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王稼句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一九四八年北平“彩华印刷局”印的《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我心想，卷子不就是将书画裱成的手卷么，怎么印成了一本书，“林屋山民送米”又是怎么回事呢？于是写信去问。旋即收到了他请赵国忠君寄来的复印本，果然是一册书，首为胡适题签及亲笔序文，末为版权页，有字六行：
林屋山人送米图卷子/珂罗版印壹百册/保藏兼发行者：暴春霆/承印者：北平彩华印刷局/版权所有不得翻印/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六月初版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即一九四八年，胡适的序写成于是年一月九日。再过十一个月零六天，胡就坐飞机离开即将被共产党接管的北平，北平随后也就改称为北京了。
林屋山民送米却是发生在一八九零年（光绪十六年庚寅）年底的事情，肇源于林屋山（太湖洞庭西山）甪头司巡检暴方子“得罪上司”被撤职。巡检为从九品，是最起码的芝麻官，其去留本不足道。但此芝麻官得罪上司是因为“遇催租蠲赈事一意庇民”，他又因廉而贫，撤职后无钱搬家，甚至无柴米做饭，所以民众都同情他，给他送柴送米。旬月之间，来送者达八个村庄的七八千人，太湖厅、苏州府、江苏省都为之震动。
暴方子的祖父和著名文人俞樾（曲园）同榜进士，方子的官职虽小，却与俞曲园关系密切，因此苏州太湖一带的文人很同情他，并为山民的义举所感动。明年（辛卯）春，诗画名家秦敏树（散之）画《林屋山民送米图》相赠，并题了诗。俞曲园也为此题了一首长歌，末几句云：
君官山中有年矣，止饮太湖一杯水。
不媚上官媚庶人，君之失官正坐此。
乃从官罢见人情，直道在人心不死。
……
君今归矣斯图传，披图谁不知君贤。
岂无大官解组去，投来瓦石盈其船。
此唱彼和，题咏渐多。暴方子将这些画和诗裱成一个手卷，甲午（一八九四）年带着北上，在京师和关外又请吴大澂、吴昌硕等人观题，卷子的笔墨不断增加，内容也不断丰富。第二年方子不幸病逝，其后人将此卷子视为传家之宝，宣统和民国年间，仍有名家在上面题诗。及至一九四八年，方子之孙春霆随部队到了北平，带着这个卷子找到俞樾后人俞平伯，说是准备精印成若干份，以利保存。胡适一见，连称：“写得好，题得好，事迹更好。”当即应允为之作序。接着，张东荪、冯友兰、朱自清、黎锦熙、陈垣、游国恩、沈从文……都在卷子上作文作诗，徐悲鸿还补画了幅《雪篷载米图》，终于印成了这样的一册。
据了解，暴春霆交彩华印刷局印成的一百册书，只分赠给题跋诸人，并未对外发售。他本人在北平解放后成了“旧军官”，卷子原件和家藏所有图书，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付之一炬了。赵国忠君收藏的这一册，可能出自俞平伯家。究竟在这一册之外，还有没有“珂罗版印壹百册”的《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流落在民间呢？那就很难说了。
《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的内容很丰富，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是一九四八年胡适、张东荪等人的题记，最可注意；一部分主要是清光绪辛卯、甲午两年间俞曲园、秦散之等人的诗书画，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我则更看重其艺术以外的价值；还有一部分则是暴方子本人和林屋山民送米的材料，则更具有艺术以外的意义，亦即是胡适称之为“中国民治生活史料”的意义。
中国的“民”，向来是被“治”于人的。“治于人”的民众，对于“治人”的政府和政府官员，总会有各种各样、或好或坏的意见，这便是民意。社会的“民治”的程度，全视民意能不能伸长，起不起作用。暴方子因廉而贫，又能“遇催租蠲赈事一意庇民”，民众就同情他；上司因其“不媚上官媚庶人”而撤他的职，民众就不同意。七八千人送米，一人送两斤即达一万几千斤，怎么吃得了，自然是有意向政府表示自己的“不”，这也就是民意的表现了。
关心国家社会的读书人，对于民意总不能漠不关心，若发而为议论，或者托诸笔墨，表现出一种不阿附官方的独立的精神，这种精神便是可宝贵的士气，它是民意的体现和升华。暴方子被撤职，就有人写“夺民廉吏来何速”；林屋山民送米，就有人写“官如能造福，民岂不知恩”；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就有人写“寄语当今婪索辈，洞庭山下有廉泉”，都表现了峥嵘的士气。
在不停滞的社会里和有信心的政权下，民意和士气总是能够伸张，对政府起到强大的监督作用的，这就是民治的社会和民治的国家的标志。而到了清朝末年，当巡检的暴方子，尽管民意支持他，士气鼓舞他，如果举行普选，他当选肯定不成问题；但“百姓之讴歌，万不敌上官之考语”，“不获乎上，则民不可得而治”，他终于还是被罢了官。可见在当时，民意和士气是不被尊重不得伸张的，国家社会的状况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张东荪先生在《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上有一段议论：
曲园（致暴方子）函札谓今之官场无是非可言，其时距清之亡不过十余年，然即此一语已足证清之必亡矣。窃尝读史，每当革命之起，其先必有一黑暗时期，无是非，无赏罚，固不仅贪婪无能而已。……此馈米图在春霆本以表彰先人品德，而吾以为大有历史价值。即此一事，亦已足证清室之必亡。盖未有贪污横行，是非不辨，赏罚不明，而能永临民上者也。
贪污横行，是非不辨，则国必亡，这话说得多么精彩。
林屋山民送米的四年之后是甲午大败，又六年是庚子大乱，又十年发生辛亥革命，清朝就玩完了，说这一段是黑暗时期当然不错。但不管怎样，林屋山民还可以给被撤职的暴老爷送米送柴，俞曲园、秦散之他们还可以给罢官归去的方子兄题诗作画，暴方子本人只要不当这个鸟官，还可以抱着送米图卷子大摇大摆地进京出关，干自己想干的事。由此可见，即使在那样的黑暗时期，民意和士气虽不受尊重，不得伸张，也还是不绝如缕的，这也就是清朝虽亡而中国不亡的重要原因罢。
一九四八年胡适等人所题的诗文，各抒所见，都很精彩。如冯友兰先生写道：
近年以来，我们亲眼看见许多官吏，对于办理政治，只顾自己的考成，不管百姓的死活。而中国之大，尚没有发现一个像方子先生那样以直道忤上的廉吏。于此更可见方子先生的行为，是难能而可贵的了。
陈垣先生却写道：
《旧唐书·崔暐传》载辛玄驭之言谓“儿子从宦者，有人来云贫乏不能自存，此是好消息；若闻赀货充足，衣马轻肥，此是恶消息”。凡世当大乱之后，恶消息必多，然好消息亦自不少。春霆所示之图虽旧闻，亦一好消息也。
各说各话，观点并不相同，却都肯定《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和暴方子事件的重要意义。这种“不一律”正是真正的民意和士气的本色，是强制“舆论一律”的专制独裁者不能接受，也不敢接受的。其中我尤其喜欢朱自清先生题的那首白话诗的最后两句：
这幅图这卷诗只说了一句话，
傻心眼儿的老百姓才真公道。
可见士气本与民意相通，“傻心眼儿的老百姓”正是发议论的“士子”发扬意气的道德基础，这就比曲园老人的“不媚上官媚庶人”更具现代意识，也就是在政治上更加自觉了。朱先生在诗末署云“春霆先生嘱题，朱自清，卅七年”。这很可能是他最后写的一首新诗，对于一位诗人来说，也就可以称为他的绝笔了。但在观察的深刻上，张东荪先生文章的结尾更可称为警策，他写道：
春霆以是图遍索人题，余披览之余感慨或与人不同。当清末季，岌岌可危，士大夫犹欲竭智荩忠，以谋挽救，顾终无济，岂非病已深入膏肓耶？则今日读此图，能不令人感慨系之。
这种“感慨系之”，生逢盛世有福了的我们应该不会再有，但感念畴昔，多思者仍不能不为一介书生之竭智荩忠忧国忧民而感动。书生本是最没用的人，却又“偏好事好出主意”（朱自清句），虽然他们的主意总是“无济”的，岂止无济，常常还要惹火烧身，或者被当成毒草诛锄掉。小官儿暴方子撤了差，幸得林屋山民送米，才不致饿坏；大教授张东荪撤了差，罪名更大，想送米的只怕也不敢登门了。
但书生也有值得羡慕的东西，就是他的思想和文章。暴方子“广征”而成的这份“卷子”，包括他亲笔写呈上司的禀帖，张东荪的“未有贪污横行，是非不辨，赏罚不明，而能永临民上者也”的议论，便都活得比他们的肉体久长。若无此一卷流传，无论如何暴方子这个人我们是不会知道的。语云，“纸墨寿于金石”，当然更寿于个人的生命。我来介绍这册《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亦无非想借纸墨延长一点书生意气，就是能让它再不绝如缕些时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