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系列小说《无名沟轶事》出版后，在我工作的单位和社会上引起一些人们的议论与看法。有人给小说写了评论，有人认为《无名沟轶事》不是小说是自传，有人问我，你的书卖出多少本了？是赔钱了还是挣钱了？还有人对我产生怀疑与惊讶，各种说法不一。由此，鼓励与贬低也随之而来。对此，我不屑一顾，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去吧！皇帝背后还有人骂，何况我一介草民。现在我还要继续写，要把我知道的钢铁工人的事写出来，因为我曾经是一名炼钢工人，现在会写了，就应该讴歌钢铁工人的精神。即使是赔钱也要写！这种想法，在当今这个金钱至上与功利思想越来越务实的多元化社会里，会与某些人的想法格格不入。因此，就有人嘲讽我是“傻帽”，现在谁还看书？电视节目还看不过来，把那些出书的钱买车买房子多好。而我的认为，人各有志，兴趣不同。喜欢打麻将的就打麻将，喜欢下象棋的就下象棋，各人找各人喜欢的事做，我喜欢阅读书，这是我的兴趣爱好，同时也是我的家族门风。我的祖父有读书的习惯。虽然他是农民，但他读过几年私塾，懂的读书的重要意义。他把我父亲、二叔、三叔都供培到初中以上，我父亲还上了大学。他是在上世纪40年代初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北师大是穷人子弟的学校，不收学费，培养出很多农村出来的学生当了教师。
父亲一生酷爱读书、买书、藏书，研究历史。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国家第一次给教师定工资，他的月工资是120多元。从那时起，他节衣缩食，每月平均要拿出20元钱买书。那时的20元比一名学徒工的工资还要高，可想而知，父亲买了有多少书，把马、恩、列、斯、毛泽东选集全部购全了。父亲还长期定购几种期刊杂志。《历史研究》和《红旗》从创刊到停刊一本不缺。在我保存的捐赠书籍登记表中，《红旗》杂志是1958年6月创刊，1988年6月停刊，30年，共530期。中间有几期，当时因文革动乱，邮路不畅，邮递员没送到，父亲就托人从平定、阳泉、寿阳购买，补全刊物。他把《红旗》杂志装订成一本一本的厚本，每年一本，放在床铺下压整齐，然后存放在书箱里。1970年8月，国家备战，学校解散，人员疏散。父亲和母亲带着我的姐姐和妹妹，带着几卷行李和五箱书籍离开太原，到了寿阳的深山里，两年后从山里到了县城，后又从县城到了榆次郊区晋中教干校，在郊区呆了几年后进了市区。这五箱书随着父亲辗转各地，是他的心爱之物，在他离休之后，仍经常手捧书籍翻阅，研究历史。
父亲为什么花那么多钱买那样多书？这是我很长时间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在我写出第一部书后，有天，突然明白了，也可能想的还不全面。父亲是登台讲课的教师，为了讲好课，编教材，写文章，需要补充多方面的知识，从各类书籍中汲取营养，才能在学术上研究出成果。
那么，后来父亲为什么又把大部分的书卖掉？这是个谜，直到三十年后我才想通。
记得上世纪1965年立秋后的一个星期天。父亲从省人民医院四清工作队回来。那时他被借调到省委的四清工作团工作。他带着我到学校总务处借辆平车，到办公室整理书籍。他的书籍大致分为四类，政治、历史、文学、教材。他站在书架前专注地一本一本地翻看，时而他亲切地摸着书皮看看，轻轻抚去书角上沾着的一点细尘，然后放到一边，时而又拿起来摸摸，摇摇头，无奈地对我说，拿出去，放到平车上。我记得，只有《历史研究》，上面有许多著名学者的文章，他仅翻了几本，就全让我搬到平车上了。那年我12岁，虽然也喜欢看书，但有很多书籍是看不懂的，不知什么是文学名著，只把一些自己喜欢的薄薄的历史小丛书朝父亲要了过来。而父亲把那些中外经典文学名著全卖掉了，两平车书共买了9块多，还不够他一月的购书钱。留下了马恩列斯、毛选和《红旗》杂志，拉回家中。
父亲卖书是因为他在四清工作团搞运动，在那里了解和接触到当时上层领域的人事变动和政治变化，再加上他长期从事历史研究，对政治气侯有很强的敏感性，使他敏锐地感觉到一场暴风雨即将到来，首当其冲的是他这样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果然，第二年“文革”开始，学校里的造反派开始抄家，抄办公室。他们有人看到我父亲把书卖掉，拉回家去的是马列著作，也就懒得去管他。否则，造反派抄你的办公室，必然勒令你站到旁边，批斗一番。父亲有位同事是北大下放来的历史学者，他的家被抄，办公室被抄，被造反派斗得斯文扫地，死去活来。而父亲以他研究与熟悉中国历史上政治斗争的变化，结合当前现实情况出现的动态，果断地把那些“有问题”的书卖掉，躲过了一劫，只是后来，站在台上跟着被陪斗过几次。
父亲能躲过“文革”动乱这一大劫，还有个原因，是他刚从四清工作团回到学校，学生们不认识他。但我更认为，还是父亲喜欢读书，把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斗争研究通了，把儒家的中庸之学，思谦，思退，运用到位。
父亲生前多次说过，他走后把书捐赠给学校图书馆。他每次说，我每次都要求，把书给我，我要用，可父亲却说，你不是学者，用不了那些书。他认为我兄妹五人都不是研究学问的人。为此，我很憋气。父亲明明知道我在练笔，在搞文学创作，会用得着那些书，可他却要捐赠给学校图书馆，为什么呢？哦，写到这里我忽然明白，父亲是把他的书当做公共资源，要供所有研究学问的人共享，并不是留给我兄妹几人的私有财产。我用得着的时候，可随时到图书馆查阅。
虽然，我对父亲的书情有独钟，恋恋不舍，但在他病故后，我和大哥把书籍整理出来，赠给学校图书馆。就此，有人说我兄弟俩是“傻帽”。全套的《红旗》杂志存世很少，即使拿到旧书摊上零售也能卖几万元。可想起父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强忍着咳嗽带来的疼痛，对我做的殷切嘱托。他那削瘦苍老布满皱纹的脸上，乏力的眼神中，流露出来的是对儿子的希望，让我永远难忘，我怎能把书留下。父亲是教师，在他病危昏迷，清醒过来后的弥留之际，还不忘嘱托我把他心爱的书捐赠给学校图书馆，使我想起了梁启超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学者就应该死在讲台上！父亲在病房里还惦记着书，实践了他当教师的最后职责。永远想着讲台，我要不遵照父亲的话去做，是大不孝！
可惜了，真是十二万分的遗憾！父亲捐赠给学校的二百多本书，（包括《红旗》装订成的三十本）在三校合并搬迁时丢失了。
是怎么丢失的？是真丢失还是被个别愚昧无知的人当作旧书卖掉了？在我调到图书馆工作后，听说父亲捐赠的书丢失，就开始寻找。找遍几间书库，问了几个当事人，都是不知，让我心里深深地感不安，觉得对不起父亲的在天之灵。父亲节衣缩食、辛辛苦苦收藏下的心爱的书籍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没了！真没想到哪，二百多本书竟然不翼而飞。只仅仅从一个破旧的编织袋里找到几份父亲当年绘制的历代疆域图。书究竟去了哪里？这是个问题。
所幸的是，在书库寻找时，见到几十本原晋中师专一位老教师捐赠的《红旗》杂志安然无恙地陈列在书架上。看来，并不是我父亲一人在捐书，还有人同他的想法一样。普天下真正做学问的教师都有一颗共同心愿，愿学生努力学习，知识充沛，成为社会的栋梁。他们生则登台授业，走则精神永存。
父亲那样喜欢读书买书，重视学习，积累知识，我作为他的儿子，怎能不写书。
我写书的目的有多种，其中有一点是，再过若干年后，我国飞速发展的钢铁工业肯定不会是现在这样。炼钢的机械化程度会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会增加。我在书中所描写的炼钢工人过去的和现在的工作场景，就会成为一篇真实的文字记载。有这么一点留于后人，我就很知足了。
中华民族的精神，天行健，君子以不吝钱财，自强不息，将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2013年8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