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的专制帝王，不仅要求臣民绝对服从，还要求“外夷”也来“奉正朔”，即根据他自己登基时的“改元”（颁布新年号）计年份。明人笔记《玉堂丛话》云，常忠武王（遇春）死后，高丽国王派人来致祭，祭文没署“洪武”年号，接待的大臣曾鲁便严词质问：“不奉正朔，君臣之义安在？”沈德符所著《万历野获编》，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谓其材料丰富，叙述可信，不久前浏览一过，觉得大体不虚，但补遗卷四中《外夷夸诞》一条，也表现出和曾鲁差不多的态度，这恐怕是当时读书人的一种通病。
那一条是这样说的：
宋世日本国僧来朝，云其国一姓相传，已千余年，实未可信。本朝宣德七年爪哇国入贡，其移文乃称一千三百七十六年，但不著年号，其果为一姓与否，亦难诘问。但如此夸诞，近于戏侮，当时典属国者，何以不拒回？想虑失远人之心耶？
这里提出了三点质疑：（一）日本说天皇世代相传已千余年怎么可信；（二）爪哇纪元一千三百七十六年更属荒唐无稽；（三）这都是“外夷”对“天朝”的戏弄和侮辱，管理来朝入贡者为何不严词拒绝，斥令其返回，难道还怕得罪了外国人么？
这三点质疑，都是站在要求“外夷”奉正朔的立场说话，以为不奉正朔的纪年便不可信，便是胡编乱造。其实世界之大，远不是“莫非王土”，一厢情愿地要求别人都接受自己的“教化”，其实是无法做到的。
日本天皇向称“万世一系”，“万世”有神话成分，但是“一系”却是真实的。中国研究日本的第一部可靠著作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列有一份“中东年表”即中日年代对照表，日本“以崇神纪元为始”，即是从汉武帝天汉四年（公元前九十七年）算起，而“宋时日本国僧来朝”，指的是宋太宗雍熙元年（公元九百八十四年）日本留学僧来华。从公元前九十七年算到公元九百八十四年，正好是“千余年”。《宋史》也曾记录这位留学僧（名字很怪，上为“大”字下面一个“周”字，下为“然”）所述历代天皇凡六十四世，宋太宗“闻其国王一姓传继，臣下皆世官，因叹息谓宰相曰：此島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继袭不绝，此盖古之道也。”可见所说“一姓相传已千余年”，一点没有夸張。
爪哇岛上的国家，常常不止一个，在中国南北朝时即曾先后“来朝”（这也是自我感觉太良好的说法），历代史书上称之为阇婆达、诃陵、社婆，《元史》才开始称爪哇。至元二十九年（公元一二九二年），元世祖忽必烈命史弼率军渡海征之，可是却打了败仗，结果是“弼自断后，且战且行，行三百里得登舟，行六十八日夜达泉州，（五千）士卒死者三千余……于是朝廷以其亡失多，杖十七，没家资三之一”，给败军之将以惩罚收场。爪哇因此从來没有奉行过中国的“正朔”。明朝洪武二年，朱元璋“遣使以即位谕其国，且赐以大统历”。皇历虽然送去了，那边却没接受，所以来文才自称一千三百七十六年，此当是以“希吉来”（阿拉伯语“迁徙”的音译，指穆罕默德率信徒由麦加迁徙到麦地那之年）纪元的回历年份。因为从十四世纪起，伊斯兰教即已由苏门答腊和孟加拉传入爪哇，很快便取代了原来的印度教和佛教，直到如今尚是如此。
爪哇“入贡”，日本“来朝”，用他们本国的方式纪年，乃是正常之理。接受这个事实，也是起码的外事常识。值得注意的是，既无当事之职又无发言之责的沈德符，却表现得比宋太宗赵匡义和宣德朝“典属国”还义正词严，硬要斥之为夸诞和戏侮，主張驱逐来人，断绝来往，实在未免过分。
古时读书人将一片忠爱之心全寄托在“圣明天子”身上，自己甘心做臣妾便认为普天下（全世界）的人都该做臣妾，越是国力孱弱如南宋和明朝时，士大夫的虚骄之气越足，连沈德符这样有学识的人亦未能例外。另一部明人笔记《谷山笔麈》卷三云：
三代以下，国体之尊，莫有过于我朝者。如汉唐盛时与匈奴、乌孙，犹称甥舅之礼。宋之全盛，与契丹为兄弟之国，此其最尊时也。本朝控制四夷，皆为臣妾（请注意，称呼的确是臣妾）……诸夷自称奴婢，视甥舅兄弟之国，何啻霄壤。
其实明朝对外打一仗输一仗，国势不仅远弱于汉唐，即和北宋盛时亦不能相比。读书人却还要为“外夷”不奉正朔而气愤填膺，又没有跨海征东的本领，只能在嘴巴上头打打胜仗，骂骂奴婢臣妾解气。这倒真可说是夸诞和戏侮，不过戏侮的只能是盲目要求别人“奉正朔”的自己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