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看成岭侧成峰，
闽地十里风不同。
你讲仁信我抱团，
敢打敢拼才能赢。
在中国各大商帮中，闽商无疑是最具“海洋文化”背景的商帮，因此闽商身上有着浓郁的海洋文化的特色。福建商帮最大的特点是，以散兵游勇别于他商，生意再小也要自己当老板，而不愿意跟人合作，替人打工对他们而言更是万不得已的“下策”或“末路”。他们中大多数人，宁愿开个鱼丸店，开个茶庄，甚至摆个小地摊，也要自己当“老板”。
闽商的这一性格，也体现在福建的许多俗语里。“宁做鸡头，不当凤尾”表达的是闽商的一种心迹，在福州商人圈中，“合字不好写”常常既是商人对自己的告诫，也是对商业合作的一种评价。原本很好写的“合”字，在福州商人那里，确实成了天下最难写的汉字之一。同样，闽南也非常流行“不当老板不算猛男”“泉州多猛男”。闽商习惯于单打独斗，缺乏团队协作精神，使许多很有希望做大、做强的产业，因为股东之间缺乏信任、老板与员工之间的“非暴力不合作”，而无法做大做强。福建民营企业，创业初期大家都还团结一心，等发展到一定阶段，彼此就开始出现内讧，哪怕再小，也要分家。过去，在福建家族中“四世同堂”并不鲜见，但企业合伙人之间能够多年风雨同舟、同甘共苦的，实在可以算得上传奇。志同道合的朋友携手打天下，到企业作出点样子了，就难逃“分家”之厄。同胞手足之间也往往既不能同甘，也不能共苦，随便一些波折，都会另起炉灶。
福建人更愿意单打独斗、缺乏团队协作精神，他们身上有着较浓厚传统的小农意识。福建山多耕地稀少贫瘠，形成了在生产中既不需要协作却重于自然资源争夺的传统。有限的资源，艰难的生存环境，缺乏合作性的生产方式，契约精神的缺失，使闽人对于利益关系的理解，一直停留在甲方的收益必然是乙方的损失这种“零和博弈”的水平上。
早期渡过海峡去台湾、下南洋的闽人，大多数以剪刀、菜刀、剃头刀这“三把刀”起家，这样的谋生手段和经营方式，常常连家庭作坊都算不上，是真正所谓“鼎子挂在草鞋鼻上”的单独一人的营生。这种独立的、不合作的性格，还与闽人的冒险性格有着内在的关系。
闽商很少拉帮结伙，帮派意识很淡薄，这跟水泼不进的潮汕商帮完全不同。闽商因其独立性，他们不盲目排外，跟闽商打交道，很容易看出他们大都不排斥外地人。在散兵游勇的另一面，却表现出海洋文化特有的对异质文化的兼容性。
福建文化具有极强的区域性。福建不同地区的人有不同的性格，对他们从商的成就大小造成了直接影响。
闽南商帮利用与台湾隔海相望的优势，基本上垄断对台贸易。在对台贸易的闽南商帮中，泉州商人大多经营茶叶，龙海商人大多经营纸箱，惠安商人大多经营中药材等。如泉州商人信奉“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推崇“少年不打拼，老来无名声”，“输人不输阵，输阵番薯面”，“争气不争财”，“三分本事七分胆”。不仅敢冒险，还善于经商，有敏锐的商业头脑，有着强烈的竞争意识。气派大，目光远。什么好赚钱，马上就组织这方面货源，善于抓住时机。据李金明在《走向世界的漳泉海商》一文中介绍，明末因为市场上需要丝织品，大海商郑芝龙甚至在安海建立了一个拥有150名丝织工的工场。泉州商人所组织的仿造品之真，何乔远在《闽书》中曾称大为称赞道：“泉州百工技艺不能为天下先敏而善仿……莫不能成。”时至今日，海外市场上有何流行商品，不用多久，也可在泉州看到。历史上的泉州人不仅敢冒海上航运的风险，也常冒犯朝廷禁令，不顾一切走私商品。早在宋代，就有此风气，正如《宋史系年要录》中所载：“私商贩海，泉州尚多”。闽南人赚了钱后，不是存起来，而是马上扩大经营规模。如赚了10万元，福州人可能会先存5万，拿5万元去投资；泉州人则要再借10万，加上赚的10万元去经营。泉州人注重商业信誉，守条约，不失信，正如高丽郑麟趾《高丽史》载“泉州商人讲仁与信”。所以泉州商人中成大富翁的远远比其他几个区域商人多。
福州商帮生性谨慎，太讲究实效实惠，做每一件事先要估量一下有没有收益，有多少收益，对那种“猪宰白讲价”（指猪宰好削毛后才讲价，失去主动权）的没把握之事，一般都慎之又慎。福州人做生意注意讲眼前利益，能赚多少算多少，往往漫天要价，故素有“福州价，半半价”（指福州市场上可对折还价）之说。由于过于拘谨和精明过头，福州商人一般没有大起大落，虽然破产的不多，但成为大富翁的也不多。同属福州文化区的邻近几个县的商人，由于文化性格的差异，其成就也不一样。福州商帮的特点是以闽江流域为商埠，根据不同经营项目，向上海、台湾、江浙等不同地区扩展。因其经营项目不同，帮派名目繁多，近现代最多时达200多个，如纸帮、木帮、油帮、茶帮、果子帮、锡青帮等，各帮都设有自己的办事机构。其中资金最为雄厚的如茶帮，在福州有固定牌号的约40余家，每家资金从数万元至数十万元不等。福州商帮善于根据对方需要组织货源，如台湾渔民喜用茶子饼喂鱼，福州商帮常从古田、闽清、永泰等地组织茶子饼等货源到台湾，20世纪早期每年高达四五千吨。闽越文化的遗风对福州经商者似有些影响，特别越文化中重利轻义，讲现实，只顾眼前，不甚看重信约等特点，对福州人颇有影响。《闽中金石录》中载：“闽越旧风，机巧剽轻，资货广利，与巴蜀埒富。余善之遗俗。”
兴化（莆仙）商帮仅次于闽南、福州商帮，在福建商帮中别有特色。兴化商帮在莆仙地区形成了几个繁荣的商业区，如涵江区曾被称为“小香港”，经商者被为“中国的犹太人”。兴化商帮更善于向国内其他地方拓展，并形成其鲜明特点。如据莆田市文史资料第二辑《兴化商帮在福州》介绍，兴化商帮在福州经营的特点有五：一是所经营的业务广泛，如水果、食糖、烟叶、棉布、鞭炮、橘饼等；二是开设钱庄，如仙游林云阶、林阿贵开设天吉钱庄；三是组织运输；四是行帮组织繁多，如经营南北货的有“锦远堂”，经营食糖的有“聚星堂”，庄客帮的有“致和堂”，制造橘饼的有“浚星堂”，烟帮有“加兰堂”，经纪人有“怀远堂”等；五是帮内活动频繁，以此增加凝聚力，如庆赞、办学，帮助同乡处理疾病丧葬等。兴化（莆仙）人虽素有经商传统，但由于太节俭，放不开，故有“神仙难赚莆仙钱”之说，兴化商人认为苦是天经地义的，做生意不仅靠头脑，还靠韧劲，有时为了推销商品，硬是不顾别人白眼，能赚一分是一分，能赚一厘是一厘。即使腰缠万贯，也是一个钱当两个钱用，不懂潇洒，不懂休闲，与隔壁晋江、石狮一带商人一掷千金的豪举，有着天壤之别。兴化商人对外界保持一定警觉，往往喜欢生活在老乡的圈子里，在对外时很“抱团”，只要一个兴化人有事，大家都会挺身而出。兴化商人虽然极多节俭勤快，头脑活络，但由于缺乏恢弘气派，且太过于计较眼前得失，真正为富豪的并不多。
福清人则善行贾。据《闽书》载，福清“其人刚劲尚气，多行贾于四方，以其财饶他邑。”但福清人爱面子，场面上要讲的过去，做生意赚了钱后，热衷于搞排场、演戏、请客、办酒席、盖房子，而不是投入再创业。
长乐人历来有出海行商传统。《长乐市志》称“近海之民，走海如鹭。”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从长乐出发的。长乐人极富冒险精神。出海外成为一种时尚，即使家中生活很富裕，也要出外讨生活。以至最后或参与走私，或因经商而定居海外。闽南文化区的商人因文化性格不同，在经商上也有很大差异。
清代闽西地区包括汀州附属八县和龙岩直隶州属三县，居民大都为客家人。也纷纷走出山沟，以贩卖本地物资起家，活跃在商品流通的大潮中，从而在福建商帮队伍中又多了一支闽西商人集团。他们与泉州、漳州、福州等地商人并驾齐驱，活跃在海内外。早在明代中后期，永定县便“居民田作之外辄工商”。到清代则成为普遍现象。乾隆《连城县志》载：“行货商，居货贾，熙来攘往，天下胥然，连之民岂能株守一隅哉？从乡生计，虽逊从前，然纸贩木商，浮梁买茶者犹是，游武夷，入百粤，而赣旅尤多。”《龙岩县志》载：“本邑行商几遍全国，清乾嘉以来，凡商于大河南北者，均有会馆之建筑与设备。”清代闽西几乎县县都出商人，但其中以永定、上杭、龙岩、连城、长汀等县为多。到清代中期，中国东南一带处处可见到闽西商人活动的足迹，如福建，台湾，江西，广东，浙江等地。连城四堡族上的活动范围就曾到达广东、广西、江南、湖广、江西、四川、云南等地区。闽西商人为方便本地商民在异地商埠经商，在一些大的商业城市都建有会馆或会馆性质的天后馆。如清代的上杭商人在靛业贸易中，业绩突出，曾一度控制全国的靛业贸易，乾嘉年间“江西、浙江、广东及上海、佛山、汉口等处，与省郡总会馆外，还有上杭会馆。”在广东除潮州的汀龙会馆外，在佛山有长汀连城商人共建的莲峰会馆。在江西的河口、景德镇有以闽西商人为骨干而建立的福建会馆。在汉口也是如此。在浙江的杭州，嵊县，衢县，乍浦等处则有闽西商人修建的会馆或天后宫形式的会馆。至于上海、苏州等商贾必据之地，闽西商人更是不落在其他地方商人之后，也都建有本府商人会馆。如在上海，有建于清道光五年的建汀会馆，为汀州与建宁两府商人合建。在苏州，建于康熙五十七年的汀州会馆，为上杭纸商与永定烟商合建；在道光初年，汀州洋货商还与本县的泉州、漳州洋货商在苏州合建点春堂公所。
闽西商人在内地一些省份也很活跃，如在清代的四川，闽西商人就相当活跃。清初四川因战乱影响，人口稀少，引起闽西商人甚至还将家安在那里，定居下来。据记载，清初四川的蔗糖业因战乱而破坏殆尽，是闽西商人将蔗糖业重新繁荣起来。康熙十年（1671）福建汀州府商人看到四川气候类似福建，于是回家乡将蔗种、制糖工具和技术工人带到四川，从事制糖业，从而带动四川制糖业的再发展。当时在嘉定府、徐州府、泸州、重庆、资州、内江等地的闽籍商人为数不少，他们相互之间还“声气响应”，传递商业信息，反映出福建商人高超的经商水准，这也是他们能在四川立足的重要原因。资料显示，闽西商民在四川主要从事的商业行业是糖、烟、盐等。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经商范围广泛，在清代的四川工商业中占有一席之地。清代闽西商人还远渡重洋赴南洋等地贸易。《永定县志》载：“商之远贩吴楚滇粤，不管寄旅，金丰，丰田，太平之民渡海入诸番，如游门庭。”该县志列传中载：“胡厥典，字诒远，觉坑人。幼失怙恃，能刻苦自立，年未及冠即渡海经商贸易于兹能埠，积资巨万，遂归娶贤内助，事业蒸蒸日上。”胡梦青，“字竹园，忠川人。幼习举子业试不利，弃儒经商，南渡吡另经营矿业，积资巨万，好施与，重然诺，济人之急，拯人之危。”晚清逸闻南洋的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就是闽西永定人。《连城县志》载：“邹秉均，年十七，先先贾于江南樟树镇，末果。转往咬留巴，孑然一身，驰策于异域，虽人情风土迥殊，语言服食各异，然克己以恭，等人以信，巴国人皆敬爱之，乐与其结纳，往返多年，所获盈余无数。”
闽西商人的辛苦经营，给闽西地区注入大量的货币资金，促进了闽西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道光《永定县志》载：“旧志云艺不求工，前志又云居服器用但求坚利，不尚奇淫。殆数十年如此，今俗渐繁华，由贸易他省人夥，各罗致所有以相耀，竞尚工巧矣。”“捐监贡及职衔者以千数，处地置产者所在多有，千金之固不乏人。”民国《龙岩县志》说：“昔者商人长袖善舞，多钱善贾。出则长驾远驭，执商场之牛耳处则慷慨施与，驰社会之声誉。三江五岭之间茶烟捆载而往，厚获而归，金银吸收百万，素封之家，村巷相望。”名震中外的客家土楼很多是在清代中期建成的，而这里正是闽西商人经营最为成功的时期，因为只有足够财力支持的家族，才能建立这样的大型建筑。闽西土楼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闽西商人成功的标志。闽西商人的成功，不仅仅有客观原因，还有其深刻的主观原因。《临汀汇考》说：“其质鲁者（指商人）出远方贸易皆机敏善筹划，与人交易亦和蔼，以帮动辄致富。”这较能说明问题。闽西客家人一贯待人诚恳，经商时也不例外，因此，较少留下“奸商”的骂名。另外，客家人吃苦耐劳的品格也是闽西商人成功的重要因素。闽西地区多山，山高水急，路险道滑，非有吃苦耐劳的精神，才能克服异乡异土所遇到的困难。这正是清代闽西地区商人成功的主观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