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成名已久的学者转换学术领域，勇气恐怕不亚于旧时女人改嫁，而对这一转换作评价，想要得体合宜、恰如其分，总是很难，因为一切都不过是新的可能性的崭露而已。杨念群在《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7月第一版，以下简称《何处是“江南”？》）的后记中剖白：“我深知，作为长期从事晚清史和民国史研究的人，贸然进入前清史（“前清史”指的应该是清前期史——引者注）的研究领域无疑会冒着难出新意的危险……我的理解是，对前清史之研究，不但要注意稀有新史料的发现，更应注重对传统文本的重新释读。本书的写作所依据的文本基本都是前人利用过或多少有所涉及的史料……故在‘发现’这个层次上实不指望有所突破……”（第407页）这里所说，不可仅仅视为谦辞，而应看作一种事实的客观描述。
杨念群上一部著作《再造“病人”》的一大特点，可以称作对“去政治化”的反动，即将国家政治元素重新引入社会史的研究，尽管研究对象发生了极大变化，《何处是“江南”？》所做的工作以及其成功的地方依然在这里。后记中说，“本书的目的是把‘士’重新置入政治的复杂纠葛关系中考察其现实的处境”（第408页），这一关怀在书中是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的。简单来讲，《何处是“江南”？》是这样一部书：它记述、分析了江南地区的士人在康、雍、乾三朝历经的思想统制、被动接受或主动参与构造官方意识形态的过程。从分类上看，《何处是“江南”？》主要属于思想史领域，而从趋向上看，作者的政治关怀特别鲜明，这就使得《何处是“江南”？》区别于惯常的思想史著作，如我们首先会想到的赵园对明清之际士大夫的研究。
尽管全书主题不离“士林”，可《何处是“江南”？》真正的主角（或者至少是最抢戏的配角），倒似乎是几位帝王，尤其是康熙帝和乾隆帝。在经筵会讲中，康熙帝这个学生反当起了先生，“帝王和讲官的角色就被彻底地颠倒过来”，“经筵讲官不但失去了对儒家经典的权威解释权”，而且“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帝王意识和思想的修正补充者，而不是思想灌输者”（第98页）。汤斌之流的谀谄倾倒之态足令士林蒙羞。乾隆帝借纂辑《四库全书》之名行禁毁“政治反动书籍”之实，在这一过程中，皇帝与负责行事的官员之间展开博弈，杨念群都作了饶有趣味的叙述。
实际上，杨念群的自觉意识是极清晰的，他明确提出“把帝王政治的视角重新带回士林世界”，这与《再造“病人”》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他认为这一取径“一则可以避免近期海外研究中过于自恋地把中国士阶层历史看作是超越现实的自足性存在；二则也可避免仅仅把政治简单理解为压迫士阶层思想自由的一个外在符号。从而真正从互渗互动的角度观察清朝正统合法性建立的意义。”（第307—308页）他指出的这第一点针对的其实是余英时先生的思路，是强调士人的超越性、强调清代考据学昌盛有其“内在理路”的这一类思想倾向。杨念群甚至在书中宣称：“考据学的出现恰恰是皇权有意规划的结果……如果不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考据学产生的意义，反而强调‘思想’的独特性，就等于刻意回避清廷政治控制严酷而又富于高超技巧的历史事实。”（第408—409页）我并不赞成将清代考据学勃兴的事实归因于某一单一的因素，因为这一现象的出现必然既有其学术背景又有其政治、社会背景，但杨念群提出的这一思考路向显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事实上，余英时先生的老师钱穆先生尝谓：“晚明诸遗老的史学，其实是一种变相的理学……他们要用史学来救世教人，现在则世已太平……一切有满州皇帝作主，不用操心，操心反而惹祸殃，晚明诸遗老一片史学心情到此无可寄托。心情变了，学术如何能不变？……这些有些像魏晋王弼何晏讲儒学，阮籍嵇康讲老庄，全是没气力，由外面诱导摆布，并非内部激发推动，晚明诸遗老的史学，于是到清儒手里便变成一种专尚考据的经学了。”（《前期清儒思想之新天地》，收入《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东大版第3页）余英时先生并未守师说。
杨念群指出的第二点意在强调不可忽略“士林与帝王的合谋关系”（第396页），他认为章学诚史学理论中的部分元素迎合了统治者的思想统制意图，尽管我对此尚不能不有所保留，但正如余英时、增井经夫等学者观察到的那样，章学诚的学说的确带有国权主义特征，是一种“当代政治肯定论”，是“拥护清朝支配体制”的。（参考山口久和《章学诚的知识论》第89页，第207页）杨念群对章学诚的阐释不无过度之处，不过，针对清前期士人的自我阉割、自我审查、自我洗脑现象，目前学者的研究还很不够，杨念群能拈出此一议题，还是很有意义的。他在后记中自陈“不敢说是借古喻今，但确有批判当代文化现状的深意在”（第409页），读者幸勿轻忽。
二
《何处是“江南”？》一书论述精彩之处虽不少，然就整体而言，编校、撰写都嫌粗糙。下面由小及大，将书中存在的疏失举例言之。
书名讹误。第248页、第255—259页注释将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书名六次误写为《中国历史上的正统观》，书名总共九个字，错了三个。第364、365页注释将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书名两次误写为《明清士大夫研究》。这两个书名在书内其他地方出现过，并不误，只能说明注释编校不用心。事实上，《何处是“江南”？》注释草率处颇多，下文还会提及。
引文舛漏。第126页引唐甄《潜书》，“二十三代之编籍，阏塞其心”，漏掉“代”字；第336页引章学诚《文史通义》，“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岂”讹为“空”。书中错别字不少，作者阐述部分不去管了，引文部分出错，相对不易发现，故列出。
人名错误。第361页，将诗人陈恭尹的名字两次写作“陈恭伊”。按说形近致误，在印刷上是太多了，不过，书中这一部分前此曾在《新史学·第一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上发表过，当时就已错了，这恐怕就不是印刷的问题，而是作者原稿的问题了。
断句错误。第136页引用《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引文作“只缘三代以后君臣都忘却了天字，君以为惟我之所欲，为臣以为生杀刑赏为君所制，不得不然……”正确的断法应该是：只缘三代以后，君臣都忘却了“天”字，君以为惟我之所欲为，臣以为生杀刑赏为君所制，不得不然……第137页再引《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引文作“……而君臣行义之道几亡矣，其有言及去字者谐臣媚子，辄以二心大逆律之……”后面正确的断法应该是：其有言及“去”字者，谐臣媚子辄以二心大逆律之……两段引文不仅断句错了，注释中谓皆出自“卷一四”，居然也是错的，实际上分别出自卷六、卷三十七。就鄙人闻见所及，引过《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相关段落的学者，前如钱穆、谢国桢，后如赵园、熊秉真、董平，没有人点破句，也没有人误标卷数。不过，无论如何，作者欲“采铜于山”的用心还是好的。
常识错误。作者写道：“……当年的南宋遗民郑思肖，宋亡后，把满纸悲愤之语的《心史》一书深藏于井底，至清初才被发现。”（第24页）又谓：“南宋灭亡之后，据说有一位士人把他书写亡国之恨的书稿用铁匣子装起来，藏在一座庙的井底，直到清初才被发现。”（第246页）按，铁函《心史》被发现，是崇祯十年的事情，距朱由检在煤山上吊还有将近七年时间，总不好就说是“清初”罢。作者谈吕留良钻研八股、评选时文，用了一个小标题，叫《“选学妖孽”的多重身份》（第141页）。按，“选学”指的是以《昭明文选》为核心的辞章之学，与八股选家没有任何关系，舒芜先生还曾特别就此写过一篇短文，可能作者没有看过。
文本误读。第135页，作者引《吕晚村先生文集》卷一的《答张菊人书》（按：注释漏“书”字），称：
留良崇朱是在易代之际纷乱滋扰的世界里，把“朱学”当作修炼身心的学问来加以信仰的，心境自然与康熙帝不同。他讲到朱子之学被冷遇时，其语调颇显得无奈苍凉，自述“喜读宋人书，爬罗缮买，积有卷帙”。他说搜罗宋书的原因是“宋人久为世所厌薄，即有好事者亦捡（按：原书作“拣”）庙烧香已耳，再经变故，其澌灭尽绝，必自宋人书始”，目的是“以破天下宋腐之说之谬，庶几因此而求宋人之全”。
粗略读之，似乎没什么毛病。让我们看看《答张菊人书》较完整的上下文是如何的：
自来喜读宋人书，爬罗缮买，积有卷帙。又得同志吴孟举，互相收拾，目前略备，因念其为物，难聚而易散，又宋人久为世所厌薄，即有好事者亦拣庙烧香已耳，再经变故，其澌灭尽绝，必自宋人书始……因与孟举叔侄购求选刊，以发其端，以破天下宋腐之说之谬，庶几因此而求宋人之全。盖宋人之学，自有轶汉唐而直接三代者，固不系乎诗也。又某喜论四书章句，因从时文中辨其是非离合，友人辄怂恿批点，人遂以某为宗宋诗、嗜时文，其实皆非本意也。
读者想必都知道，吕留良曾参与纂辑《宋诗钞》，这部书是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三人编选的。吴之振，字孟举，就是《答张菊人书》中提到的吴孟举，而吴自牧就是他的侄子。有了这个背景知识，自不难明白，吕留良“与孟举叔侄购求选刊”的“宋人书”其实是宋代诗集，而不是宋儒理学书。“人遂以某为宗宋诗”更已明白点出这一点。《答张菊人书》后文还说：“又闻许示茶山、紫薇、斜川诸集，梦中时乐道之。今读手教，更知其详，如《江西诗派》一书，某求之十余年而未得者也。”谈的也是曾几、张嵲、苏过等人的诗文集以及宋诗理论著作，与“朱子之学”何涉？作者看到“宋人书”三字便浮想联翩，实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三
有时，书中证据贫弱、推论草率的程度，让人感到惊异。比如关于《四库全书》的纂辑，杨念群说：“对古人文辞简严的欣赏背后其实蕴藏着一个理念，那就是文人的书写应克制私意的发挥，而尽量保持古代圣人思想的原意。这恐怕并非实斋一个人的想法，而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清初士人的共识。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士人会自觉参与到《四库全书》的编纂活动中来。”（第325页）我们试一步步玩味其文意，抽绎其逻辑：“对古人文辞简严的欣赏”怎么就过渡到“克制私意的发挥”上来了呢？表达的是“私意”就不能“文辞简严”了吗？一个是风格的问题，一个是内容的问题，如何搅到一起来的呢？接下来，我们且不管章学诚是不是真有杨念群总结出的这一“理念”，就算他有此想法，那么这想法又怎么“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清初士人的共识”了呢？这一共识是如何达成的？又有哪些证据支持？再往下，更讲不通了，“那么多士人”“自觉参与到《四库全书》的编纂活动中来”，这本身就与常识相悖：《四库全书》的修纂完全是官方行为，参与修纂的近四百位官员都是奉旨任职，哪里有什么“自觉”行为？像章学诚这样的士子倒是想“自觉参与”，可他有“参与”的资格吗？按杨念群的讲法，倒好像是许多士人就因为相信“书写应克制私意的发挥”（真正相信与否暂且不论），便“自觉参与到《四库全书》的编纂活动中来”了，无须因果推理，这一步跨得何其豪迈。
在同一页，杨念群又说：“在朱筠这个小圈子里，或者章学诚的更广大的朋友圈子里，不少人后来都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四库全书》的修纂活动，说明其编纂主旨获得了相当一部分士人的赞同。……一些藏书家如周永年、程晋芳直接参与《四库》修纂的行动，不妨可以理解为他们同时认可了《四库全书》编纂中征访遗书和搜禁违碍书籍的双重理念。”如前所说，《四库全书》的修纂是一种官方行为，参与修纂者的行动至少在客观上属于职务行为，《四库全书》的“编纂主旨”（且不管这所谓主旨的性质究竟为何）是否得到参与者的赞同不能只凭他们参与了工作这一事实来证明，因为他们完全可能是在违心、抵触或漠然的状态下完成工作的，内心赞同与否，尚须从别的方面来证实。再往下看，且不管“不妨”、“可以”并置其实是病句，单看其内容，周永年、程晋芳参与了《四库》修纂，怎么就能证明他们“认可了《四库全书》编纂中征访遗书和搜禁违碍书籍的双重理念”呢？一种理念还不算，还得是“双重”的，他们如何认可了？证据何在？杨念群在这里将周永年、程晋芳轻描淡写地称为“藏书家”，倒好像他们是民间知识分子、他们的藏书为《四库》修纂作了什么贡献似的，事实上，周永年、程晋芳是同年进士，都是为官两年后受人举荐才入四库馆的，他们的私人藏书也与《四库》修纂毫无关系，他们受命参与《四库》修纂属于职务行为，如何能够因此就认定他们认可《四库》的所谓理念，还是“双重”的？具体说来，周永年对《四库》修纂诚有“倡导之功”且勤于辑佚，谓之认同“征访遗书”则可，然而对“搜禁违碍书籍”这一条，哪里可以找到证据说他是支持、认可的？退一万步说，他们纵有此想法，也需另外举证，岂可因为客观上受命就认为他们一定主观上认可？
如此不厌其烦反复拆解，无非是因为《何处是“江南”？》中与上述引文类似的立论鲁莽轻率处着实不少。第一、二章，除了最后的《从“经筵会讲”看“士”“君”教化角色之逆转》一小节颇见巧思外，整体上写作似有匆促之嫌，有些引文未经细致的组织、引申，显得生硬突兀。第一章《“残山剩水”之喻与清初士人的“出处”选择》拈出的关键词“残山剩水”，无论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关键词，因为在当时，这不过是现成的熟词套语而已。所谓关键词，并不是大家都用而且用得多，就“关键”了，思想史学者眼中的关键词是要讲求其思想内涵的。第五、六章申说所谓“文质之辨”，一方面固然是承袭赵园在《制度·言论·心态》第七章中探讨过的旧话题（赵园第七章题为《文质》），另一方面却对“文质”这一概念外延始终缺乏准确把握，将“文质”扩大到政治、风俗的层面上，甚至与“文明/野蛮”、“奢华/俭素”的对立简单混同起来。从这些地方都不难看出作者在概念的选取、运用上未免粗放。
多年前，杨念群曾在《中层理论》一书的自序中表示，希望改变“只拉车不看路式的工匠型治史方式”，认为“这种方式习惯于置解释创新的思考于不顾，标榜以‘求真’为天职，遏制想像，埋首钩沉之术，使史学渐趋琐碎和平庸，或者成为尼采嘲谑的泥瓦匠式的史家”。这一态度，我们当然是举双手赞成的，但我们同时也不能不说，“求真”终为史家天职，太过狂放的想像，该遏制还是要遏制。“只拉车不看路”不行，光顾着抬头看方向，车子陷入泥淖而不知，恐怕也是不行的。杨念群在《中层理论》自序也批评说，“许多历史著作行文叙述总是宏阔而不细致，概论式的判断比比皆是，本质主义式的断语草草形成”。这另一方向的偏颇，较之“琐碎和平庸”的“泥瓦匠式”史学，未必就胜出许多，因为盖房子光有设计师还不够，总得有泥瓦匠才行，差别只在于，好泥瓦匠常有，好设计师不常有。
（原刊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0年9月26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