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而后工”，是对文人经历磨难而写出成功作品的褒誉之言。这句话当然很中听，但若是一个文人为了“工”，而认可这个“穷”，那可真是有点贱骨头了。
对作家而言，这个“穷”，分为两种状态，一是物质上的，一是精神层面的。而统治者对于文人的折腾、打击、压迫、摧残，还包括不一定付诸行动，只是成年累月悬在脑袋上，不知何时掉下来的那种克利达摩斯之剑的恐怖，这种精神上的“穷”，要比物质上的穷，更教文人吃不消，受不了。
尽管如此，一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有很多大师，在这两种“穷”的处境之下，能够得以成就其“工”，写出不朽，也许这就是中国文人的伟大之处了。于是，不禁要问，这种物质上的“穷”，加之精神上的“穷”，为什么，反而能激起作家奋发，努力，写出成功作品呢？
先前的“穷”，后来的“工”，这其中有些什么必然的关联么？
读清人蒲松龄《聊斋志异》，其中有一篇《鸽异》，似可悟出一些道理来。文章说：
鸽然甚繁，名不可屈以指，惟好事者能辨之也。邹平张公子幼量，癖好之，按经以求，务尽其种。其养之也，如保婴儿，冷则疗以粉草，热则投以盐颗。鸽善睡，睡太甚，有病麻痹而死者。张在广陵以十金购一鸽，体最小，善走，置地上，盘旋无已时，不至于死不休也。故常须人把握之。夜置群中使惊诸鸽，可以免痹股之病，是名“夜游”。
这只名曰“夜游”的鸽子，一夕数惊鸽群，使其免于“痹股之病”的强迫做法，与南方渔民进城贩卖活鱼的措施相同，都要在鱼桶里放进一条吃鱼的鱼，唯其别的鱼怕被“追杀”，就得闪避，就得逃脱，就得不停游动，这样，可以保持长时间的鲜活状态。看来，制造紧张，制造不安，制造恐惧，制造痛苦的所谓“穷”，也是激活文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所谓“工”的过程。
若果真如此，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说不定倒要向历代制造文字狱的帝王鞠一大躬。
想起20世纪的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倒有可能是一个眼前的，现成的，为大家所熟知的例证。此公作为囚徒，流放到古拉格群岛，挣扎在死亡的边缘多年，很悲惨，很艰难，自不待言。然而，他能够在活下来都不容易的炼狱中，以想象不到的毅力，写出那部关于集中营的皇皇巨著，着实令人敬佩。
后来，他走运了，逃离古拉格，后来，他更走运了，获得了诺贝尔奖，再后来，他更更走运了，冲出铁幕定居美国。但他始料不及的是，向纽约港口那尊女神顶礼膜拜的同时，有了自由，是不必说的了，从此却没了文学，至少再没有像样的文学，这真是欲哭无泪，无可奈何之事。
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呢？当他在古拉格群岛煎熬的年代里，克格勃无所不在的恐怖，实际起到了蒲留仙笔下那只停不下来的“夜游”效应，起到了南方渔民水桶里那条吃鱼的鱼的“追杀”效应。老用手枪顶住你的脑门，老用封条糊住你的嘴巴，老用绳索绑住你的手脚，老用死亡威胁你的生命，激发了这位在恐怖下生存的大师，要在恐怖下写作的强烈欲望。
后来，这个外部条件不复存在了，他的创造力也就无法激活，便不可避免地患上蒲氏所说的“痹股之病”。我看过他在美国寓所的一张照片，站在门口，有点像伊凡雷帝的那个弱智儿子，恹恹地甚乏生气，那张脸，很像一条肚子翻了过来的死鱼模样。估计，从今往后，他的文学翅膀也许还能展开一二，但若想飞得很高，很远，是不可能的了。
这大概就是他在自由的美利坚，再写不出什么具有震撼力作品的缘故。
中国古人常有言简意赅而精彩非常的论断。《国语·鲁语下》里有这样一句名言：“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
“沃土”或者“瘠土”，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作家赖以生存的好与坏的条件，藉以写作的优与劣的环境。愤怒出诗人，苦难出文学，若是太快活了，太安逸了，太优越了，连性命都会受到影响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谓予不信，康熙朝的短命诗人纳兰性德，则是证明这句古语的典型事例。
大清三百年，有无数出名的和不出名的文人，没有一位比他更幸运。很长时间内，中国的索隐派红学家，认定他就是贾宝玉的原型人物。因为他的确也是一位特别多情，特别浪漫的富贵公子。在文学史上，有人可能风流，可并不富贵；有人可能富贵，但并不风流。有人可能是才子，可讨不来佳人芳心；有人可能很得女人垂青，但作品写得很拆烂污。唯这位纳兰性德，却是兼而有之的幸运儿。
纳兰眷一女，绝色也，有婚姻之约，旋此女入宫，顿成陌路。容若愁思郁结，誓必一见，了此宿因。会遭国丧，喇嘛每日应入宫唪经，容若贿通喇嘛，披袈裟，居然入宫，果得一见彼姝，而宫禁森严，竟如汉武帝重见李夫人故事，始终无由通一词，怅然而去。（蒋瑞藻《小说考证》引《海沤闲话》）老天给他的风流很多，给他的才华也很多，但是留给他挥洒文彩的岁月却很少，留给他享受爱情的日子则更少。也许他意识到上帝的吝啬，感觉到生命之短促，所以在他的词章里，拼命描写男女丰富的情感，竭力描写世间美丽的女性。他的《饮水词》，“哀感顽艳”，确是一部“呕其心血，掬其眼泪，和墨铸成的珍品。”（张秉戌《纳兰词笺注》）
纳兰擅写女性心理，特别在表现贵族女子的空闺孤守，离愁别绪，相思情深，恩爱难舍的情感方面，细致入微，体贴动人。他笔下的女性，无不美艳绝伦，而最让人心往神驰的，是他总是要着重写出来的这些女性的青丝秀发。在中国古往今来的诗人当中，他也许是最善于描写女性发饰的一位。试看：
锦帏初卷蝉去绕，却待要，起来还早。（《秋千索》）
风鬟雨鬓，偏是来无准。（《清平乐》）
向拥髻灯前提起，甚日还来，同领略，夜雨空阶滋味。（《秋水·听雨》）
睡起惺忪强自支，经常倾蝉鬓下帘时，夜来悉损小腰肢。（《浣溪纱》）
相逢不语，一朵芙蓉着秋雨。小晕红潮，斜溜鬟心只凤翘。（《减字木兰花》）
谁见薄衫低髻子，抱膝思量。（《浪淘沙》）
曲罢髻鬟偏，风姿真可怜。（《菩萨蛮》）
当代作家写女性时，物质的欲望很强烈，精神的享受很浅薄，目光通常都形而下，几乎没有一位我的同行，会在那些飘逸潇洒的青丝秀发上，很下笔墨功夫。试想一下，纳兰笔下那“薄衫低髻子，抱膝思量”的闺秀，那“曲罢髻鬟偏，风姿可怜”的歌女，让我们读着读着，生出多么绮丽的画面和丰富的想象啊！若无这美发的点染，这些优雅的小姐，该是减色不少呢！
纳兰性德，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人，纳兰氏，其父为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明珠，是康熙的重臣，权倾一时。清康熙朝，满人的汉化程度还不算十分明显，而纳兰为世家，为贵族，早就无所顾忌的全盘接受汉文化影响，曾拜尚书徐乾学为师，并与汉族的官绅、宿儒、名流、文士，广泛交往，过从甚密。
康熙本人尽管很在意满汉之大防，但他却受汉文化影响甚深。对这位与他同龄的重臣之后，才俊之士，实为满族融入汉文化的楷模，既眷注，也关切。圣祖待纳兰，“异于他侍卫，久之，晋二等，寻晋一等，上之幸海子、沙河，及西山、汤泉，及畿辅、五台、口外、盛京、乌剌，及登东岳，幸阙里，省江南，未尝不从。先后赐金牌、彩缎、上尊、御馔、袍帽、鞍马、弧矢、字帖、佩刀、香扇之属甚夥。”（徐乾学《纳兰君神道碑文》）
从赠物中之鞍马、弧矢之类来看，这位清朝皇帝，不无提醒这位年轻侍卫，别忘了种族根本之意。纳兰十七为诸生，十八举乡试，十九成进士，二十二授乾清门侍卫，但他志不在此，一心要追蹑李商隐，李后主，要在文学史上开创属于他的天地。
当时有“满洲词人，男有成容若，女有顾太春”之说，其实，纳兰性德作品的成就，在词的造诣上力臻尽善尽美，称得上是领一代风骚的词宗。如果他不是死得那么早，若有更多的杰作佳构问世，他将是清文学史上不同凡响的诗人，会产生更大的影响。然而，实在令人非常伤感的是，生于1654年，死于1685年的他，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只活了三十一岁。
因为，对于这位出自满洲贵族家庭的诗人来说，优裕的物质环境，优雅的精神世界，优容的贵族生活，优渥的政治待遇……联想到“穷而后工”这种说法，幸乎，不幸乎，还真值得斟酌。
他的《饮水词》，无论当时的评论，还是后来的研究者，常以南唐主、玉谿生与之比拟。但是，天不假之以年，纵有盖世才华，也不得淋漓尽致地发挥，唯有赍恨而没。这就是他老师在《神道碑文》中不胜叹息的，“甫及三十，奄忽辞世，使千古而下，与颜子渊、贾太傅并称”。
由此可见，过于幸福，过于美满，过于无忧无虑，过于安逸享受的“沃土”，对于文人，对于文学，未必太值得额手称庆。家世的显赫，仕途的顺遂，朝野的褒誉，帝王的恩宠，也无法弥补这位词人短命的遗憾了。
但是，一位皇帝对于一位文人格外施恩的宠遇，在历史上也许并不罕见，但在如今被捧为“盛世”的三朝里，清室统治天下二百六十八年间，对于文人之镇压，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纳兰性德甚至敢于同遭遇文字狱的文人来往，在那样杀一儆百的恐怖政策下，当时的汉族文人，没有一个不是战战兢兢，而他却拥有这一份自由，恐怕是唯一的例外。
据记载，清朝仅中央政府一级，这三朝一共搞了一百六十余起文字狱案件，平均一年半就要对文人开刀问斩一次。掉脑袋的，坐大牢的，流放宁古塔，或更远的黑龙江，乌苏里江，给披甲人为奴的，每起少则数十人，多则成百上千人。加上各级地方政府为了邀功，为了政绩，打击面的扩大化，加之文人之间的出首告讦，检举揭发，全中国到底杀、关、流了多少知识分子，恐怕是个统计不出的巨大数字。所谓“盛世”时期的文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日子，并不比索尔任尼琴在古拉格群岛的遭遇，好到哪里去。
试看乾隆年间曹雪芹写《红楼梦》时，隔三差五，就要跳出来大呼皇恩浩荡，歌功颂德的卑微心态，纯粹是文人脑袋掉得太多而吓出来的后遗症，大体上也能懂得做一个这样“盛世”文人的可怜了。一直到道光年间，龚自珍在《咏史》一诗中，犹有“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的诗句，说明康雍乾三朝收拾文人的残酷，一个世纪过去，晚清文人仍是心有余悸的。
清人进关，是以一个文化落后的民族，来统治一个文化先进的民族，其心灵深处，对于文化，对于文明，对于拥有悠久文化传统，拥有深厚文明积淀的，然而是被他们统治着的，非我族类的知识分子，有一种胎里带的怀疑，猜忌，不信任，视作异己的劣根性，是很难排除的。一个视知识分子为敌的病态政权，一个年平均一次文字狱的恐怖政权，能出现“盛世”气象，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了。
虽然，康熙设馆编修《明史》，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佩文韵府》、《康熙字典》；而乾隆设馆编纂的《四库全书》，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创举，他个人一生写诗四万首，数量等于现存唐诗总和，至今还无一个中国诗人打破他的高产纪录。这一切，说明这些帝王，早已脱离了骑在马背上剽劫游牧为生的文化落后，原始愚昧的状态。尤其康熙，对于自然科学，诸如历算、数学、水利、测量，多有涉猎，在中国最高统治者中间，是很少见的。但是，尽管他们个人称得上是高级知识分子，但这种精神上的软肋，这种灵魂上的忌讳，是万万碰不得的。
不碰，尚且不放心呢，提防着呢，警惧着呢，要是碰到了，触犯了，那就必然要大开杀戒，决不留情。康雍乾三朝文字狱悲剧，莫不由此而来。我不知道时下那班倡“盛世说”的清史专家，以及美化康雍乾得了大便宜的作家、编剧，是何居心，要闭着眼睛歪曲这段史实。
难道他们不知道清代的文字狱，所起到的扼杀思想，控制精神，消灭异端、堵绝才路，戕害精英，钳制学术、奴化国民、愚昧百姓的罪恶吗？难道他们不知道在这种严酷的专制统治下，所造成的大小官吏，口必奴才，诚惶诚恐，有罪该死，普天之下，悉皆磕头，万马齐喑，鸦雀无声的沉沦吗？难道他们不知道，正是这三朝“盛世”，使中国整整落后了世界三百多年吗？
堪与纳兰性德相提并论而命运异同的，该是与他同时代的文人戴名世了。
戴名世（1653—1713），这位康熙朝著名文字狱《南山集》案的主角，其悲惨命运与那位富贵公子相比，真是云泥之别了。纳兰性德（1654—1685），小他一岁。
按照纳兰爱好结交文友的作风，看重有才华之士的性格，我想，这两位应该有过一面之缘的。然而，戴名世为钦犯，为大逆不道之人，即使早年有过来往，也讳莫如深了。
据《清史稿》列传：
戴名世，字田有，桐城人。生而才辨隽逸，课徒自给，以制举业，发名廪生，考得贡补正蓝旗教习，授知县，弃去。自是往来燕赵齐鲁，河洛吴越之间，卖文为活。善读太史公书，考求前代奇节玮行，时时著文以自抒湮郁，气逸发不可控御，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尝遇方苞京师，言曰：“吾非役役求有得于时也，吾胸中有书数百卷，其出也，自忖将有异于人人，然非屏居深山，足衣食，使身无所累，未能诱之而出之也。”因叹息别去。康熙四十八年，年五十七，始中式，会试第一，殿试一甲二名及第，授编修。又二年，而《南山集》祸作。
近人孟森，对他成为康熙文字狱的镇压对象所做的分析，抓住了中国文人的不甘冷落，不愿旁置，不识时务而又迂腐自得的心态，也就是所谓的“头巾气”，是很有见地的。
戴南山乃热心科举之士，文字皆作头巾气，断不敢显然触犯清廷，不过记其事实，中有清廷所不喜宣布之语，方、戴皆以历史视之，故入记载，决非如后世之诋斥清廷也。（孟森《科场案》）
锡侯之为人，盖亦一头巾气极重之腐儒，与戴名世略同，断非有菲薄清廷之意。戴则以古文自命，王则以理学自矜，俱好弄笔。弄笔既久，处处有学问面目。故于明季事而津津欲网罗其遗闻，此戴之所以杀身也。（孟森《字贯案》）
从《清史稿》中，他与方苞大叹其苦经，自怨自艾的那番话看来，他应是一个清流自许，退隐出世，心系前朝，补缀旧史的特立独行者。其实，从他不罢手地一直考到五十七岁，终于熬到翰林院编修，说明他也是一个难耐寂寞，急于自售，频试科场，意在功名的实用主义者。因而，眷恋故明，凭吊旧朝，是他的精神维系；兴灭继绝，著书立说，是他的魂梦寄托；依附新主，趋迎权势，是他的现实取向；文望鼎盛，饮誉朝野，则是他的终极向往。跃跃欲试，心浮气躁，自以为是，坐立不安，东奔西走，南来北往，扛鼎自视，不可一世，这就是他由翰林院的黉门，终于押进文字狱牢门的原因。
某种程度上说，由于戴名世的自负而又自恋，不自量加之不自敛，这个下场，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正如后来的政治运动一样，谁碰在风头上，谁撞在枪口上，谁偏要以身试法，谁非要自投罗网，常常取决于个人的这种性格悲剧上。
康熙是一定要找碴搞文字狱的，是一定要整肃汉族知识分子的。于是，抓住他擅修前明历史，书中竟然用南明桂王永历年号，而不用本朝年号，定性为“倒置是非，语多狂悖”，“罔视君亲大义”，以“大逆”罪被杀，此案牵连数百人，最可怜者，阖门数百亲属，率皆沉塘自溺而死。甚至书中所引用《滇黔纪闻》史实的原作者方孝标，早已亡故，也被剖棺戮尸。
只有方苞，这个命大的中国文人，是此案的唯一幸存者，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他与戴名世，一为同乡，二为密友，三曾为其《南山集》作序。案发后，他被株连入狱，拷掠刑讯，不堪折磨，初定斩监候，后经营救，免死出狱。也许他脖子上永远横着这把刽子手没有砍掉头的刀，激活着他的生命欲望，不但活到康熙驾崩，活到雍正驾崩，一直活到乾隆年间，七十五岁告老还乡，八十一岁寿终正寝。
他至少在其生命过程中，活活耗死了两个皇帝，厉害厉害！
按说，应该长寿的是帝王，因为帝王得到最好的养生条件，最好的医疗服务，然而，帝王长寿者较少。中国一共出现过三百多个帝王，夭殇者多，短命者多，而非正常死亡者尤多，能够活到古稀之年的，不会超过十位，活到耄耋之年的，不会超过五位。可是，在封建社会中，中国文人高龄者却为数可观。
而统治者大兴文字狱之际，文人的生命力不但没被扼杀，反而活得更坚韧，更结实，创造力不但没被杜绝，而是表现得更蓬勃，更生气，这就叫人不禁生出咄咄之感了。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不大“待见”文人，特别那些捣蛋的文人，恨不得掐死一个少一个，可事与愿违，无论怎么收拾，怎么作践，谁也不到阎罗王那里去报到，一个个活蹦乱跳地等着看万岁爷驾崩。
这颇使历朝历代的帝王伤透脑筋。
现在被一些史学家、文学家哄抬起来的清代“盛世”的康雍乾三朝，恐怕是最典型的例证了。从公元1662年起到公元1796年止的一百五十四年间，可以说是中国文人最走背运的时期，也是中国文人骨头收得最紧，脑袋掉得最多的时期。但是，只要你不砍掉他的头，他就一定要活得比皇帝长久。虽然，玄烨活到六十八岁，胤禛活到五十七岁，弘历活到八十八岁，但是，这三朝，长寿文人之多，称得上是历代之冠。
据不完全统计：
享年九旬以上者有，孙奇逢九十一岁，毛奇龄九十岁，沈德潜九十六岁；
享年八旬以上者有，朱舜水八十二岁，冒辟疆八二十岁，黄宗羲八十五岁，尤侗八十六岁，吴历八十六岁，朱彝尊八十岁，蒲松龄八十五岁，王翚八十五岁，胡渭八十一岁，梅文鼎八十八岁，赵执信八十二岁，方苞八十一岁，张廷玉八十三岁，纪昀八十一岁，赵翼八十七岁，袁枚八十一岁，姚鼐八十四岁，段玉裁八十岁，王念孙八十八岁。
达到人过七十古来稀者，查继佐七十五岁，傅山七十七岁，丁耀亢七十岁，顾炎武七十岁，王夫之七十三岁，谷应泰七十岁，朱耷七十九岁，李顒七十八岁，颜元七十七岁，陈维崧七十三岁，王士祯七十岁，孔尚任七十岁，郑板桥七十三岁，卢文弨七十八岁，钱大昕七十六岁……对当时平均寿命不超过五十岁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文人群落中的寿星老，可谓多矣！
因此，从宏观角度看，中国文人也有其了不起处，帝王迫害愈甚，文人生命愈强；文字狱搞得愈频密，文人的创作成就，学术成果也愈高。有清一代，凡康雍乾的高寿文人，无一不是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史上的巨擘大匠。而自嘉道咸同，直到清末，文字狱案件相对减少，文人的日子相对要稍为好过一些，但是，高寿者反不若那时多，称得上文章大家者，也不若那时之众。
这实在是一个颇为费解的悖论。
不知有识者，能否拨冗有所指教？至盼至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