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将：左宗棠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十月初七，左宗棠出生于湖南湘阴县东乡，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病逝于福州军次。他的一生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近代史。左宗棠生活在多事之秋的封建末世，然而正是这样的时势，造就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代著名儒将。左宗棠因为为清朝政府立下汗马功劳，而得以留名青史。
1.出身寒微，志在仕途
左宗棠出生于一个耕读世家，这在封建社会被认为是理想的家庭形态：出则为官，退则归耕。从他的曾祖父到他的父亲左观澜这几代人，虽然都立志于功名仕途，但都没有什么成就，不过，这种家庭的渊源却为左宗棠日后的脱颖而出打下了基础。到了左宗棠这一代，他有兄弟3人（还有3个姐妹），大哥是县学廪生，早亡；二哥宗植是举人，作为桂东教谕，诗文颇负盛名。左宗棠排行老三，5岁时就和两个哥哥在他的父亲所设的塾馆中接受启蒙教育。当时，作为一个穷教书先生的左观澜要养活一大家人口，颇感力不从心，因而日子过得相当拮据，米面不济就杂以糖屑充饥。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在严父的循循诱导之下，左宗棠刻苦攻读，砥砺品行，期望着将来能登科及第而功成名就。
不久，左家连这种穷困的生活也难以为继了。左宗棠16岁时良母谢世；19岁时又失去了慈父严师。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他和他的二哥只得踏入社会，自谋生路，寻找着似乎十分渺茫的发展机会。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十分险恶，大清王朝正处在日益衰败的暮气之中：政治黑暗，吏治腐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人民对这种现象极为憎恨，反抗运动遍及全国；西方列强挟其坚船利炮在东南沿海游弋挑衅。满清王朝危机四伏，正处于大动荡的前夜。
面对这样的家庭和社会环境，青年左宗棠思忖：只有博取功名、通权达变，才能有生活的出路和前途。因此，左宗棠倾其精力致力于经世致用的学问。他自幼就爱读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等一些经世致用的著作，这些书对他以后经武从政帮助很大。也许真是吉人自有天相，正当他生活艰难之际，得到了卸任云贵总督的贺长龄的热心帮助，左宗棠有如久旱逢甘霖。贺公长期宦海泛舟，见多识广，学问渊博，家中藏书多及屋瓦。对于品德方正、虚心好学的左宗棠，贺公是有求必应，有难必答。因有名人指点，左宗棠的见识学问如日东升。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学习后，他又师从贺熙龄研讨汉宋儒学，并结交了日后成为清廷一方要员的胡林翼、罗泽南等名士。贺熙龄即贺长龄的弟弟，湖南善化（长沙）人，与其兄都是进士出身，任过编修、学政等职。与这些达官名流交往，并受到他们的推崇，这对左宗棠高傲自负、棱角分明的性格特点有着极大的影响。
21岁那年，左宗棠纳资捐为监生，参加乡试，中第十八名举人，其二哥宗植领解首。在发榜之前，左宗棠与湘潭的周氏成亲，以后八年左宗棠便住在周家，实际上他成了倒插门女婿，这在当时是男方太穷困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在周家的八年中，左宗棠先后参加过三次会试都名落孙山。这也许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的缘故吧。特别是第二次会试，他中了第十五名进士，可是当时考试采取区域分配制，湖南已满额，左宗棠惆怅而归，发誓不再向科举制度讨自己的前程，绝意仕途，一心经营自己的耕读之家，在经世致用的学问上苦下工夫。
在当时，一些地主阶级的改革派像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都提出“探世变者圣之至也”的观点。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左宗棠研讨“经世之学”首先从研究舆地之学开始。他考查全国山、水的分布，疆域的沿革，城池的兴废，攻守的形势，探索绘制地图的原理。左宗棠与妻子周诒端合作，一个画草图，一个绘制，先画中国全图，然后再画出各省分图。虽然费时耗力，但红袖添香，夫妻搭档，倒也情趣盎然。这些劳作看似无用，却使左宗棠终生受益。
公元1837年，25岁的左宗棠到醴陵渌江书院任主讲，他对学生督导很严。时值两江总督陶澍（胡林翼的岳父）利用到江西阅兵之际，请假回湖南安化原籍省墓，途经醴陵。醴陵知县为布置总督行馆，请左宗棠代撰楹联一副：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陶总督对这副字秀含钢、情文并茂的门联大加赞赏，邀请左宗棠作竟夕长谈，见他论事阐述精微，切中要害，又侃侃道来，认为是不可多得的人才。陶公一时兴起，当即与左宗棠结为儿女亲家。一个布衣，一个显贵，两家结亲，被传为美谈佳话。过了两年，陶公死于两江任所，遗孤陶桤（左宗棠女婿）刚九岁，陶家家业很大，剩下孤儿寡母难以支撑门面，于是贺熙龄便介绍左宗棠到陶家当塾师，兼做“大管家”。他在陶家先后8年，利用茶余饭后的时间，通览了陶澍所收藏的清代典章和陶澍的奏疏、书札等，体察了官场的人情世故与政治得失。同时把自己从前所绘地图重新加以校订。此时，中英冲突如箭在弦上，山雨欲来风满楼。他对兵农实用学问的研究更加注重了。
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左宗棠对清朝将帅的昏庸腐朽非常愤慨；对林则徐的被罢免更是扼腕叹息，深感国事不可为。就这样左宗棠又度过了几年半耕半读的生活。不过此时他的经济情况已经大大好转。32岁时，他在湘阴东乡柳家冲买了72亩田地，携全家在这儿定居下来，作了避世的打算。由于左宗棠热心公益，一腔热肠，遇到天灾人祸，对周围乡邻能慷慨解囊，所以他在当地已有相当的名气。
2.沙场鏖战，翎顶血染
咸丰二年（公元1851年），当左宗棠居山避乱时，太平天国的农民武装从粤、桂打到湖南，所向无敌。但在围攻长沙的战役中遭到清军江忠源部的顽强抵抗，西王萧朝贵中炮阵亡。洪秀全得到噩报，发誓一定亲率大军踏平长沙城。清廷急忙从贵州调张亮基为湖南巡抚，以加强湖南的守战。恰好张亮基是左宗棠的密友胡林翼的顶头上司。胡林翼向张亮基极力推荐，力陈左宗棠侠肝义胆，忠勇刚烈，谙熟古今地图兵法，又晓达时务。正值用人之际，张亮基遂多次函请左宗棠出山为国效力，胡林翼也不断敦促，同乡好友郭嵩焘（后来成为著名的洋务人员），也来劝行，这样左宗棠终于放弃了独善其身的打算，在太平军进攻长沙的隆隆炮声中进入长沙孤城，以辅佐张亮基救长沙之急。
左宗棠果然不负重望，策划筹谋倾心尽力，进攻退守张弛有序，农民军以坑道爆破也无济于事，奈何不得，最后不得不放弃长沙，顺江东下直捣江宁（南京）。左宗棠因战守之功被清廷授予同知衔，后又保举为直隶州知州。公元1853年，由于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左宗棠便辞官回到湘阴故居梓木洞，以待时机。这期间农民军在战场上所向披靡，连湖广总督吴文镕也被击杀身亡。清廷闻讯十分震惊，急忙调骆秉章为湖南巡抚，以挽回败局。也许是考虑到时局的不可收拾，左宗棠一再回绝了骆秉章的诚意邀请，出于无奈，骆秉章假意因故拘捕左宗棠的女婿（即已故陶澍的儿子陶桤），左宗棠推脱无门便入骆秉章府当幕僚。
在入幕骆秉章的六年中，左宗棠充分展示了他的指挥才能，不遗余力地帮助骆秉章运筹帷幄，练兵集饷。他多次击败农民义军，成为骆秉章的左臂右膀，时人戏称这位“左师爷”为“左都御史”，言下之意，骆公不过是屈居第二的右都御史而已。就像当时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所说的那样：“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加上左宗棠恃才好胜的性格，所以被樊燮控告有不法行为，清廷要缉拿查问。樊燮原系永州总兵，因劣迹昭彰被骆秉章奏劾罢官。樊不服，进京上告，所以有此案发生。京内官员少詹潘祖荫奏称：“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曾国藩也上书清廷说，左宗棠吃苦耐劳，又通晓军事，请求破格录用。这些奏疏虽有些过誉之辞，但说明左宗棠的确有着过人的才干，位虽卑而名动朝野。实际上在咸丰五年（公元1854年），御史宗稷辰就奏称：“宗棠通权达变，疆吏倚重之，迹甚微而功甚伟。若能独当一面，必不下于胡林翼诸人。”清廷有鉴于此，认为左宗棠的确是难得的人才，左案又查明系属不实之词所以有心委以重任。不过受此打击的左宗棠已有些心灰意冷，不愿再入座幕，打算进京参加会试。
这时，恰巧曾国藩在长江中下游一带与太平军作战屡战屡败，他求才若渴，希望左宗棠能入幕相助。当时清廷想让左宗棠援蜀，曾国藩密奏朝廷，认为蜀地地势险要，“贼”（指石达开部）初入四川，不难对付，而江皖一带军情紧急，左宗棠思虑精专，识量宏远，于军事确有心得，完全可以独当一面。清廷于是授左宗棠四品京堂候补，襄助曾国藩帮办军务。
公元1860年1月，左宗棠终于结束了他的幕客生涯。由于太平军李秀成部挥师东征，席卷江苏，声势浩大，打得曾国藩手忙脚乱。为了应付时局，在这年秋，左宗棠亲自率领由他一手训练组建只有两个月的湘军进驻江西景德镇，以作为曾国藩的后援。左宗棠在贵溪、东平等地多次打击了太平军，他率军转战于江西、皖南的交界地区，箝制了李世贤部太平军，限制了太平军从皖南进入江西的军事行动。不仅如此，左宗棠还慧眼独到地劝曾国藩不要进驻祁门，认为祁门有如瓮中，易被围困。曾不听劝阻果然被团团围住，几乎要全军覆没。曾国藩甚至写好了遗书，作好自杀的准备。幸亏左宗棠率军打通粮道，曾才转危为安。左宗棠率领一支孤军，转战一方，屡建奇功，用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他的将帅之才，特别是在相形取势方面，更有独到之处。曾国藩也由衷地赞叹说，长江南岸，700多里，只有左宗棠一军纵横驰骋，往来策应，这在清军当中是绝无仅有的。
3.独当一面，东征西讨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十二月，左宗棠被任命为浙江巡抚。左宗棠认为要收复南京、苏州，牵动三吴地区，必须先进军浙江。清廷准奏，明令浙江提、镇以下各官均归左宗棠调遣。不久，左宗棠率领官兵5000余人进入浙江。当时粮饷不济，军需匮乏，兵马已动，粮草先绝，又逢浙江军务败坏，原浙江各任督抚对练兵选将漫不经心，军令不行，有禁不止；军队滥竽充数，士气十分低落。而在浙江一带有太平军李秀成兄弟所部50万之众纵横浙江全境。左宗棠忧心忡忡，一面上报朝廷，一面竭尽全力应付危局。首先，由于粮饷不济，过去欠饷又多，他大刀阔斧地裁淘劣兵，使有限的饷粮发挥最大的效用。第二，对于各省奉旨应援钱粮，上奏朝廷敕令迅速集中，以应急需。第三，面对孤军奋战、将少兵单的局面，要求广西臬司蒋益澧率部入浙候用；要求广西巡抚刘长佑、贵州巡抚江忠又、湖北巡抚李续宜、四川布政使刘蓉各选精兵一营或二营来浙听调。这些要求全都得到清廷的准许。接着，左宗棠深谋远虑，移师婺源。婺源地居徽州、广信两郡之间，北可牵制进攻徽州的起义军；向南可遏制饶州、广信的太平军；居中可截击开化、遂安的义军。这一举措使太平军如刺在喉。在婺源，太平军杨辅清部10万之众被击溃，继而开化又被左军攻破。兵锋所指，战无不胜。左宗棠治军严厉，以身作则。作战时他剽悍凶猛，无论严寒酷暑，他都住在营帐，“穷冬犹衣组袍”，“非宴客不用海菜”，“冀与士卒同此苦趣”。纪律严明，将帅一心，这就是左军每战必胜的原因所在。
战争不是最终的目的，它是政治的一种手段。所以每收复一地，左宗棠就善后一地，注重招抚流亡，体恤民生。这些措施有利于战乱地区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客观上也起到了瓦解太平军的作用。军事与政治手段并重，左宗棠堪称国内第一人。正是由于攻伐有谋，安抚得当，在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八月，左宗棠一举光复了浙江全省。左氏自咸丰十一年冬奉诏督办浙江军务到同治三年八月取得胜利为止，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由于战功卓著，在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三月，清廷迁升他为闽浙总督，仍留浙抚职。同治三年八月，在攻下浙江省城杭州后，清廷又诏加左宗棠太子少保衔，赏穿黄马褂。
光复浙江以后，左宗棠奏请解除浙江巡抚职，督军入闽。这时，军政本来就混乱的福建经农民军的冲击，更加颓败不堪。“福建一省之大竟无一可用之兵，无一月储备之粮，土匪猖獗，甚至在大白天公然人市抢劫。”人才缺乏，百废待举。这年12月，左宗棠奏请调周开锡吴大廷等到福建候用。左氏会同闽粤军队先后收复永定、龙岩、漳浦、诏安等地，一举肃清了在福建的起义军残部。随后左氏又进驻漳州，指挥各部围剿各处土匪。至此，东南军务渐次平定，左宗棠又被锡封为伯爵。同治五年正月，朝廷又封赏，左宗棠戴双眼花翎。
早在浙闽的戎马倥偬中，左宗棠就认识到扫除荡平太平军余部仅是时间的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抓好战后的重建事项。他认为，要畅通东南交通，巩固海防陆疆，造船为当务之急。他奏请政府设船厂，试造轮船。他说东南大利在水域而不在陆地，从广东、福建一直到山东、直隶、盛京（今辽宁）大海环绕，江河以外万水朝宗。轮船既可巡海防卫，遥卫京畿；又可以逆水而上进入内陆。和平时期可转输百物，战时可迅速调集南粤之师、七省储备，有百利而无一害。另外，两次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仍历历在目。西方列强的兵轮直达天津如入无人之境，内陆防御形同虚设。因而设厂造船更显得必要和迫切。左宗棠强调，巩固根本是百年的大事，依照中国的实际要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备成一船之轮机，即成一船；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逐步扩大规模。他的分析精辟入里，所以清廷下令立即设立福州船政局。船政局辖有工厂和学校两大部分，尤以马尾船厂，规模最大，设备齐全；它所创办的各类学校如造船工程学校和造船技工学校，是中国最早的海军学校，为国家培养了不少海军人才，如邓世昌、林永升、严复、萨镇冰、刘步蟾、林泰曾等；又为国培养了一批制造轮船、兵舰的人才，如郑清濂、罗臻禄、李寿田、魏翰等。兴办海军学校，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而且在中国军事史上都有独特的意义和地位。公元1876年，英国海军军官寿尔访问福州船政局时，他惊叹不已，称学校是船政局的最重要部分：“整个制度的组织基础有一个特色，最有力地证明它的天才的创办者……的才能。”不久，左宗棠因有新的重任，船政局由沈葆桢接办。
同治五年八月，左宗棠被调为陕甘总督，并以钦差大臣的名义督办陕甘军务，开始了西讨的征途。这次他对付的是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前后历时八年。他根据自己十多年的用兵经验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向朝廷系统地阐述了西北用兵的机宜：西北的战事利戎马，东南则利舟船。东南战事的转机是在炮船练成之后，西北军事的转机亦在车营马队训练完成之后。他援引史例说，春秋晋侯乘郑国所产小驷御秦而败，是南马不能抵西马的例证。汉李陵领荆湘步兵在朔北被匈奴所败，是步队不能抵挡马队的例证。所以要迅速荡平捻、回之乱就必须改步兵为骑兵；捻、回利用马队，采取流动战术，驰奔于平原旷野，来去如飘风骤雨，抵御他们，非马队、车营不行。他又指出，西北马不如东北马雄壮，康熙用东北铁骑平定回叛和靖定朔漠就是例证。最后左宗棠初步定下了自己的进军方略：“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然后驻兵兰州，饷路才能畅通，行军才无梗阻。”“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内顾之忧，饷道无中梗之患。”左宗棠系统地论述了关于西北战事的各种因素，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后来战事的发展证明了他的西北“兵论”确属真知灼见。
不过，实际用兵作战远非纸上谈兵那么轻松。捻军起事非止一日，其势力影响不可小觑，清军悍将僧格林沁亲王就是被捻军所斩杀的。深谙用兵之道的曾国藩对捻军作战也是败多胜少。而陕甘回乱持续多年（从起事到被剿灭历时十二年），又是少数民族集居地，民族矛盾本来就十分尖锐。这些回民剽悍惯战，对汉人又很仇视。清军勇将刘松山就是在平回战斗中炮阵亡的。捻军与回乱遥相呼应，加上路途遥远，军需供应十分艰难，所以平定西北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四月，左宗棠率大军经随州樊城分三路人关。他亲率一军直趋潼关；刘典趋蓝田；高连升率新军随往。战事之初清廷认为左军进展迟缓，对他多有责难，并一度给他降职三级留任的处分，甚至左手下的将士对他也多有微辞。不过，这正是左宗棠老辣独到的地方，不急功冒进，统观全局，稳扎稳打。直到兵士的骑术、炮战练熟之后，才大举进兵，最终在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十月，彻底勘定了长达12年的反叛。清廷颁诏嘉奖说：“陕甘逆回扰乱，十有余年，势极披猖。自简任左宗棠总督陕甘，数年以来，不辞艰苦，次第剿除。此次亲临前敌，督饬将士，克复坚城。关内一律肃清……”因此，朝廷加封他为总督兼协办大学士，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在清朝统治者眼里，左宗棠俨然就是清廷在西北的一道坚固长城。
4.力排众议，进军新疆
面积达166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古称西域，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它地阔人稀，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清朝从康熙时起就积极经营新疆，并在新疆建立起了有效的统治。由于大清王朝日益走向腐败、黑暗，对新疆人民又实行种族高压政策，加上外国侵略势力的煽动以及太平天国和捻军及回民起义的影响，新疆曾多次掀起大规模的反清浪潮，建立了许多地方割据政权。由于民族矛盾错综复杂，这些被少数民族上层封建主把持的割据政权相互攻城掠地、混战不休，给新疆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回族封建主金相印为扩充势力，竟勾结境外浩罕国的阿古柏入侵新疆。阿古柏采取武力强夺和阴谋攫取的手段，几乎控制了整个新疆，对新疆人民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新疆各族人民强烈要求清朝政府出兵平叛，收复被占国土。
当时英、俄政府企图利用阿古柏伪政权，获取更多的权益。它们不顾国际惯例，竟然承认阿古柏伪政权的“合法”性，与之通商，建立“友好”关系。阿古柏也欲借助英俄的势力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成果”。这些侵略者臭味相投，狼狈为奸。被左宗棠打败的劣回头目白彦虎也胁迫大批回民窜至新疆，投靠了阿古柏，使阿古柏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沙俄利用阿古柏入侵造成的有利形势，以中国政府不能控制伊犁、有效地保护俄侨为借口，派兵强占了伊犁，使本来就恶化的西北局势雪上加霜。
伊犁地区，在经济上是富庶之地，物产丰富，被称为新疆西部的粮仓；在军事上，它是北疆的门户，易守难攻，连英、法人都称伊犁是中国镇守新疆的一大炮台。清廷也认识到伊犁的重要性，于同治十二年（公元1875年）诏令金顺迅速赴古城（奇台）会同景廉规复乌鲁木齐；令穆图普赴安西、王玉等以壮声威；令张曜、宋庆赴哈密；令左宗棠统筹粮饷。“屋漏偏逢连天雨”。海疆危机这时如大潮汹涌而来，从而导致了一场激烈的海防、塞防之争。
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首的一批督抚大臣，认为“海防”、“塞防”力难兼顾，主张暂弃新疆，移西征之饷于海防。其理由如下：1.新疆与内地的关系不如沿海密切，新疆为肢体之患，而海防为心腹之患；2.当时财政极其困难，陕、甘用兵已使各省财枯赋竭。再用兵新疆，不但胜负难料，仅转运之费较甘肃就要增加几十倍；3.新疆地处僻荒，和平时期内地就要支援其300万两白银的军事费用，所以失之不损；4.新疆国际关系复杂，英俄染指相争，不如暂且由之，以待时机。海防派的看法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远在西北边陲的左宗棠得到总理衙门的咨询之后，立即上疏痛陈海防、塞防不可偏废。他认为：第一，新疆是中国西北的屏障，保新疆即保蒙古，保蒙古即拱卫京师。新疆不保，京畿不安；第二，染指新疆的各国其葸在通商，并无领土野心，如果得到商业利润必不会轻于发难；第三，海防费用如筹划得当可自行解决，相比之下，塞防所需饷银很少，而且历年欠饷很多，即使放弃西北，也无饷银可移……放弃新疆等于自撤藩篱。左宗棠力陈要害，不避毁谤，颇有“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气概！清廷也认识到新疆的得失与国家休戚相关，终于决定海防、塞防并举，令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年已65岁的左宗棠深知责任深重，面前的困难有如穿行西北大漠之艰巨。西征军事筹饷比筹兵艰难，筹粮又比筹饷更艰难，而筹运又比筹粮困难更甚。由于路程十分遥远，各地城池相隔动辄数百上千里也不为稀奇，一路沙漠戈壁纵横，水源奇缺。针对这一现状，左宗棠深思熟虑，首先统一了事权，精兵减员，制订了“缓进急战”的战略部署。西征兵员经淘汰裁员以后，有金顺所辖39营，张曜14营，刘锦棠24营，徐占彪5个营，共82营，兵员约8万人。预计第一年需饷银1000万两，以借洋款，政府拨款，各有关银号接济解决。筹粮一事统筹安排，分节转运。运法上，车骡所运虽多但消耗过大，车装骡负的粮草走30天，就把所装粮草消尽；骆驼运载虽少，走30天尚有余粮，如行经草地所需更少。由于万里转运，费用极大，每100斤粮运费就需8到15两银子。粮食的采购地区主要有三个：甘州、凉州、肃州一带；宁夏、包头、归化一带；另外就是在外蒙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等地采集。通过计算，左宗棠把粮运主要分为两路：南路以甘肃为起站，在甘肃采购粮食，用牛或骆驼运至安西，再全部改用骆驼运到哈密贮存；北路以归化为起点，在包头设一分局采购粮食全用骆驼经内蒙小草地运到镇西储存。一年运下来北路每100斤运价只要8两，南路却要15两，左宗棠又利用与俄人的交易得粮500万石存于奇台。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截止到1876年3月，哈密存粮达2900万斤；奇台存粮约400多万斤；古城、巴里坤各储粮1000余万斤。
粮食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左宗棠根据自己丰富的地理知识，知道肃州至哈密戈壁相连，水源供应一次不过千人，所以命令诸军次递跟进，分道聚合。为解决西征军枪炮修造问题，左宗棠在1873年春，在兰州的南关地方开办了一个小型兵工厂——兰州机器局，部分解决了枪炮的修造和弹药的供应问题。一切准备停当，方才用兵进剿，战事未开，左宗棠已胸有成竹、胜券在握了。
5.左公树柳，玉门春风
左宗棠呕心沥血，经过长期艰苦准备之后，在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三月，设指挥部于肃州。四月左宗棠从兰州驰抵肃州，指挥刘锦棠等率领的西征军主力挺进新疆。西征军的铁拳伸向乌鲁木齐，一时群魔丧胆。为了更有效地打击顽敌，左宗棠又制订了剿抚兼施的作战方略，以收政治军事并重之效。攻心战略的施行既可瓦解敌军，又可为战后的重建奠定基础。根据新疆南低北高的地形特点和南北不同的战略地位，左宗棠又确定“先北后南”的进兵方针。即先收复乌鲁木齐，扼其总要，然后相机南进，再整军进取西八城，索回伊犁。左宗棠调兵遣将：令张曜部守哈密，继续兴屯，并防止阿古柏由吐鲁番来犯；令徐占彪部驻镇西以卫后路；以谭上连部为前锋，谭拔萃部后继，余虎恩部殿后；令金顺部迂回到济木萨，各军皆归刘锦棠节制。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六月，刘锦棠和金顺相约进驻阜康，对乌鲁木齐发动进攻。刘锦棠部克复黄田、古牧后，得知乌鲁木齐空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乌鲁木齐。西征军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到隆冬时节已完全控制了天山北路。光绪三年三月，徐占彪部会同张曜部收复了鲁克沁、哈拉等地；罗长佑部收复了吐鲁番满汉城；继而，刘锦棠率军收复达坂、托克逊两城。阿古柏见大势已去，在库尔勒服毒自杀，其子海古拉负尸西窜，被其长兄柏克胡里杀死。左宗棠调度各军继续西进，所向披靡。光绪四年（公兀1878年）二月，天山南北全部平定。清廷论功行赏，左宗棠由一等伯爵晋升为二等侯爵，刘锦棠等各路将领也悉得奖赏。
但是，西北问题并未完全解决。伊犁仍在俄酋手中。清政府多次提出交涉，要求俄国履行诺言，归还伊犁。俄国不仅不想归还，还想进一步扩大权益，大肆挑拨少数民族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关系。说什么如其做弱国的奴隶，不如做强国的臣民。富有强烈爱国思想的左宗棠凭借丰富的军事经验和对敌我形势的分析，指出收复伊犁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他向朝廷奏报说：“俄人占伊犁后，兵员、商户都集中在伊犁东南的惠宁、熙春、宁远三城，西北旧四城空无一人。其意在于扼守并向东争地，由于俄人在中亚的急剧扩张，伊犁和喀什噶尔已与俄界相邻。所以决不能把这块膏腴之地用以资敌，更不能使这块兵家必争之地成为俄人扩张的跳板。所以要巩固西北全局，必须收回伊犁。”
左宗棠向清廷建议：“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战阵，坚忍而求胜。”他主张在沿边修筑防御工事，在西部旧四城屯兵防守，东三城住户应给予便利让其西返。南八城收复之后，军粮可基本自给。而俄国正忙于巴尔干战事，无暇东顾，应乘此良机，收回伊犁。清廷得到左宗棠的疏报，派侍郎崇厚出使俄国。俄国在巴尔干战争中没能得到便宜，因而有失之东欧，求之中亚的意思。崇厚极端昏庸，又不明伊犁情形，结果只收得伊犁一座孤城，还要赔偿俄国白银280万两，割让伊犁南部最富有的特克斯河流域等若干土地。这不仅使伊犁失却富源，还使它陷于俄国三面包围之中，锇国可随时顺伊犁河而下，占伊犁有如探囊取物。就全疆来看，这一地区是通往山南的咽喉，如划归俄境，则南北不通，南疆孤立。清廷闻报，将崇厚定为斩监侯，令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为驻俄公使与俄交涉。
曾纪泽，字劫刚、曾国藩长子，从小受到严格的家教，长期学习英语，学有专长，有强烈的爱国心，他曾对慈禧太后说：“办洋务难，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常恨洋人不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为济，断诈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现在中国人多不明此理……”曾纪泽任驻俄公使后不辱使命，对俄国的威逼利诱、战争恫吓，毫不为其所动。他利用俄将重新在东欧开战的有利形势，折冲樽俎，与俄重新签订条约，把特克斯河流域全部收回。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第一次取得的重大胜利。曾纪泽虎口夺食，连俄国人都承认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曾纪泽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伟大的外交家。
为收回伊犁，左宗棠密切配合，以武力作为外交后盾。长期的戎马征战，左宗棠已是疾病缠身，他自己说：“经常腹泻，腰部酸痛麻木，筋络不舒，心血耗散。”然而，为收回伊犁，左宗棠不顾自己69岁的高龄，怀着为国捐躯的英雄气概，抬着棺材，与大军同征，一时使将士感奋，军心悲壮。他作了周密的军事部署，兵分三路：东路由张顺率领，防卫精河一带，防止俄军进犯北疆，暂取守势；中路由张曜率领，从阿克苏沿特克斯河过北岭，直捣伊犁南面，取进攻态势；西路由刘锦棠率军从乌什经乌鲁特游牧地进军伊犁西南面，以切断俄军从浩罕援伊犁之道。另外还在喀什噶尔、阿克苏、哈密分屯重兵作后援，在靠近俄界的塔城增派兵力驻守。中国军队的严阵以待，成为收回伊犁的可靠保证。
左宗棠不仅是一位叱咤疆场的军事家，对政治、经济、文化也有重大建树。收回新疆以后仅靠军事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马上打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必须逆取而顺守之。他对新疆的建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第一，修浚河渠。新疆多沙漠，水源奇缺。左宗棠令军队在休战期间修渠，雇用民工疏浚，在吐鲁番开凿坎井达185处之多；第二，广兴屯垦。在河渠两旁广辟耕地，军民垦地达6.7万亩，这既可部分满足军需，又利于人民的安居乐业；第三，改良桑蚕，清丈土地。新疆桑树虽多，但过去不养蚕抽丝，而是取桑葚代粮。左宗棠派出专家教民喂蚕、缫丝，对改善民生效益极大。地亩的清丈目的在于均衡地赋，使农民的税额趋向公平。货币的统一也为新疆商业和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第四，治国之道在于文武兼济，以德治民。新疆文化较落后，汉语、维语隔阂难通。为使政令通行、民心团结，他多建学塾，力求让新疆每一个儿童都能读书识字，通晓这两种语言。左公此举真是功在千秋。
鉴于新疆重要的战略地位，左宗棠上奏清廷在新疆设行省，以收长治久安之效。清廷为此多次详查新疆的地理、政情，作了建省的准备。左宗棠在新疆卓有成效的建设，为建立行省创造了物质基础。公元1884年11月，清政府宣布在新疆设行省，以刘锦棠为新疆第一任巡抚。行省的设立，对于开发新疆、巩固西北边防意义深远。
这以后，左宗棠先后管理过兵部事务，治过水患，任过两江总督和军机大臣等要职，中法战争爆发后，他以74岁的高龄任钦差大臣查督中法战情，为部署抗法军事而亲临海防前线。“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1885年秋，左宗棠在福州军次与世长辞。
在中国近代史上，左宗棠是一位颇有名气的儒将。他出身寒微，从小喜读致用之书。父母早亡，其一生道路坎坷不平：为了糊口，曾教书、经商、从事农耕，40岁之前，功不成，名不就。40岁以后，他依靠师长、朋友的推荐，凭借他精通韬略，足智多谋，开始为清朝建功立业，直到封疆大吏。他一生光辉的顶点，就是收复新疆，坚决抵御外来的侵略，特别是他抱定马革裹尸还的英雄气概，永远都值得后人敬仰。不仅如此，他在加强民族团结，维护新疆人民的利益方面所做的贡献，也是令人难忘的。
应该指出的是，左宗棠镇压过太平军和捻军等农民起义武装。这在许多人看来是其历史的污点，而在清朝封建统治者眼中，则功莫大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