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我三四岁的时候，我应该去上学了。那时上学是“红孩子班”，上学时学的什么内容我忘了个干净，我只记得我得到过一个橡胶小娃娃，空心的，屁股上开了小眼，一捏就可以吱吱地叫，我很高兴。带我们的老师是队里的一个长辈，我们叫她明香老爹，其实年龄也不过十五六岁，是个女孩子，只不过辈份高，才称呼她为“老爹”的。她应该教我们唱过歌的，我一首也没有记着。学习的地点我也记不大清楚了，大约在明香老爹家里，或者是队里的仓库里。
大队的小学最先在肖家铁铺对面，一横一直的两排房子，破破烂烂地。转角处是厕所，散发出恶心的臭气。每间教室前都有两个砖头砌起的柱子，有一次我和小伙伴追赶，差点撞上了那柱子；要是撞上了，脑袋肯定是要被撞破的。教室似乎只有一两个窗户，很暗，没有玻璃，有风的时候用塑料纸糊着。操场不大，满是杂草，更不用说篮球架了。我的小学从这里启蒙。父亲是小学校的教师，常带我到学校来玩。我大概也不过三四岁吧，父亲就拿出小方格本，写上a、o、e，或者1、2、3，让我依葫芦画瓢，居然能写得好。过了一两年，父亲也这样来教二弟写，可二弟不是写不好，就是写两下后就跑掉了，当然免不了屁股上挨巴掌。不久，父亲对我的训练层次又提高了，他用毛笔写了字，让我临摹，我也有兴趣，可不知为什么，至今我的毛笔字也写得不算好。最开始临摹的字贴，我仍然记得这样的一首诗：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
惟见长江天际流。
破烂的小学校最后让父亲以八百元的价格买走，其实也没赚到什么，买到的只是些能用得上的砖瓦，然后，我们家开始做新屋。小学校就搬到了原址的斜对面，比原先修建得气派，单独成为了一个小院。小学校里紧邻公路的一排房子有两间是老师办公室。办公室里老师们坐着藤篾椅，自由地谈笑，拿着白色的搪瓷杯倒茶喝。我们小孩们就羡慕不已，要是自己做了老师，是多么美妙的事啊。这一排房子正中间是学校大门和走廊。是用粗粗的木头做成的栅栏式的两块大门，合拢来，再用比拇指还粗的铁拴拴住，然后扣上一把大锁。这铁拴是肖家铁铺打造的，这锁上的钥匙，常常挂在我父亲的身上。那时候，父亲已是小学校长了。之前的校长是边祖新老师，矮胖矮胖的，眉毛很黑很短，好发脾气，我们常常叫他“熊炮”。熊炮，是春节时燃放的够威力的鞭炮，这个比喻真是形象。大约在“熊炮”即将成为公办教师时，父亲成了校长。
父亲做校长时组织全校师生开大会，他用报纸卷成长棍形状，指挥着全体学生齐唱国歌，很有指挥家的样子。那时的我作文开始得奖，也会被评为“三好学生”。曾经在某一年“六一”儿童节，学校的师生在父亲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走到十多里外的红桥公社（有时是杨林关公社）开大会。我记和我在大会上发过言，是什么内容我早忘了，我记得父亲曾让我在发言稿里写进了一句话：为四化建设添砖加瓦。那时的我，是绝对不懂这句话的意思的。现在我做着教师，应该算是为四化建设添砖加瓦了吧。
学校校园里常有人卖小吃，用面粉做成的像一朵花形状的食物，我们叫它“栀子花”，特好吃，是我们喜爱的食物。也有拿了个能变化的镜片来赚学生钱的大人，他说是“西洋镜”，只要能出一分钱，那镜片里面什么都有。我的钱常用来买小吃，我没有看过一次。我听看过“西洋镜”的伙伴说，里面内容多着哩，有高高的山，有长长的河，还有露出笑脸的女人，飞在天上的飞机。我就后悔了，真不该只顾着吃。等到手中再有钱的时候，那“西洋镜”再没有来过。
两间办公室旁有间教室，那是幼儿班教室。我记得我很短时间地在那里呆过，因为父亲教我的知识，我用不着读幼儿班了。但还是记着一件趣事。队里的红光，比我大两岁。上音乐课时，边启垓老师正教我们唱红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红光猛然指着屋顶大声叫道：“老鼠，有老鼠子。”大家哈哈大笑，边老师曲起右手中指（这叫丁弓），对着红光的头就是一下，红光的头上就突起了个大包。再上课时，就没有谁大声乱叫了。也有年纪只有三四岁的进到班里来，脸上有泥巴，鼻子下面挂着两条细长的鼻涕，嘴里却还有事无事地哼着刚学会的儿歌：
三岁伢，穿红鞋，
摇摇摆摆上学来。
老师老师不打我，
我回家吃口奶了来……
与办公室成直角的两排房子是教室，一、二、三年级和厕所在右边，四、五年级和厨房在左边。边启志老师教我们五年级语文的时候，曾有个用“正如”一词造句的题目，有学生就写过“三年级对五年级正如厕所对厨房”的句子，让大家笑疼了肚子。边老师的字写得好，教语文却使用最死板的方法。记得他常常布置的作业是：将课文生词和拼音每个写十行，每行写十个。这其实是将课文的生词和拼音写一百遍。我们只得照老师的话做。很多的时候没有电，在寒冷的夜晚，外边的寒风呼啸听着就吓人，父亲母亲也睡下了，我还就着煤油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着，从来没有欠交作业。父亲就曾说：“怎么布置这样的作业折磨孩子啊，你不做了，明天我去给边老师说说。”但我仍然不停笔，坚持做完才上床睡觉。那些作业本，足有一尺多高，我曾整理好后放在老家的楼上，也不知现在还有没有。边老师后来也成了公办教师，到初中去任教了，不知是否还是使用这样的教学方法。我后来也成为了语文老师，基本不出现错别字，也许正得益于他魔鬼式的训练吧。我在心里感谢他，但我的教学方法必须由我去创造。
校园的另一面是围墙，围墙不是很高，但上边有水泥连着破碎的破璃片，以防外人翻墙进入校园。这院墙的一端在早些年是间房子，供六年级使用，父亲在那给他们上语文课。其实那时本来是没有六年级的，因为扫盲，因为好多十大几岁的孩子想念书想多识几个字，就编了这样一个班。这个班给还在读低年级的我并没有带来好运，我从我二十多里外的老新镇街表兄小新那抱回的一个小皮球，就是被读六年级的万保哥给踢破了。他对着墙踢，发疯了一般；球破了他也没有办法赔给我。二十多年后，他外出打工回来，我和他同乘一车，他执意替我付了八元车费，算是对那小皮球的补偿吧。
厨房旁边曾经有人住过，是个从县城里下到小学校里教书的曾老师。曾老师干瘦干瘦地，眼眶很深，眼睛却特别有精神。他教我们画画，他画的画像大街上卖的真画一般漂亮。但是曾老师爱赌博，押单双。村子里进入腊月时常有人做这种赌博的事，小小的我就听到过曾老师在我家里说：“不吃不喝，留钱赌博……”我对他印象很深，十多年后我在县城读书，在县文化馆前我看见过他。我认定一定是他，他正在画画；他肯定是不能够认识我。下到小学校的知识青年还有个名叫李壁珍的女老师，长相圆圆的，背有点驼。我上街时常常遇到他，但我从来没有叫过她“李老师”。
校园里有篮球架，从来没有谁在那里打篮球。几场雨后，球架已经开始损坏了。围墙边栽了不少的树，却总不见长大。有花坛，没有花草，我和二弟1984年时在花坛边照过一张黑白合影，那是我们兄弟的第一次合影。有个乒乓球台，那是我们曾经最热闹的地方。打擂主，我常常胜利。那乒乓球台中间的网界，常常用几块破砖连成；我们手中的乒乓球拍，常常单薄得就剩下一片木板。我们总是乐此不疲。也有升旗台，用水泥做得光滑光滑的台子，一根七八米高的旗杆上挂着面五星红旗。后来，旗帜颜色几乎褪成白色时，仍没有人更换。一阵风来，依然迎风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