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海处处险象生，
离散聚合运难定。
满目蓬蒿孤客泪，
一盂麦饭故乡情。
会馆，既指旅居异地的同乡人或者同业者为联络乡谊及实现商业目的而修建的作为集会居住的馆舍，又指一种地域性或同业性行会组织。它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属于单纯同乡会之类的仕宦行馆、试馆，由公众募捐而在京师设立，主要出于联络乡谊；另一种则属于商人或商帮会馆，当时又称货行会馆，为私人合资所建立，其目的除了联络乡谊外，更主要的是互通商情、平易物价，也为了对抗其他商人群体或商帮及处理与所在城市官方和人民的关系，具有实现情感和经济目的的双重功能。这类会馆数量多，遍布全国商业口岸。
明清以来，由于统治者推行闭关自守的政策，福建商人被迫将主要的目标转向国内市场的开拓，很快便成为明清商业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活跃在当时中国许多重要的城市和商业口岸。相应的他们也在这些城镇和口岸建立了自己的会馆。
明清时期单在苏州，福建八府商人就建有会馆，其中福州三山会馆于明万历时便首先开其端，继而到清代，康熙三十六年（1697）建漳州会馆，乾隆二十二年（1757）增建，康熙五十年（1711）建邵武会馆，康熙五十六年（1717）建汀州会馆，当时，“贸迁有无，遨游于斯者不下数千万人”。兴化府的兴安会馆、泉州府的温陵会馆皆建于康熙年间，延平、建宁两府的延建会馆则创始于雍正十一年（1733），落成于乾隆九年（1744）。雍正年间（1723-1735），苏州织造胡凤惊奇地发现“阊门南濠一带客商辐辏，大半福建之民，几及万有余人”。福建商人更远走关东，如乾隆五十六年（1791），山海关监督巴宁阿奏报“锦州、盖州、牛庄等处，每年俱有福建商船到彼贸易，即有无业闽人在彼居住，渐聚渐多”。经查锦州“天桥厂、龙王庙二处，寓居闽人191名，因贸易索账等事以致羁留”。同年，对辽东沿海“详查牛庄、盖州、金州、岫岩等海口21处，流寓闽人除领票回籍外，尚有千四百余口”。福建商人至辽东沿海经商寓居最多高达万余户，其中长期留居者有1400余人，可见商贩之多，其设立的会馆也较为显眼。在邻省广东的广州、佛山、潮州，浙江的宁波、嘉兴，江西的九江等地亦随处可见福建商人及其会馆。
在明清时期福建会馆常举办一些同乡的活动如逢年过节举行团拜活动、祭神明、祀乡贤、聚餐唱戏。如福州老馆每逢正月十三燃放焰火，福州新馆每逢正月十五放灯。乡人分别会饮于“燕誉”“榕荫”之堂，在其中“一堂谈笑，皆作乡音，雍雍如也”。福州老馆建有一个乡情味浓厚的“麦饭亭”，楹联为“满目蓬蒿孤客泪，一盂麦饭故乡情”。近人李景铭先生追述至此，亦不免感慨：“一盂麦饭，故乡之还必须谊犹敦，满目蓬蒿，孤客之泪犹湿”。同乡们在会馆供奉自己故土的神灵，有的会馆甚至最初就是神庙的形式，像福建会馆奉祀财神，延邵会馆奉祀天后，汀州会馆祀明吏部尚书裴应章，莆阳会馆设景贤堂，奉祀郑樵林光朝陈俊卿刘克庄等宋代四贤。餐聚唱戏等都在乡聚时进行。从《漳郡会馆录》中可见到漳州东、西两馆的祭祀活动有：
“正月、八月十五日祭东西二馆。”
清明、七月十五日祭外馆。
二月初三日祭西馆文昌帝君尊诞。
五月十一日祭东馆城隍尊诞。
五月十三日祭西馆关圣帝君尊诞。
文武会试年择日公祭东西二馆。东西二馆每逢宜祭之辰，馆长先期传单同人醵金交馆役预备一切，是日已刻齐集，既馔具，赞礼者唱，就位上香，拜兴，平身跪酹酒，献爵读祝文，读祝者读讫，赞礼者又唱：拜兴，平身礼毕，焚楮币，与祭者东西向立，三揖，散班会饮。
商帮会馆是旅居外地的同乡或同业商人为实现联络乡谊等目的而共同建立，因而祭祀共同信仰的神？是他们加强内部团结的一种手段。所以当时会馆常用某堂、某庙、某殿、某宫等别名，作为本帮办事集会和祭祀的地方。正如有的碑刻所记：“此为前宫后殿与会馆合而为一也，合庙堂于会馆也。”当然，不同地方的商人信奉的神？各不相同。至于福建商帮，具有供奉天后的普遍特点，这可从上述上海三山会馆之建筑格局和文献记载中得到证明。如上海泉漳会馆的《会馆财产勒石序》记载：“盖尝观泉漳会馆之创建，在上邑城东之外，滨于黄浦。规模宏广，基地巩固。前后两进，造起庙堂，前则恭祀天上圣母，后则恭祀协天上帝，之右设有敦叙堂，堂之左右有厢房，次第布置，均得其宜，而泉漳仕商往来驻足之区在是焉，庙之后环绕两旁房屋达于街道，为泉漳买卖之地。”这是比较典型的福建商帮会馆，还有一些会馆规模小而直接以天后宫名之，此类会馆为数当不少。可以说，天后信仰之所以由闽境传播到全国甚至海外，与福建商人的活动不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