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小学校长，不仅是一两百学生的导师，而是一两百户、一两千人的导师。
五四运动前夕，陶行知在一篇文章中说：第一流的教育家是敢于探究未发明的新理，敢于进入未开化的边境，富于创造精神和开辟精神的人。这种人在创造时目光要深，在开辟时目光要远。总起来说，创造和开辟都是要有胆量的，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就是创造型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就是开辟型教育家。这说明一个学校的校长，应该是目光深远、有胆量开辟创造的人。
如果说这个标准还比较抽象的话，那么过了几年以后，他的标准就逐渐清晰起来。一九二四年七月，陶行知参观南京神策门外燕子矶国民学校后，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半周岁的燕子矶国民学校》。这所学校本来已经开办多年，但是陶行知却认为它的新生命是从丁超校长上任后开始的，因此只有“半周岁”。燕子矶学校坐落在一个关帝庙中，办学环境非常糟糕。丁校长上任后，就拿起锤子扫帚，不是修补桌凳，就是打扫卫生。时间一长，他居然获得“钉锤校长”和“扫帚校长”的绰号。在他的影响下，全校师生也养成维护校园、改善环境的习惯。陶行知参观这所学校后，不但欣赏这个校长能够以身作则的精神，还对他少花钱办大事的做法予以肯定。他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要想评论一个学校，先要评论它的校长。”他认为，燕子矶国民学校的经验说明，“有钱办学不算稀奇，我们要把没有钱的学堂办得有精彩，才算真本领”。
这些年来，人们谈到教育，总是把注意力放在教育经费不足方面。这是因为中国教育经费与官员们的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和公车消费相比，实在是不足挂齿。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也少得可怜。这固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如果没有好的校长，没有正确的办学理念，即便是有了足够的教育投入，也未必能把学校办好。近年来中国大学的经费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办学状况却不能令人满意，就是很好的证明。
一九二六年，陶行知在《整个的校长》一文中说：“要做一个学校的校长，谈何容易！说得小些，他关系千百人的学业前途；说得大些，他关系国家与学术之兴衰。”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却看到那些“能力大”的人，要担任好几个学校的校长，那些“能力小”的人，则是几个人合伙起来干一个校长的工作。为此他告诫人们：“一个人干几个校长，或几个人干一个校长，都不是整个的校长，都是命分式的校长。”所谓“命分式”校长，就是分心的，不能集中精力做事的校长。这种校长无论对个人、对教育，都有害无益。他还说：“为国家教育计，为个人精力计，一个人只可担任一个学校校长，整个的学校应当有整个的校长，不应当有命分式的校长。”
后来，他还对生活教育社的同人们说：“当一个小学校长，不仅是一两百学生的导师，而是一两百户、一两千人的导师。他的地位的重要是好比一个作战的团长。但是倘使你小看了自己的岗位，小看了别人的力量，小看了生活教育的即知即传、工学团等等原理，你便成了一只孤鸦，一个光棍”，就会“由渺小而悲观、徘徊、妥协，敌人一来是不堪设想”。
陶行知是提倡“教学做合一”的。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他开始致力于乡村教育，提出乡村标准学校最需要的就是标准校长。乡村标准校长应当有三层资格：一、他要有农夫的身手；二、他要有教师的头脑；三、他要有社会改造家的精神。南京尧化门小学校长宋鼎根据陶行知提出的标准和意见，取得显著成绩。位于南京城外的江宁县立师范学校校长徐卓夫，得知宋鼎办学颇有成效后，便用“三顾茅庐”的方法请宋前来担任训育主任。陶行知参观江宁县师范学校以后，对徐校长的做法非常赞赏。他在《天将明之师范学校》一文中说：这所学校既有一种贫而乐的精神，又有向小学学习的虚心精神。它不仅有远大的前途，还开辟了中国师范教育的新纪元。由此可见，“中国的真正师范教育要天明了”。
陶行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有两千多年专制统治的历史，因此人们一旦掌权，往往会“仗权欺人”，就连“区区校长”也不例外。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中指出：由于大家都在专制统治中长大，既要受独裁制度的熏陶，又没有学习民主作风的机会，这就使“校长对于我们，我们对于学生，多少都存在着一些要不得的独裁作风”。基于这一认识，他主张校长要“运用民主作风教学生，并与同事共同过民主生活，以造成民主的学校”。他认为所谓民主的学校，必须遵循以下原则：“自己要说话，也让别人说话，最好是大家商量。自己要做事，也让别人做事，最好是大家合作。自己要吃饭，也让别人吃饭，最好是大家有饭吃。自己要安全，也让别人安全，最好是大家平安。自己要长进，也让别人长进，最好是大家共同长进。”
前不久，听朋友说我们这里有位重点中学的校长，因为儿子结婚，居然动用好几辆警车前来开道。我想这位校长如此“霸道”，除了想要摆谱之外，还有一种“自己办事，就不让别人办事；自己安全，就不顾别人安全”的想法作怪。作为家长，把自己的孩子送给这样的校长，能放心吗？需要指出的是，许多老师、学生和家长，对于这种霸道现象，好像早已见怪不怪了。这难道不是时代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