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真正成为奥林匹克大家庭中的一员，与世人共同分享奥运精神可谓等得太久、太久。1896年，在雅典召开第1届现代奥运会，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而使中国与之失之交臂。直到1932年，在爱国将领张学良的资助下，中国才派刘长春代表中国人第一次走进奥运赛场。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立即成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负责全国性的体育竞赛和运动会，还负责加强与国际体育组织的联系、举办或代表中国参加国际体育竞赛活动。这才开始我国真正步人奥林匹克的征程。经过多方努力，于1979年国际奥委会才恢复了我国的合法席位。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了，体育事业也逐步强盛起来。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我国代表团共获15枚金牌。金牌总数名列第四。至此，中国——已是奥林匹克大家庭中的东方巨龙。
第一节 不堪回首的旧中国奥运史
1896年，第1届现代奥运会在雅典举行，虽然清政府也受到邀请参赛，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侵略者的炮舰轰击下已是苟延残喘，根本无暇派团参赛。到1932年的第10届奥运会，国民党政府迫于无耐派了刘长春参赛，孤身一人在国破家亡的时候能有何作为呢？1936年、1948年又派团参赛，可运动员连路费都不足，又怎么夺取奖项呢？简直是出丑。
1.满清时期的中国与第一次现代奥运会失之交臂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中，创造了极其丰富灿烂的文化，体育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围棋、蹴鞠（足球）、马术、马球、游泳、摔跤、武术等等许多体育项目都是最早源于中国。只有到了近代，中国才开始衰败下来。
公元前776年，当古希腊人召开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时，中国正处于春秋时期，诸子百家争鸣，连同各种文化、技艺，使春秋时期的中国文化状况丝毫不亚于古希腊的盛况。
然而至1895年，第1届现代奥运会举办的前一年，法国驻外公使分别照会各国，邀请他们参加在雅典举行的第1届现代奥运会。满清政府收到照会后，对此毫无反映。
当时，腐败的满清政府在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威逼下，已是无暇也没有精力派人去参加什么奥运会了。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节节溃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同年4月，签定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该条约将辽东半岛、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同时赔银2万万两，中国从此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此时，国力衰微，民力枯竭，西方列强用来敲开中华帝国大门的敲门砖——鸦片，又使中国人有了一个耻辱的、刻骨铭心的称号——东亚病夫。
1896年，伦敦一家报纸称：“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
然病根之深，自中日交战后，地球各国，始悉其虚实也。”革命志士陈天华在他的《警世钟》一文中仰天悲愤地写道：“耻！耻！耻！你看堂堂中国，岂不是自古到今，四夷小国所称为天朝大国吗？为什么到于今，由头等国降为四等国呢？
外洋人不骂东方病夫，就骂为野蛮贱种，中国人到了外洋，连牛马也比不上。”
清末，英国驻天津领事馆的一位官员请清朝天津道台去领事馆吃饭，饭毕，领事要表演打网球给客人看。这位道台从未见过打网球，遂好奇心大萌，欣然应允。时值炎热天气，打球者虽身着短裤背心，仍汗流浃背。表演结束，领事向客人问道：“你瞧我打得好不好？”这位道台翘起大拇指说：“好是好，可惜你太辛苦了，累得满身大汗，不如雇一个人替你打。”由此可见当时清官吏无知到了什么地步。
史料记载旧中国体育史的每一页里，都充满了屈辱及令人心酸的回忆。
2.旧中国运动员三次参加奥运会的情况
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用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现代竞技体育也伴随着其他一些西方的文化舶来品进入中国。1910年10月，第1届全国运动会在南京举行。所谓全运会，其实参加者皆为当时国内由洋人开办的教会学校的学生，组织者均为外国人，所有布告及成绩公告也全用英文。运动员都是学生。华北选手孙宝信在跳高时，弹跳力甚佳，但在最后一个高度，每次身体跃过之后，头上的辫子都将横杆打落。比赛至天黑仍未结束，裁判只好手持蜡烛工作，满场烛光摇曳，错误百出。更可悲的是在接力赛跑时，由于未备接力棒，只能临时改手拍手方法，在微弱的光线下，相互拍错者甚多。最后发奖仪式上，选手所唱歌曲也是英国歌曲。这届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全运会，被打上了鲜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烙印。
在那样一个黑暗的时代里，也有一些为了民族的自尊和复兴奋然而起的体育先驱者。我国近代著名体育家徐一冰，1908年秋在上海创办我国近代最早的体育专门学校-——中国体操学校时，就明确把“增强中华民族体质，洗刷‘东亚病夫’耻辱”作为其校训。
进入20世纪之后，奥林匹克的火种就迅速在世界各地蔓延开来，1912年，菲律宾体育协会打算仿照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形式，组织召开中、日、菲等国参加的远东运动会。经中、日、菲三国协议，正式成立了一个联合体育组织，取名为“远东奥林匹克委员会”。1913年2月，第1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远东运动会从此成为洲际性的最盛大的运动会。
两年以后，1915年5月第2届远东运动会在中国上海举行，就是中国首次举办国际性大赛，中国派出150余名选手参赛，最后，中国选手获全体总分第一，当时国人欣喜若狂。会前，大会组织者收到了国际奥委会的贺电，贺电称：“承认远东运动会为其东方支部，将来国际奥委会中国得派遣代表参加会议。下次奥运会时，中国亦得派选手前往参赛。”这是中国首次与国际奥委会发生联系。
1922年，中国北洋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尽管国际奥委会中这时已有我们的一席之地，但中国并未派选手参加奥运会，1928年第9届奥运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时，当时的国内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仅派干事宋如海一人前往观摩。
1932年7’月，第10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在此之前，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东三省落入日寇的魔掌。国难当头，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国不参加这届奥运会，仅派体协总干事沈嗣良一人作为王正廷的代表前去观摩。而日本忽然向主办这届奥运会的美国交涉，坚持要求伪满洲国参加这届大会，并宣布东北籍的著名田径选手刘长春及于希渭二人为满洲国代表。消息传出，举国哗然。特别是平津教育、舆论界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表态，揭露日本军阀和伪满政府企图使世界各国承认“满洲国”的险恶用心。当时洛杉矶组委会竟也复电伪满政府，并且要求速交“满洲国”的“国旗”与“国歌”。
刘长春时为东北大学的学生，他是有名的国手。1930年，他在杭州举行的第4届全运会上，一人独揽100米、200米、400米三项冠军，杭州市甚至将通往田径场的马路亦改为“长春路”，以示纪念。刘长春当时百米最快成绩为10秒6，这不仅是远东地区最好成绩，同时也进入了世界前10名的行列。
1932年经过整整25天的大海颠簸，刘长春抵达洛杉矶，他受到了当地华侨的热烈欢迎。
到后的第二天，刘长春即参加比赛，100米预赛即被淘汰。紧接着又参加200米，也是预赛就被淘汰。舟旅劳顿，并且以一人之力，岂能回天。尽管刘长春勇敢地戳穿日伪的阴谋，代表中国赴洛杉矶参加了奥运会，然而在山河破碎，国之将亡的时代，他会有什么能力又怎么可能去有所作为呢？1936年，第11届奥运会在柏林举行，中国当时派出了一个141人的代表团参加，这是旧中国参加奥运会人数最多的一次，其中运动员仅69人，余者大都为达官豪富。出国比赛需一笔巨款，但国民党政府只拨给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只好由足球队去东南亚走江湖卖艺，以便能筹足经费去柏林。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足球队走了6个国家，进行了20多场比赛，总算筹得了一些门票收人和华侨捐款，使中国代表团得以成行。赛前这样如此卖命，怎么可能打好比赛？
尽管当时中国足球队中有一些蜚声亚洲绿茵场的名将，如球王李惠堂、铁腿孙锦顺等，但以劳师远征去与人家比赛，自然要败下阵来。中国选手初到柏林时，一些外国运动员和教练十分好奇，想看看中国人是不是拖着～根长辫子，手中拿着一根大烟枪，华人对外的形象由此可见一斑。
这届奥运会，除了符保卢在男子撑竿跳高中进入及格赛外，其余的中国选手在预赛中就全部被淘汰了，如此结果怎能不令人痛心与失望。难怪当时有一家报刊登出一幅鸭蛋的漫画，讽喻中国选手在奥运会上的成绩。
1948年第14届奥运会在英国伦敦举行。中国派出了一个53人的代表团。代表团同样缺少足够的经费，走之前，东挪西凑，到处化缘。上届足球队走江湖募捐多少有些收获，此次又把足球队提前打发到东南亚一带去“卖艺”挣钱。代表团到达伦敦后，少数官员住进高楼大厦享乐，而运动员则苦不堪言。比赛结果，重蹈覆辙，参赛选手均在预赛中落选。比赛刚结束，代表团一些头面人物便溜往美国，可是大部分运动员却没有回国经费。打电报到国内，“教育部”的复电却是：“政府不能追加预算，请代表团自行解决。”代表团找到国民党政府驻英使馆和“中国银行”，可这两家当时代表中国政府的官方机构，非但拒不借款，并且也并不肯作保，他们对运动员即将面临的流落他乡的悲惨境况，显得无动于衷。代表团只好找到伦敦爱国华侨，又将随团带去的大米卖给餐馆，东挪西凑，总算凑足了回国的路费。
这就是中国运动员解放前三次参加奥运会的情景。国运衰败，民气低微，怎能不叫人耻笑。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讲，奥运会仅仅是一个遥远的、并不属于中国的梦。旧中国的体育界，尽管有一些充满一腔爱国热血的人士希望通过体育运动实现健身强民、壮中华国威的理想，可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中，也只能仰天长叹，毫无回天之力。
旧中国时，国际奥委会的中国委员除了王正廷之外，还有两人。一个是孑L祥熙，他是1939年被推选加入的。孔祥熙乃蒋介石的财政部长，四大家族中的显赫人物，之所以推选他，不过是想借他之手借点儿钱；另一位是在多所大学任过教的董守义教授。董守义教授1947年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尽管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已占有三席之地，但是由于旧中国的落后腐败，特别是运动水平和体育成绩的差距，使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没有什么发言权。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古国，一个创造了人类文明史奇迹、历史悠远的民族，什么时候才能摘掉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我们的“东亚病夫”的帽子呢？
从刘长春的洛杉矶单刀赴会到中国代表团在伦敦流落他乡，有国难归，由此种种情景构成的旧中国的体育史，真令人不堪回首。
但是，不甘沉沦的中华民族，在国破家亡的生死关头，注定是要从麻木不仁中苏醒、崛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