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是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37年肄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1942年获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应用数学博士学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教授，曾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喷射推进研究所研究员。回国后，历任至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筹备处主任，上海工业大学校长，上海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物理学数学部委员，第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第五届、六届副主席，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力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等职。同时，也是波兰科学院国外院士，加拿大拉尔逊多科大学荣誉教授，澳门东亚大学荣誉博士。
钱伟长在中学时代十分爱好文科，而对理科特别是数学、物理视为畏途。十分有趣的是，他一生主要从事力学、应用数学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并获得许多重大成果。如他在板壳问题、广义变分原理、环壳解析解和汉字宏观字型编码等方面，有过举世瞩目的突出贡献。他首次将张量分析及微分几何用于弹性板壳研究并建立了薄板薄壳的统一理论，提出了线壳理论的非线性微分方程组，国际上称为“钱伟长方程”。他还首次成功地用系统摄动法处理非线性方程，迄今国际上仍用此法处理这类问题。著有《弹性力学》、《变分法及有限元》、《广义变分原理》、《实用力学》等八部专著，发表论文200多篇。
其实，这些成就的取得正是源于一个少年的深切爱国情节。
文科成绩突出却最终弃文学理
“中学毕业后，我在1931年6月一个月内，在上海连考了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五个大学的考试，无非是想多考几个大学多些录取机会，但是喜出望外居然都考取了。那时大学试题不统一、也不分科录取，我以文史等学科补足了理科的不足，幸得进入大学，闯过了第一关。”
1931年，钱伟长的叔父钱穆已在北京大学任教，他从北平来信，建议侄儿到清华读书，理由是，钱伟长的历史与国文成绩最好、历史竟得满分，而清华大学的中文系或历史系是全国最好的。
“106位新生中，要求进物理系的有21人。”当钱伟长找到著名的物理学家、物理系主任吴有训教授申请选读物理系时，吴有训教授感到十分为难。他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身高不到一米五的学生，不解地问：“你的文学、历史都考得不错，为什么一定要进物理系呢？”并力劝钱伟长学中文或历史，并告诉他中国文学和历史也是国家民族所需要的。
的确，无论是以成绩还是兴趣而言，钱伟长都应该选择文史的：国文和历史每门都是100分，而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四门加起来却不足100分，其中物理只得了18分。然而，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着他走上弃文学理的道路，它不是专长，而是源于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源于“科学救国”的信念。
事实是这样的。来上海参加高考的钱学森，考完后来到外滩散步，却被公园门中挂着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挡住了去路。身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受到这样的侮辱，钱学森心里狠狠地骂道：“这帮可恨的侵略者，无耻的强盗！他们在我们祖国的土地上称王称霸，不就是凭着手中的飞机大炮吗？”正是在这一刻，他产生了弃文学理的念头。而他入学三天后，所发生的震惊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以科学救国的热情，更是进一步加深和坚定了他弃文学理的决心，科学才能救国，科学才能振兴中华。40多年后的今天，钱伟长这样回顾：“我是受国耻纪念日对我的灵魂上的冲击长大的，因此最后我从学文改学物理，因为当时我认为没有强大的国力是没有办法对付帝国主义的……”
诚挚感恩师，勤奋出成绩
“在大学四年和研究院两年中，大大提高了我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如饥似渴地追求着科学发展的国际轨迹，培养了阅读国际科技文献的爱好，对于数理化各方面的新发展都精神奋发地去理解，去搜索。我至今难以忘怀，当时和同学为了一个新的问题争辩到半夜两三点钟。探索、思考的学习方法让我终身受益……”
钱伟长仿佛一夜之间转变想法，“科学救国”成为第一选择。把目标锁定为物理系的钱伟长与叔父钱穆商议此事，钱穆不同意，认为家传史学底蕴积厚，改学物理功底太薄，前途难测。弃文学理，是钱伟长经过反复思考决定的愿望，他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为了说服叔父，钱伟特意前去寻求叔父钱穆的好友、史学大家顾颉刚帮忙，顾颉刚了解事情经过后，满口赞成：“我们国家站不起来受人欺负，就因为科学落后。青年人有志于科学，我们应该支持。”钱穆在顾颉刚的劝说下，便不再反对了。
通过家庭这一关后，还有学校这一关。由于钱伟长物理仅得18分，物理系主任吴有训坚决不允，而历史系主任陈寅恪则在到处打听这位历史满分的学生为何不来报到。陈寅恪处由钱穆去商量，吴有训处由顾颉刚出面通融。顾颉刚对吴有训说：“青年有选择志向的权力，他愿意为国家民族学科学，尽管有困难，但他愿意学，坚持要学，他就能克服困难。他清楚自己的条件，比别人学得晚，是很吃亏的。但他有坚定的志向，我们对年轻人的志向只能引导，不能堵。”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吴有训教授被这个学生的诚挚热情打动了，同意他暂时学习物理学：“那好吧，你先在物理系学习一年，如果到了期末考试，你的物理和高等数学的成绩达不到70分的话，再改学文史不晚。”另外，还对钱伟长提出了同时选修化学和加强体育锻炼的要求。这就意味着当时身体羸弱的钱伟长每周除上课外，还有两个下午的物理实验和两个下午的化学实验，还有课外锻炼。钱伟长只有加倍努力克服困难，达到这些要求，否则，他就不得不转系。
钱伟长欣然接受了这个条件。他凭着刻苦精神，攻克了学习上的一道道难关。那一年，他除了吃饭睡觉，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扑在物理和数学上。有些疑难问题别的同学也答不出，他就跑图书馆查资料，直到弄通弄懂为止。吴有训教授也有心栽培，经常教他一些正确的学习方法，钱伟长的成绩迅速提高。第一学期结束时，他的物理及格了；到学年结束时，他的数学、物理、化学、外语等科目的考试成绩都追到80多分，转系的要求终于得到以严格著称的吴有训教授的认可。清华本科毕业后，他考取本校物理系研究生，成了吴有训教授的得意门生。后来出国留学，1942年，获得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
正是科学救国的理想激励着钱伟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的科学成就。他以民族、国家、人民的利益为个人的利益，认认真真、踏踏实实读书学习，掌握为民族、国家、人民服务的本领，终于成为驰名中国科技界“三钱”之一。另外，钱伟长的事例还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扬长避短是一般的“通则”，可并不意味着从短处进攻，就一定不会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