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维峻既以抗疏请归政，革职遣戍张家口。朝命即下，安直声震天下。大侠王五身护之往，车资皆其所赠，则当时安为国人推重可知。然余肄业北京大学分科时，见安先生人极谨愿，已无复有昔日刚劲之气。至观安劾李文忠一疏，语多牵强附会，顾亦为清流所传诵，于此可见当时朝臣风气之锢塞，国民对外意识之暗陋也。疏云：
“奏为疆臣跋扈，戏侮朝廷，请明正典刑，以尊主权而平众怒，恭摺仰祈圣鉴事；窃北洋大臣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当倭贼犯顺，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其不欲战固系隐情；及诏旨严切，一意主战，大拂李鸿章之心，于是倒行逆施，接济倭贼煤米军火；日夜望倭贼之来以实其言，而于我军前敌粮饷火器故意勒掯之。有言战者，动遭呵斥；闻败则喜，闻胜则怒。淮军将领望风希旨，未见贼先退避，偶遇贼即惊溃。李鸿章之丧心病狂，九卿科道亦屡言之，臣不复赘陈。惟叶志超、卫汝贵，均系革职拿问之人，藏匿天津，以督署为逋逃薮，人言啧啧，恐非无因；而于拿问之丁汝昌竟敢代为乞恩，并谓美国人有能作雾气者，必须丁汝昌驾驭。此等怪诞不经之说，竟敢陈于君父之前，是以朝廷为儿戏也。”
“而枢臣中竟无人敢为争论者，良由枢臣暮气已深，过劳则神昏，如在云雾之中，雾气之说，入而俱化，故不觉其非耳。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未明奉谕旨，在枢臣亦明知和议之举不可对人言。既不能以死生争，复不能以去就争，只得为掩耳盗铃之事，而不知通国之人早已皆知也。倭贼与邵友濂有隙，竟敢令索派李章鸿之子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尚复成何国体？李经方为倭贼之婿，以张邦昌自命，臣前劾之；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适中倭贼之计。倭贼之议和，诱我也。我既不能激厉将士，决计一战，而乃俯首听命于倭贼；然则此举非议和也，直纳款耳，不但误国，而且卖国。中外臣民无不切齿痛恨，欲食李鸿章之肉。而又谓和议出自皇太后意旨，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谈，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归政皇上矣，若犹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至李莲英是何人斯，敢干预政事乎？如果属实，律以祖宗法制，李莲英岂复可容？”
“惟是朝廷被李鸿章恫喝，未及详审利害，而枢臣中或系李鸿章私党，甘心左袒；或恐李鸿章反叛，姑事调停。初不知李鸿章有不臣之心，非不敢反，实不能反。彼之淮军将领皆贪利小人，无大技俩，其士卒横被克扣，则皆离心离德。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制服李鸿章有余，此其不能反之实在情形；若能反则早反耳。既不能反，而犹事事挟制朝廷，抗违谕旨，彼其心目中不复知有我皇上，并不知有皇太后，而乃敢以雾气之说戏侮之也。臣实耻之，臣实痛之！惟冀皇上赫然震怒，明正李鸿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将士有不奋兴，倭贼有不破灭，即请斩臣以正妄言之罪。祖宗监临，臣实不惧。用是披肝胆，冒斧锧，痛哭直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奏上，奉旨革职，发往军台。时恭王再起秉政，适于是日请假；次日知之，斥同辈曰：“此等奏折，入字藏可也，何必理他；诸公欲成安之名耶？”众无言，此足见恭王之有识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