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对于平庸的人来说，看书是指看闲书。
那年，在象山中学读书，夏谷鸣老师做班主任。由于习惯于自由散漫，在自修课，总要说几句废话，晚自修后也不按时就寝，钻进被窝里，满身裹着毯子，打着手电筒看书，被值周老师抓住，或者在十四个人一间的大寝室里，整天紧张的学习之后，禁不住地兴奋，也喜欢讨论一些热点事件，也可以归于说废话一类的事情。所以不时地被夏老师叫去训几句。
办公室里老师很多，训话是对自尊心的一种打击，是心理上的一种煎熬。去的次数多了，感觉特害羞。就主动向他发誓：“老师，你不要把我叫进办公室了。以后要么有事情，和你也合得来，可以谈心，反正我自己进来。绝对不能犯错误，再被你叫进来了。”
可是看书，总归熬不住。
那时看书，校内校外是截然两个天地。校内读的，除了教科书，还是教科书。学校虽然号称县内第一中学，但是没有课外的读本，更没有人来引导你来读课外书。可是校外却书潮滚滚，改革开放的早期，香港台湾的书籍已经很普遍地散开来，像个热点，同学们基本以读过这些书为荣。学校门口，有个租书店，书架上排列的，全部是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侦破小说。金庸、琼瑶、三毛最吸引人的。欧美的书籍，长篇的原著很少见，但是内容简介和内容缩写，在小杂志里看得见。记得在学校门口不远处有个售书店，我的饭钱大都买了《中学生阅读》，只是因为里面的名著解读，很吸引人。
这不，那天早自习，刚刚谈话不久，我又迷不住，看起了《窗外》，那种死去活来的感情描写，绝不仅仅代表流行和时髦，也不仅仅切合高中生的情感渴望，更比教材里干巴巴的几篇文字生动的多。周围书声琅琅，我独有自己的另一番天地。桌子上有两排屏障，靠前堆立着厚厚的教科书，眼前竖立着语文书，作为遮蔽，以为很安全，却因为读得专注，夏老师走进来管理纪律，并没有注意，书本太吸引人，也无法注意。
老师走到我身边，一声不响，就把书本拿了去，然后离开了教室。我也一声不响，交出了书本，头抬得老高，脖子伸得老长，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开了教室。
书被拿走了，可是书店里的租金却不能少。每天五分钱，一天要一天的租金。五分，不是个小数目。它可以混一餐中饭，买一碗红烧肉；它可以买一本《中学生阅读》；它可以乘车去一趟老家；它可以……心在滴血啊，那一天一个五分钱就被夏老师白白地丢在办公室里。为了节约下那个被惩罚的五分钱，在食堂里，我几乎餐餐喝油条酱油汤。
可是又放不下架子，是自己说的，自己决不能因为犯错误进办公室，于是僵持着。老师不知道心痛，浑然无事，好像忘记了似的。我是心急火燎，当然面子上也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过了一段时间，我估计自己要破产了。于是候在办公室门口，等待夏老师走过来，然后我走过去，假装是偶然碰到的，其实是希望他看见我，记起这件事情，叫我进办公室，然后教训一顿，然后把书还给我，再然后让我去把书还掉，让我解脱这一件负担。
可是见了面，他就是和我热情地招呼，和我淡然地笑，也说点家常的事情，就是不把我叫进办公室。教学楼前的树木葱葱茏茏，阳光从树缝里摇摇摆摆地撒下金钱斑，每天就在这个地方重复同样的故事。我傻呆了。
日子在静悄悄地流过，租金在一天天地累积。我焦急了，心急就莽撞，也不顾三七二十一，就算忘记自己发过的誓言，就算撕破脸皮，终于鼓起勇气，冲进了办公室，大叫起来：“老师，你看见没？书上那个出租公章？这个可是五分钱一天呐！”
办公室里还有政治史老师，她正在低头批改作业，吃惊地抬起头，用手抵了一下鼻梁上的眼镜框。三个人都笑起来。一定是夏老师说起过，他要用这种方法来治治我。夏老师笑起来，眯着眼睛，露出一对小虎牙，很和善，很有亲和力的，他从抽屉里拿出书本，寄给我，没有说什么话。
我连忙接过来，沿着下坡路，飞一样地跑出校外，到了书店，结算钞票。老板娘很客气，我说明情况以后，还给我减免了一大半。
似乎卸下一样沉重的负担，心情很轻松。高高兴兴地回校，忽然想起来，《窗外》这本书，我其实只看了没有几个字。于是不禁又懊恼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