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为善，若重为暴”的思想，意思是说，千万不要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念头，这种看似“为善”的东西往往会事与愿违。
提起西南联大，有一个问题让人很难解释：论时代，那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岁月；论环境，它地处西南一隅，物质极其匮乏，交通非常不便；论生活，最艰苦的时候教授夫人和校长太太都要靠摆地摊来贴补家用……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西南联大却被誉为“民主的堡垒，人才的摇篮”，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于是大家不禁要问，同样是炎黄子孙，同样是大学教授，为什么当年能够做到的事情，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却可望而不可即呢？
也许有人会说，这与教育独立、思想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等体制方面的原因有关。是的，就体制而言，也许我们一时无法改变；但是有一点却可以供大家学习和借鉴，那就是该校“无为而治”的成功经验。
对于这个问题，我是在研究“胡适与蒋介石”的时候注意到的。一九三二年年底，胡适与蒋介石在汉口第一次见面时，就把自己写的《淮南王书》送给对方。《淮南王书》是一本研究道家思想的学术专著，胡适认为其中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含有民主政治的因素。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民主政治不仅建立在“人人生而平等”的基础之上，而且还认为一个人不论地位多高，业绩多大，他的知识和能力都十分有限，因此开明的政治家“必须靠全国的耳目为耳目，靠全国的手足为手足”。当然，胡适主张“无为而治”，并不是说领导人什么也不要干，而是想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领导人过于“有为”，被领导者就只能“无为”；只有领导人“无为”，被领导者才能“有为”。可见胡适把这本书送给蒋介石，是希望他能够有点民主作风，而不要过于自信，过于“有为”，过于能干。此外，胡适还强调“重为善，若重为暴”的思想。意思是说，千万不要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念头，不要搞什么改善人民生活的所谓民心工程。这种看似“为善”的东西往往会事与愿违，甚至给老百姓带来“为暴”似的灾难。随后，胡适还在他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多次撰文阐述这些思想，并引起广泛讨论。可惜这些往事早已被人遗忘。
与胡适一样，西南联大的领导人也是崇尚民主自由、奉行无为而治的典范。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合并而成，其领导班子由这三所大学的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为此，胡适在该校成立之初（当时还在长沙），就根据蒋梦麟的意思致函梅、张二人：“虽职务各有分配，而运用应有中心。伯苓先生老成持重，经验毅力为吾人所钦佩，应请主持一切。……倘有伯苓先生不能亲到长沙之时，则由月涵（按：梅贻琦字月涵）兄代表。”胡适的这封信非常重要，它基本上为西南联大奠定了无为而治的发展方向。事实上，后来张伯苓因担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而长驻重庆，因此领导学校的事基本上落在梅贻琦身上。
梅贻琦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文质彬彬，不爱说话，素有“寡言君子”之称。按规定，学校的重要会议应该由他主持，但是在开会时他却很少说话。他曾经风趣地说：我就像京剧中的“王帽”一样，看似重要，却不大开口，主戏要让别人来唱。这就是博采众议、无为而治的典型形象。只有在大家意见不一、争论不休的时候，他才用简明扼要的话指出症结所在，使问题得到解决。至于具体事情，教授们都有很大权力。据说当年熊庆来要破格录取华罗庚，他完全支持。后来吴大猷要送尚未毕业的李政道去美国深造，他也没有意见。这种事情如果放在今天，不知道要经过多少门槛、多少周折——也许根本就不能实现。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又翻阅了书架上八卷本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梅贻琦日记》和相关材料。从中既没有找到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理想，也没有看到考核教师和学生的繁琐规定，更没有发现配合时局、服务战争的各种措施。相反，在《庆祝西南联大成立六五周年纪念特辑》中，一位署名岳风的校友这样写道：教授们“对学生身教重于言教，无为而治等作风，又无事无处不贯彻着‘民主与自治’的精神”。看来，不仅是校长管理学校，就是教授教育学生，也要依靠无为而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