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波兰，那些家长常常瞧不起谋职的家庭教师，认为这些“懂得一点知识的穷人”理应对富家小姐曲意逢迎、强颜欢笑。
如果小姐出门未归，误了授课时间，家长们往往不会为女儿的行为感到抱歉，请求老师原谅，反而会像对下人说话那样满不在乎地说：“小姐还没回来，因为她不太喜欢读书，玩起来就会忘记一切。不过，她还小，这是不足为怪的事，你等一下，她会回来的。”如此等。
玛丽的心中窝着一股火，但为了不丢掉一份好不容易找到的家教，只好白白浪费自己的时间，在那儿等待学生的归来。
更让人生气的是，到每月该付授课费时，这些富人忽然都成了莫里哀剧中的“阿巴贡”，为少得可怜的几个钱一拖再拖。
每一次玛丽受到这种窝囊气，回到家就会气愤地说：“可恶！这些为富不仁的人真可恶！讨厌！”每逢这时，布罗妮娅都会低声安慰她，慢慢抚平妹妹心灵上的委屈、创伤。
这种日复一日、缺乏刺激的生活，对于青年人是一种最危险的麻醉剂，多少有志青年在这种平庸的生活中失去了理想、追求和激情，最后成了一个成天发牢骚的、不可救药的愤世嫉俗者。玛丽也有过这种危险的心态：感到无聊。
这种平庸的生活如果继续持续下去，肯定会损害玛丽的心态，但幸亏她结识了一位比她大十来岁的中学女教师皮娅塞茨卡小姐。玛丽被这位知识渊博、意志坚强的女人吸引住了。
皮娅塞茨卡小姐熟悉波兰以外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在她的帮助下，玛丽逐渐知道了法国实证主义创始人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英国哲学家、心理学家斯宾塞的以经验为基础的“综合哲学”，还知道了法国微生物学创立者巴斯德的“生源论”，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以及他提出的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进化学说，还有法国生理学家伯纳德的最新发现。
玛丽强烈的求知欲望，立即在皮娅塞茨卡小姐激情的讲述中被煽动起来，像冬眠结束的熊一样，一旦苏醒过来，就会很快产生强烈的食欲。
对于像玛丽这样的人，正如培根所说的那样，除了知识和学问之外，世上没有任何其他力量能在她的精神和心灵，思想、想象、见解和信仰中建立起统治和权威。
在皮娅塞茨卡小姐的劝说下，玛丽和她的两个姐姐一起参加了一种半公开半秘密活动的“流动大学”。
在流动大学里，玛丽他们定期请一些有学识的教师，为需要知识的青年们讲授解剖学、自然科学、社会学和博物学等课程。这样，一方面增加了自身的学识，另一方面通过学习，增强了对祖国未来发展的信心。
除了听课以外，“流动大学”的成员们还到工厂和其他一些急需文化知识的地方去讲课，传授文化知识。玛丽被分配到一个缝纫工厂去为女工们服务。她热情高涨地为女工们朗读，还设法为大家组建一个小小的图书室。
如果循着这样一条道路发展下去，玛丽也许会成为一位坚定的职业革命家，但这件事并没有发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如父亲对自然科学的爱好，从小就引起她强烈的神秘感，这种朦胧的神秘感，想必已经在玛丽的心灵深处织出了一个难解的情结，影响她的终生。
有一次，玛丽在与约瑟夫、海拉讨论青年人应该有什么样的理想和怎样为复兴波兰而决定自己的行动时，她认真思索后说：
我不认为参加运动是最好的方式。刚刚进入社会，自己闯一闯就会懂的。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对科学、数学、文学等各方面的知识都十分缺乏，如果有了真正的知识，在关键时刻，就会作出正确的判断。
正是在这种认识下，玛丽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毅然对布罗妮娅谈起去巴黎深造的事情。这时，布罗妮娅不解地问：“你怎么突然像做梦一样想起这桩事情了呢？”
“我最近考虑了好久，也和爸爸谈过，我想，我已经想出了一条可以走得通的路了。”玛丽说。
“走得通的路？我不明白。”
玛丽心中有数地问布罗妮娅：“为了去巴黎读书，你已经存了多少钱？能在巴黎生活多久？”
布罗妮娅一定是反复算过她的存款，所以很快地回答说：“除了旅费以外，可以生活一年左右吧。可是，在巴黎念完医科大学得五年！钱差得太远了！”玛丽不理会布罗妮娅的沮丧，她继续说，“我有办法实现你和我的梦想。”
“你疯了！”
“听我说。到巴黎以后开始的第一年，你用自己的存款生活，以后我可以设法寄钱给你，爸爸也会尽力寄一点。”
“玛丽！你哪有钱寄给我？”
“靠现在这样授课一小时只赚半个卢布，当然不会有钱寄给你，但是如果我到乡村去找一家愿意供食宿的家庭当家庭教师，那我一年可以挣四百多卢布，不是就可以寄钱给你了吗？”
布罗妮娅感激的泪水不由自主地充满眼眶，她声音哽咽地说：“玛丽，我的小妹妹。”
“同时，我自己也还可以存一些钱，等你读完了医科大学，就轮到我去巴黎读书了，而你已经当上了医生，不就又可以帮助我了吗？”玛丽说道。
“小玛丽！你真好，但是当家庭教师会让你受很多委屈的。”
“你还记得阿斯尼克的诗吗？‘寻找那不为人知的新路，建造一座未来的殿堂。’我们的新路一定可以走通，我们未来的殿堂一定可以建造得更辉煌，是吗？”
布罗妮娅犹豫地说：“玛丽，你比我更优秀，为什么不是你先去。”
“别犯傻了。你今年已经20岁了，我还不满18岁，当然是你先去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