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关于诺贝尔的虚构著作中，有一本书的名字是《无人知晓的人》。由于即使在他做出很多发明而变成世界名人、他的企业变得异常巨大，他自己也变为一个富翁之后，他仍然不喜欢出头露面。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这个书名是无可非议的。
不管是在他间隔访问的祖国，还是在他安家落户的其他国家，他大体上保持着不为广大公众知晓的情况。
对于他的同代人来说，他们对于一位“工业大王”或“大资本家”，应该具有怎样一种仪容和举止，或许有着先入之见和老套概念。
毫无疑问，会对这位居住在马里科迪大街的个子矮小、皮肤发灰的人感到失望。
诺贝尔既不会虚张门面，也不会大摆架子，而是以自己的风度轻轻地走来走去，他自己几乎不注意讲究或奢侈，对他周围的东西和服务要求也不高。邻居们和走路的人只看见他把自己包在马车上的毛毯里。
每天清早，几匹养得肥壮的马都拖着马车，以轻快的脚步驰向在塞夫兰的实验室；或者在每天下午回家的路上看到他，不过很少有一个固定时间。
由于诺贝尔的职业关系，他经常在异常偏远的地方进行研究和实验，因此，他实际上很少到餐馆去。在这种情况下，同其他人交往的机会也就少得可怜。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位隐士，他所受的全面教育和对各种学问继续保持的敏锐兴趣，使他不可能成为这种人。
但是，无论他在巴黎、阿迪尔还是在圣雷莫居住期间，他经常单独进行自己的部署，并且隐没在遥远的旅途上，这就意味着他在自己的家庭环境里，以他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受人注意的人。
另外一方面，在19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期间，诺贝尔在柏林、巴黎、维也纳、伦敦和汉堡的某些大工业间与金融界，是如此赫赫有名，以至于他不可避免地成为被注意和尊敬的中心。同样，这种情况所包含的不方便也就难以避免了。
在这些特定领域里，对他本人作为一个参谋人、金融家、赞助人和许多别的角色，为什么会表现出那么大的兴趣来，这是有着很多理由的。
但是，由于诺贝尔的名字经常是公司名称和炸药商品的一部分，这就难免要同硝化甘油和黄色炸药不时从中起作用的受到广泛宣传的故事、暴行以及同诉讼和同国家与地方政府的纠纷等联系起来。
因此，有时候这个名字被用不愉快的口气叫出来，正像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而且感情是高度激动的。这只能把这位敏感的人更深地赶进他的壳里——也就是他的工作中去。
那么，难道这位杰出的人就不需要朋友、休息和娱乐了吗？答案是需要，但他只是在经过仔细考虑之后，以他自己的方式出来活动。
在交友方面，诺贝尔很特别，而且经验使得他那么多疑，以至于能够算得上朋友的人寥寥无几。他们是经过考验的，并且还要继续经受考验，而这是需要时间的。
从他早年起，所结交的朋友有西奥多·温克勒、阿拉克里·利德伯克、卡尔·奥伯格、阿道夫·阿尔塞尔·诺登舍尔德和索尔斯德·诺登费尔特等人。
此外，还有他的侄儿伊曼纽尔·扬斯特罗姆兄弟，以及拉哥那·索尔曼等他后期交往的一些朋友。
对诺贝尔来说，休息是生活中无关紧要的一件小事，因此，同工作相比休息安排得很不合理，并且显然只是在绝对需要的情况下，才进行休息的。当技术上的劲头促使他继续干下去的时候，他是不允许休息来侵犯工作的。
至于娱乐和公认的那些取得乐趣的活动，诺贝尔虽然广泛熟悉，但却更加是一个消极的旁观者，而不是一个积极的参加者。
朋友们曾经谈过平静的赞许和慈祥微笑的诺贝尔，却没有提过他的兴高采烈和放声大笑。看来在他的整个一生中，他始终恪守自己年轻时的意见，认为消遣同宗教一样，是通过研究自然的伟大课题来取得的。他在这方面始终有着浓厚的兴趣。
在诺贝尔那难以驾驭的工作热情中，他既不是为了追求诸如名誉和黄金之类人们常想达到的目的，也不是为了争夺权势，更不在意有了这一切后就会有的奢侈的生活方式。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诱惑他。
在他一生63年的生活中有40年主要是由三种不同的活动来填补的：
其一是技术试验工作。这项工作吸引了他一生的兴趣，在这方面他是得心应手的。
其二是实业事务和组织工作。在这方面他由于有自己的专门知识而恰到好处，但却认为这仅仅是一种必要的东西。然而，由于它的复杂性，又是一种令人讨厌的祸害。
其三是旅行。这是出自另外两件活动的需要。虽然在他那个时候，旅行是件疲劳和不舒服的事，但对他这种不肯休息的性格来说，却是非常相宜的。
因此，他好像除了工作以外，就根本没有时间来做别的事情，但是这种观点，由于下面的考虑而有所缓和。
诺贝尔的发明和实业事务工作，以及同外部世界有关联和影响的一切，大部分已探讨介绍过了，没有谈到的只是他的旅行。这些旅行已经不时地在文字上显示过，但却从未仔细地加以叙述。
诺贝尔的旅行在当时来说，不仅次数频繁，而且范围也是异乎寻常地广泛。如果我们查阅他的书信和账簿，检查他的图书和与他本人有关的证件，就可以看到他的几个新的生活侧面。
原始材料和无数电报与信件的内容，说明这些旅行都是有充分计划的，经常包括在某处著名的温泉场或疗养地逗留一段时间。这就是诺贝尔所进行的休养尝试。
诺贝尔的休息是通过交换一下景色进行的，但对于他正在设法解决的那些问题，却一点也没有放松。虽然他经常表示愿意丢开工作完全休息一下，然而却一直做不到。许多问题都在到处陪伴着他，而他在旅途中写的书信，一点儿也不比在家的时候少。
在1866年至1896年间，他曾多次去过一些欧洲的疗养地，停留的时间长短不一；他更喜欢到德国、奥地利、法国、瑞士和意大利各地去旅行。冬天他到南方去，夏天则到北方去。
正像人们所料想的那样，这些地方通常是在他的几座工厂和公司总部的旅途之间，而他则通过周密的思考，把那里当做歇脚的地方。
因为他有许多不寻常的疾病，因此，在他的旅途中，他常常去找一些被人推荐，但他却并不信任的专家们来治疗这种或那种病症，但他只接受诊断检查，却从不坚持治疗，也许在开始治疗之前，就对这些专家们进行挖苦性的批评了。
书信表明，诺贝尔经常因为同某个人有约会而出现在一处疗养地，例如，要见住在遥远的圣彼得堡的哥哥路德维希，或者他有事与之相谈的某工业大王。
诺贝尔经常去访问德累斯顿这座美丽的小城，因为他曾说过：“它始终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我愿意回到那里去。”
但对他这种喜欢的真正理由，则不甚了解。奥地利时髦的温泉伊斯什尔，是他在19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最常去的地方，只是因为他所珍爱的那位年轻的女人，因而不时住在他在那里买下的一座漂亮的别墅里。
诺贝尔在伊斯什尔得不到休息，在那里的逗留并不能带来有利于身心健康的自由。
从19世纪80年代末起，诺贝尔在苏黎世的湖上有一只自己设计的小巧美观的游艇，这是世界上第一只完全用铝制成的游艇。
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诺贝尔这位60岁的老人，在这个群山环绕的湖面上，同各种客人坐在游艇上。他们穿的是浅色衣着，而不是乘坐游艇的服装。
在这类游览中，他有一次曾照过一张相片，这是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张可以看到在假日里满意地微笑着的诺贝尔的照片。
诺贝尔经常利用旅行作为拒绝参加一些大型正式活动的借口，因此，他不时匆匆忙忙地外出做一次小的旅行，以便躲避这类事情。
由于出自礼貌，特别由于他是一位考虑周全的人，他当然也不能全部躲避这些活动。请柬和感谢信表明，有几次他曾是法国总统朱尔斯·格雷维在爱丽舍宫招待的客人，并且被安排在非常显著的坐席上。
从一封信上看出，诺贝尔有一次曾因为没有被邀请出席一项公共活动而表示不满。这就是在1882年春天举行的圣哥特哈德铁路的正式通车典礼。
诺贝尔对此很感兴趣，因为在完成这项巨大工程的过程中，技术上获得成功的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之一，就是他的新型爆炸胶。
诺贝尔用下面这段话来发泄他的愤怒：
“据谣传，由于加速完成这条铁路，黄色炸药和炸药胶的费用仅在利息方面就给它省了好几百万，但这一定是个误会，因为要不然的话，即使最没有教养的乡下佬，也不会忘记给我送一份出席典礼的邀请书。”
在诺贝尔的时代，乘火车长途旅行并不舒服，而是充满了颠簸、煤烟和灰尘。他把那狭窄的车厢称为“我的转动的监狱”。他乘坐头等车厢旅行，这一方面是为了不受干扰，另一方面则因为他晕车，并且因为他很瘦，需要有软席座位。
每当冬季，在一些大城市里，他不住在那些大型的豪华旅馆里，而是找那些名声好并且安静的旅馆住。
然而，每当夏季，在那些水乡城市，他则摆摆阔气，总要在最好的旅馆里要一个套间，而且喜欢窗户对着广阔的湖水、公园或者花园，但必须是在背阴的一面。
诺贝尔非常喜欢花儿，在他为自己修建的3座私人实验室的院里，没有一座不带有一个管理良好的花园。
诺贝尔喜欢空气流通和宽敞的屋子，并且非常讲究个人卫生；讨厌拥挤和狭窄的房间，以及不整洁的状况。从他的言语来判断，人们可以设想，他可能患有轻度的幽闭恐惧症。
由于心脏毛病带来的反应，他还惧怕自己出现假死的情况而被活埋，他经常在信里谈到这一点，甚至在遗嘱里还提到它，并且还作了详细的指示，防止在他死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
诺贝尔是位眼光敏锐的旅行家，也是一位对天下事善于鉴别的观察家。在他的书信中，包含着如何对他访问过的地区的自然资源进行商业和技术开发的建议，并且对一些温泉地区的风景和内部情况作过描述。
诺贝尔对上流社会的周围事物和类型所作的直率、尖锐及非常有趣的评价，以及对特鲁维尔、卡尔斯巴德或者圣莫里茨等鲜花之城的生活所作的描述，都是相当精彩的。
诺贝尔在他的整个一生中好学博读，对一般知识也渴求了解。
每当旅行的时候，诺贝尔似乎比平时更自由地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而且总想把自己的观感告诉别人，不管这些细腻的观感是使人高兴的，还是使人扫兴的。
诺贝尔在旅途中，喜欢欣赏海洋，沐浴清风，眺望星空和沉醉于大地的芬芳，但却不喜欢同人们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