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于说话的人,在交际场中,当然能获得优势。有的人,无论多么陌生,都能一见如故;有的人,却无论新交旧识,总是落落寡欢,如此不同,真有如天壤之别。一见如故的,当然大家都欢迎他,而使他成为交际场中的重心。相反的当然大家不会和他发生亲热的关系。
会说话的人,绝不肯单和同一个人讲话,他们一定能够周旋于大众之间,而且和每个人都有相当的接触,绝不会对于某甲特别亲热,而对某乙特别冷淡;会说话的人,绝不会用一个方式,与每个人接触,他们对于每个人,一定各有一种说法,或者追述故事,或者触景生情,或者谈偶发事件,或者谈朋友近况,或者谈生意经略,或者谈国家大事,或者谈某种学问,或者谈某种艺术,或者谈业余生活,或者谈茶经茗道,或者谈金石书画,或者谈评剧京腔,或者谈稗官野史,或者谈本地风光,或者谈对方的近况,或者谈对方的著作。他们谈话的资料,有新有旧,有浅有深,有俗有雅,有远有近,各随对方的生活情形而定:对于新人,不讲旧话;对于旧人,不说新话;对于浅人,不讲深义;对于深入,不说俗论;对于俗人,不讲雅事;对于雅人,不说俗情。他们所说的话,都不是自己要说的话,而是对方要说的话。说话的目的,不在炫耀自己的长处,而在引起对方的热情。
说多少话,不能只根据你自己的需要而定,而要配合对方的兴趣,说得对方兴趣淋漓,便可乘机中止,且要留一点余味不尽的感觉。说话最忌唠叨不休,使得对方讨厌,所以真正会说话的人,绝不以多话见长,而以句句配合对方兴趣为长。
如果大家围坐一桌,谈笑风生,有的人往往好出风头,抢着说话的机会,表示自己的能言善辩,在这种交际场所,用这种竞胜的方法,给大家的印象未必很好,因为这时所说的话也许因为多言而有缺失,使人可以窥视到你内涵的深浅,不如多听别人的说话,随时表示会心的微笑,反而好些。而且对于每个人的说话,都要凝神倾听,中间不妨用简洁的语句,表示你的见解,这种淡合微中的方法,比竞胜方式要高明得多呢!
王君在某次宴会席上,很少发言,始终抱着谦恭安静的态度。席中某位客人,学有深度,反而因此特别注意王君,认为他是全桌中最杰出的人才。事后那位询问主人,才获得王君的底细,便去和他相交,商讨某种学问,结果欣然如遇故人。可见以静取胜,也是一法。
但是呆板、拘谨、严肃、轻挑、锋利、狂放、粗野、鄙夷、卑怯、傲慢等种种态度都是要不得的;这些都足以引起对方不快。若自知自己偏于呆板,就要特别活泼些,偏于拘谨,就要特别大方些。交际场好比舞台,你是在扮演一个角色,不能太表露你的真性情,这叫做人。人着重在做,做要有功夫,要有修养功夫。
刘邦与韩信的这段对话,可说是波澜迭起。本来是闲唠嗑,逐渐演变成了剑拔弩张。当韩信说到自己带兵是越多越好的时候,话中已让刘邦听出韩信很有点瞧不起自己的意味来了,难怪刘邦要发怒了。等到韩信看出刘邦脸有怒色时,危险局面已经形成。在封建社会有句名言,叫作“伴君如伴虎”,稍有不慎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在这危机即将爆发之际,韩信不愧是韩信,马上用了个“贴”字诀,顺着刘邦认为自己瞧不起他的心理脉搏紧紧地贴上去:“大王虽然不像我那样善于带兵打仗,但大王您却善于领导像我这样的将领,您是比我高明得太多了。”满足了刘邦自尊心的需要,把一场祸患消除于无形。
韩信的“贴”,贴得艺术,在这时候,如果韩信不贴,而是马上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臣该死,臣决没有轻视大王的意思。”或者说:“您能领导我,是您有福气,您是真命天子,所以我得归您领导。”都没有这么一贴更具神奇效果。如像前者那么说,无异于越涂越黑,如像后者那么说,又不能说出刘邦的伟大,满足不了刘邦的虚荣心,最后仍然难免灾祸。只有这么贴,才能使刘邦不记恨韩信。在以后的日子里刘邦还沾沾自喜地说:“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粮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肖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韩信的贴,同样是才气的体现。
没有才气想贴也贴不到点子上,拍马拍到马腿上的事是屡见不鲜的户朱温一日出大梁门外数十里,憩柳树下,久之独语曰:“好大柳树。”宾客各避席对曰:“好大柳树。”稍顷又曰:“好大柳树,可作车头。”未坐五六人起对日:“好大车头。”温厉声曰:“柳树岂可作车头!我见人说秦时指鹿为马,有甚难事!”悉擒,言作车头者扑杀之。
无疑陪同朱温出游的那些宾客是都想极力讨好朱温的,朱温说什么,他们就跟着说什么。那原意本在拍朱温的马屁,想把朱温拍得舒舒服服。然而这些人实在缺少才气,对同一种说法的话不会花样翻新。朱温说:“好大柳树。”他们也跟着说:“好大柳树。”朱温说:“好大柳树,可作车头。”他们也跟着说:“可作车头。”就像小孩学话,一味当应声虫。其实在朱温听了他们第一句鹦鹉学舌之后,就已经老大不愿意了。接着说出的那一句,“好大柳树,可作车头”实是引人人壳,含有杀机。试想那朱温生于农家,长于草莽,岂有不知车头不可用柳树的道理。宾客中,恐怕也没有几个人不知道柳树不能做车头的,之所以鹦鹉学舌也同样存有拍朱温的意思,完全是一种奴性的“贴”。结果遭来了杀身之祸。
奴性的“贴”不是艺术,即使语言组织得巧,但用贬己悦人的手法说出,也仍然是奴性的贴,艺术的“贴”决不以贬己悦人出发,而是在既不贬己又扬人中去“贴”。有些人的贴又何尝不是语言组织得好,构思运用得巧,但由于其奴性十足,仍然免不了留下千古笑柄!
程师孟尝请于荆公曰:“公文章命世,某幸与公同时,愿得公为墓志,庶传不朽。”公问:“先正何官?”程曰:“非也。某恐不得常侍左右,欲求以俟异日。”
程师孟的这段说辞不能说他在语言组织上不好,构思上也不能说不巧,然而却表现了十足的奴性,丧失了自己的人格。人们不齿他的为人,嘲笑他:“程师孟生求速死。”直到如今人们也把他作为奴颜婢膝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