又逼死了另一位著名地质矿床学家孟宪民，他是我国最著名的锡都云南个旧锡矿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者，还是世界上第一块新矿种香花石矿的发现者。孟宪民在地科院的一批失去了基本人性的造反派的淫威下，从办公大楼的三楼窗户跳楼而死。目击者对这位大师死状至今一说起来仍会浑身发抖。他的脑袋倒插在双肩中央，地上白花花的红殷殷的一大摊……，目击者告诉我，那白的是脑浆，那红的是鲜血。孟宪民死的时候是中国地质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当时，黄汲清不是没有过像谢家荣、孟宪民两位好友一样了结此生而万事大吉的念头，但他没有这种机会。造反派们不允许地学界失去批判和打击的一个最大的对象。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在不停地升级的飞机式与批判大会上，才能体验到那种革命的快乐感和胜利感。如果失去了批判与打击的对象，这种斗争就没劲！就不过癱！
黄汲清被关进了一间特设的地下狱室，从此开始了长达一百八十多天的长时间逼供审讯……
—次又一次的提审，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使打晕批昏了的黄汲清反倒越来越清醒起来：干吗要死？我没有错！我的学术有什么问题？没有呀！大庆油田是个例证！毛主席不是提倡要学大庆吗？相信党和人民不会把功臣当罪人的！
一位每天接受几小时逼供、见不着太阳见不到光线，只能吃一个慢头或两个窝窝头的老人，在半年后竟然还活着从几十级台阶下走出来，真是一个奇迹！
黄汲清从地下狱室出来的时候，家里给他称了一次体重：78市斤。在这之前的四十多年里，黄汲清说自己的体重没有少过一百三十斤。
这不是失去人性的摧残是什么？我不知道当年参与迫害大师的那些革命者现在是否还活着。如果活着，他们应当为做过这样的事而每夭到教堂在耶鲰的十字架面前忏悔一千次，否则天地不容！如今有人一说文革就把所有的错误与罪过统统地归到林彪、四人帮身上，我以为似乎太过于简单化了！
莫哭莫哭，出来就好了嘛！黄汲清问到家，妻子陈传骏抚摸着瘦得像个孩子似的丈夫，整宿地痛哭不停。连抬眼力气都没有的黄汲清反倒安慰起妻子来。他哪里知道这半年中妻子是怎么过来的。我到中国地质科学院采访，当向有关人士问起那一段事时，他们的面部表情一下冷峻起来：啊哟，那个时候，我们在楼上办公，每天从早到晚只要往窗外的楼底下看，就会看到陈老太太黄夫人笔者注的身影。她老在楼底下来回地走动，想有机会看一眼关在地下室的黄先生，我们告诉她说是不会见到的，可她不信，照常还是每天来，不管刮风下雨。那样子实在太可怜了，后来我们都不敢朝窗外张望，怕看到她……
陈传骏就是这样一位至诚至爱的妻子。
黄汲清在生前不止一次这样对子女说过，他的一生如果没有爱妻的关心体贴，就可能没有筝业上的如此成就，也不可能活到91岁高龄。我采访黄汲清的子女，他们跟我说的一样：没有母亲，就没有父亲的辉煌一生！
大师一生中若有最庆幸的事，应当是找了陈传骏这位贤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