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2年的春天，爱玲回到了上海。
爱玲是深深喜欢着上海的，她认为：“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
母亲又出国去了，父亲的家是回不去的，爱玲便住到了赫德路1292号的爱丁顿公寓。这里是姑姑租来的公寓，自从从父亲处逃到母亲处，她的那个家已经结束了，爱玲把姑姑家当成了自己在上海的家。“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然而我对于姑姑的家却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私语》）姑姑同爱玲母亲一样，是一个有独立意识的新女性。与哥哥分家后，就在外面租了房子，做起了自食其力的职业妇女，充分实现了现代女性自力更生的观念。房子很大，有一间大客厅，客厅里有壁炉，姑姑还自己设计了家具和地毯。
好友炎樱进了上海的英国学校，任prefect，即校方指派的学生长，除品学兼优外，还要人缘好，能服众。她后来进了圣约翰大学，读到毕业。而爱玲参加圣约翰大学的考试，结果却是国文不及格，要求进入一个国文辅习班。这倒是一件顶稀奇古怪的事情，一个注定成为天才作家的人，国文竟会不合格。当然，爱玲不上大学的更重要原因，是为经济所迫，仅靠姑姑一人，显然是入不敷出且相差过远，无奈之中，爱玲只好辍学，走上了卖文为生的道路。事实上，这也是爱玲后半生一直赖以为生的职业。这位迟早要以文学来证明自身存在价值的少女，在不久的将来即要放射出夺目的灿烂光华！
爱玲最初投的是英文稿。早在圣玛丽亚女校上学时，爱玲就在校刊《凤藻》上发表过英文习作。在港大的三年，她更是辛苦操练英文，甚至连通信都是用英文，精通英文的姑姑称赞她“无论是什么英文书，她能拿起来就看，即使是一本物理或化学书”。
爱玲最初把搞件投向了英文月刊《二十世纪》(The 20th Century)。这是一份综合性的刊物，内容有时事报道、小品、风光旅游、书评影评之类，其阅读对象主要是那些在亚洲的西方人，主编克劳斯·梅涅特(Klaus Mehnert)是一位德国人，曾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曾在莫斯科做过驻苏记者，对中国也很了解。爱玲在该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题为《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此文长8页，近万字，且附张爱玲所绘的12幅发型及服饰插图。爱玲虽未出过洋，但文字流畅雅丽，略带一点维多利亚末期的文风，因此，主编梅涅特在编者按中称赞她为“如此有前途的青年天才”。紧接着，爱玲一鼓作气，一年间就在该刊发表文章达9篇之多，其中包括6篇影评，爱玲的这些影评，对于这段时期的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很具有参考价值。为什么爱玲的英文文章刊出后会如此受欢迎呢？梅涅特的话颇有道理：张爱玲“与她不少中国同胞差异之处，在于她从不将中国的事物视为理所当然；正由于她对自己的民族有深邃的好奇，使她有能力向外国人诠释中国人”。后来，不少英文作品被爱玲翻译成中文，收入了散文集《流言》之中。
英文写作初获成功，这使爱玲的自信心大增。事实上，更大的成功还在不远处等待着她，一颗新星将要大放光芒于上海文坛。
二
1943年的一个春寒料峭的下午，在上海的公共租界里。
一间古色古香的书房，线装书盈架，紫檀桌椅，飘香茶具，案头的宣德炉中正烧着的一支紫罗兰香正袅起一缕青烟。
“父亲，下面有位张女士来访。”一位小姑娘蹦蹦跳跳地上楼来，递给书房中的中年男人一个挺大的信封。那男人衣袍飘冉，气度颇佳，只是看上去神色有些萧索。他是赫赫有名的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被称为“哀情巨子”的周瘦鹃先生。他拆开信封，原来是与周先生有共同园艺之好的黄岳渊老人介绍来的一位女作家张爱玲。
周先生忙不迭地赶下楼去，只见客座中站起一位穿着鹅黄缎半臂旗袍的长身玉立的小姐。爱玲大方地向他鞠躬。
一老一少便坐着聊了起来，颇为投机。爱玲告诉他，自己现从事于卖文生活，可卖的是“西”文。中文除一篇散文《天才梦》之外，没有动过笔，最近却做了两个中篇小说，演述两段香港的故事，请周先生看行不行。说着，爱玲把一个纸包打开来，递给周瘦鹃两个稿簿。周瘦鹃接过来浏览了一下，看到标题叫做《沉香屑》，第一篇标明《第一炉香》，第二篇标明《第二炉香》。周瘦鹃当时就觉得挺别致，挺有意味，就请爱玲把稿本留下，容他细细拜读。
周瘦鹃把《紫罗兰》杂志将要复刊的消息告诉了爱玲。爱玲说：“我母亲和姑姑都是十多年前《半月》、《紫罗兰》、《紫罗花片》的读者。当时，母亲正留法学画归国，读了您的哀情小说，落了不少眼泪，还写过信劝您不要再写了。”
周瘦鹃饶有兴味地听着，可惜他已经记不得这一回事了。可能是当年周瘦鹃红透上海，给他写信的读者太多，他也无从记起了。
是夜，还是在飘溢着清香的紫罗兰庵里。周瘦鹃捧读着爱玲的《沉香屑》，初时并不是很经意，后来越读越吃惊。他诧异于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竟有如此老到凝练的文笔，如此洞察人情的深刻。一边读着，一边忍不住击节称好。此时，正是周瘦鹃想复刊《紫罗兰》之际，能够遇上这样一位“天降奇才”，怎能不让他振奋呢？！
一星期后，爱玲又来到了周家。周瘦鹃指着稿本，连声称好，并问她是否喜爱毛姆的作品，并且熟读《红楼梦》？爱玲微笑着，点头称是，不禁在心里赞叹周先生的过人眼力。
“你愿意把这两篇大作拿给《紫罗兰》发表吗？”周瘦鹃征求她的意见，爱玲一口答应了。
“好！待创刊号出来，我一定亲自登门。”周瘦鹃向爱玲许诺。到了晚上，爱玲又匆匆赶来，请周先生夫妇届时同去，参与她的一个小小茶会。
《紫罗兰》出版的那天，因周夫人有事，周先生就独自一人带了样本到爱玲姑姑的公寓去。爱玲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介绍了姑姑。在那间精巧别致的小客室里，三人分别落座。茶是牛酪红茶，点心是甜咸具备的西点，十分精美，就连那茶杯和点碟也都十分有家居风情。爱玲又热情地拿出两张照片，告诉周瘦鹃，这位风韵独具的太太就是她的母亲，一向住在新加坡，前年12月8日以后，杳无消息，最近有人传言，说已到了印度。说到母亲，爱玲的脸上不禁浮现出深切的思念之情。
临走前，爱玲把自己在《二十世纪》上发表的那篇《中国的生活和时装》送给周瘦鹃。
周瘦鹃下得楼来，禁不住回望了一眼那幢普通的公寓楼。他知道，在这幢平常的小楼里，将要诞生一位不平凡的女人。果然，爱玲的小说在《紫罗兰》上发表后，受到了大众的欢迎，读者开始关注起这个陌生的名字。他们纷纷猜测着，“张爱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不久后的一天，上海福州路画锦里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一座双开间石库门住宅，楼下是店堂，《万象》编辑室设在楼上厢房里，隔着一道门，就是老板平襟亚夫妇的卧室。编辑室里，柯灵先生正握着《紫罗兰》杂志出神，他被其中所载的《沉香屑》两炉香的魅力所吸引了。他的目光轻轻扫过作者“张爱玲”的名字，要是能请这位女士为《万象》写点作品该多好。
以编剧本和写杂文著名的柯灵先生还是一位著名的编辑，先后编过《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大美晚报》副刊《浅草》，《正言报》副刊《草原》等。上海沦陷后，柯灵先生意欲在文化废墟中为新文学保留一块园地。在他接管之前，《万象》是和《紫罗兰》类似的，主要发表鸳鸯蝴蝶派风花雪月的软性文字的刊物，柯灵任主编后，力求把它办成新文学杂志，一些进步作家纷纷为其撰稿，如师陀、唐弢、郑文定、王元化、傅雷等。
正当柯灵先生为如何向张爱玲约稿而犯愁之际，爱玲竟不期而至了。伴着轻轻的敲门声，爱玲亭亭玉立地站在门外。她穿着丝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是当时上海小姐的普通装束。她的肋下夹着一个报纸包，说是有一篇文章要请他指正，那就是后来发表在《万象》1943年8月号上的描写父女恋的小说《心经》，还附有她手绘的插图。柯灵先生形容当时的心情是“喜出望外”，会见和谈话很简短，却很愉快。柯先生诚恳地希望爱玲经常为《万象》写稿，在此后一段时间内，爱玲果然为《万象》写了一些小说，其中包括《琉璃瓦》和《连环套》。
《万象》上曾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论张爱玲的小说》，作者署名“迅雨”，这是著名翻译家、文学评论家傅雷先生的笔名。他对爱玲的艺术技巧进行了高度评价，肯定了《金锁记》一文，认为它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称它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同时，傅雷对《连环套》一文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承认“没有《金锁记》，本文作者决不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作者对爱玲的创作，从《倾城之恋》直到《连环套》，从选材到主题到文风，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在文末，作者写道：“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女士身上！’”作为前辈文化人，傅雷先生的殷切期望溢于言表。然而，此文在《万象》上发表后，竟还引起了一桩“公案”。原来，傅雷的议论还有个更高的立足点，那就是从张爱玲所长，见一般新文学作品所短，指出“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淌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一扬一抑，有一段还涉及巴金的作品，柯灵先生以为未必公允恰当，利用编辑的权力，把原稿擅自删掉这一段。傅雷为人处世一向一丝不苟，发现后，非要柯灵在报刊上公开向他道歉，后经一些朋友说情，最后才作罢。柯灵先生在多年后所写的《怀傅雷》一文中曾提及此事。
当然，真正使爱玲出名的刊物是《杂志》。《杂志》的背景相当复杂，它隶属于以日本领事馆为后台的《新中国报》系统。它与一般消闲杂志的不同之处在于其态度严肃，虽然表面看是“日伪”派的刊物，但实际上却一直声称要走纯文艺的道路。在沦陷区的上海，它周围聚集了一批有才华的作者，加之其特殊的背景，所以它的实力是其他刊物所无法比拟的。
爱玲素来是远离政治的，加之成名心切，所以她并不在意《杂志》的背景如何。爱玲小说的成名作绝大部分都首次发表于《杂志》上，其中包括《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小说名篇，还有一系列精彩的散文。
短短两年间，爱玲如天女散花般把自己生花妙笔写就的文章，抛向各种有影响的杂志，抛向读者们中间。一颗明星正冉冉升起。人们惊讶着，赞叹着，欣赏着……
三
1944年的上海街头，黄浦江的水在远处昼夜奔流。
一位年轻的上海小姐，一袭桃红色的旗袍，黑缎镶边，外罩一件葱绿色的古式夹袄。她似乎是遇到了什么兴奋的事情，脚步异常轻快。
她匆匆地奔走在一个个报摊前。在一大堆五花八门、花花绿绿、良莠混杂的报刊里，她要寻找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一扇可以看月亮、看热闹的小窗户。这是一本印制精美的不厚不薄的书的封面，那上面有两个隶书的字“传奇”。
她痴情地看着它。
“小姐，来一本吧！”摊主热情地招呼她。
小姐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
“这书可好卖了！我一下进了几十本，这不，就剩下这最后两本了。你拿一本，另一本我还舍不得卖呢！我要留着自己看。小姐，你不会没听说过‘张爱玲’这个作家吧？……”
摊主津津乐道地向小姐讲述着他听到的有关张爱玲的逸事。当时，爱玲的传奇家世已被披露了，人们诧异于她身上还流着李鸿章、张佩纶的血脉。是的，整个上海都在议论着张爱玲，她的第一本小说集《传奇》由上海《杂志》社出版发行后，四天便一销而空，一时洛阳纸贵，轰动文坛。
爱玲是主张“趁热打铁”的，她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少年时魂牵梦萦的天才梦，终于在这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变成了让人艳羡的事实。在《传奇》的序言中，爱玲就明确表达了这种“迫不及待”的心情：
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的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见到。就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由于出色的文学才能，爱玲成了上海社交界的名人。而张爱玲的“奇装异服”更是引人注目。
她为出版《传奇》，到印刷所去校稿样，穿着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所的工人都停了工。
她着西装，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18世纪的少妇，她穿旗袍，会把自己打扮得像我们的祖母或太祖母，脸是年轻人的脸，服装是老古董的服装……
她穿着奇装异服到好友苏青家里去，整条巷子为之轰动，她走在前面，后面就追满了看热闹的小孩子，一面追，一面叫。
某次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她穿一套前清老样子的绣花袄裤去道喜，满座宾朋惊奇不已，可也有人侧目。
张爱玲说：“我既不是美女，又没有什么特点，不用这些来招摇，怎么引得起别人的注意？”
她还说：“我小时候没有好衣服穿，后来有一阵拼命穿得鲜艳，以致博得‘奇装炫人’的‘美名’。”
张爱玲把小说《倾城之恋》改编为舞台剧本。承柯灵先生帮忙，爱玲与大中剧团主持人周剑云在一家餐馆里见面。当时爱玲已经成为上海滩的新闻人物，她自己设计服装，表现出她惊世骇俗的勇气。那天穿的，就是一袭拟古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红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夹袍短外套，罩在旗袍外面。《流言》里附刊的相片之一，就是这种款式。相片的题词：“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作为战前明星影片公司三巨头之一，周剑云在交际场上也算见多识广，那天的态度却显得有些拘谨，张爱玲显赫的文名和惊世骇俗的装饰，大概给他留下了震惊的效果。《倾城之恋》后来在新光大戏院上演了。导演是朱端钧，是当年上海的四大导演之一，饰流苏的罗兰，饰范柳原的舒适，都是名重一时的演员。事后柯灵先生因此得到了爱玲馈赠的礼物：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柯先生拿它做了皮袍面子，穿在身上很显眼，导演桑弧见了，用上海话称赞说：“赤刮剌新的来。”由此可见爱玲对服装的偏好。
女作家潘柳黛在《记张爱玲》一文中还回忆过一则“传奇”：
张爱玲喜欢奇装异服，旗袍外边罩件短袄，就是她发明的奇装异服之一。有一次，我和苏青打电话和她约好，到她赫德路的公寓去看她，见她穿着一件柠檬黄袒胸裸臂的晚礼服，浑身香气袭人，手镯项链，满头珠翠，使人一望而知她是在盛装打扮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