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已走过十年，它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一个栏目是关于历史人物的报道，这是《凤凰周刊》观察中国现代历史的窗口，虽然不是每篇文章都选择了重大历史事件或者重要历史人物，但编者的独特关注点在从历史现象中选择那些容易被人忽视的现象和人物，经过十年的努力，他们这些对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叙述，回头一看，大体已成为一部中国现代历史的缩影。相对一般专业历史研究，《凤凰周刊》的努力主要体现在他们的史观方面。
对于叙述历史的态度，或者说一般的史观，虽然对每个研究者来说，由于知识准备和学术训练不同，对同样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但叙述历史现象的一般规则，研究者有一些基本判断是相同的，因为这些判断中包含了理解历史的普遍规律。瞿兑之上世纪四十年代为《一士类稿》写序时有一个看法，他的判断我以为是一般读历史的人都能认可的。瞿兑之说：“自来成功者之记载，必流于文饰，而失败者之记载，又每至于淹没无传。凡一种势力之失败，其文献必为胜利者所摧毁压抑。”
这个看法和陈寅恪早年处理史料的一个看法相同。陈寅恪写《顺宗实录与续玄怪录》时，一开始就指出：“通论吾国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诬妄，而官修之书，其病又在多所讳饰，考史事之本末者，苟能于官书及私著等量齐观，详辨而慎取之，则庶几得其真相，而无诬讳之失矣。”
陈寅恪和瞿兑之都是对历史有卓见的学者，他们的判断应当是历史研究中的深刻经验。中国现当代历史研究的困境，恰好在陈寅恪和瞿兑之的判断中，因为档案不能及时解密，所以特别需要努力把历史的真相寻找出来，而官方的正史不可能有这方面的努力，《凤凰周刊》的贡献我以为要体现在这里。他们有解密的渴望，更有寻求解读真实历史的冲动，《凤凰周刊》虽然是公共舆论机构，但在解读历史的思路上，倒更接近于传统的私家著述。
中国现当代历史研究中，如何使用档案问题，很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个人的想法是对涉及的历史人物，我们不要急于下绝对的判断，要理解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但同时，我们对有限的档案公布也要保持尊敬和赞赏。中国有档案法，对史学工作者来说，这是常识。但中国档案不可能届时即解密，这也是常识。如果我们在研究历史时，简单超越中国现实可能，以纯粹理想的档案解密标准来要求每个史学工作者，来规范他们所有的学术工作，即不现实，也没有可能。在真实的中国生活中，只有不切实际的人，才会想到研究中国当代历史，要在完全档案解密条件下才能完成，在这个现实处境下，我们不能要求一切历史学者的所有学术工作都完全合乎严格的档案使用标准，而是要观察他们的学术工作在多大可能的情况下，提供了真实的历史事实，或者提供了可能存在的历史线索和史源方向，凡这样的学术工作，不论他们的身份如何，只要是对历史研究有利，有启发，有开拓历史研究方向的史料目标，都应当得到人们的尊敬。
《凤凰周刊》所追求的历史真相，其实也是一切职业历史研究者所追求的，不过他们选择更为切近读者的表达方式，也就是有点类似于传统文史研究中的掌故写作。所谓掌故一般是指旧人旧事，旧制旧例，历史上的人物事迹、制度沿革等史实或传说。瞿兑之为《一士类稿》所写前言，是一篇关于掌故笔记之学的经典文献。掌故笔记的特点是以当事者角度叙述经历和文坛现状，偏重人事和内幕事实的叙述，是正史之外极有利于人们判断历史细部、细节及偶然因素的一类文献，晚清以来掌故笔记的兴盛，成为学术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凤凰周刊》所刊发的文章，我想将来也可以掌故方式进入历史，而且不断传播。因为这些文章多数并没有局限于固有意识形态的陈规，而是用自己发现的史料和养成的判断，建立在相对成熟的史学意识上形成的历史叙述。
在当代中国的历史研究中，人们普遍不能以独立思考来理解和认识他们涉及的时代和人物，比如在中国大量出现的关于鲁迅的传记中，对鲁迅所生活的时代，基本都是否定性评价。这些传记作品为了写出传主的勇敢和伟大，通常把其所生活的时代简单化了。其实传记作家应当先找到合适的历史逻辑，然后以此逻辑去叙述时代和人物的关系。鲁迅生活的时代受到过各种各样的恐吓，但鲁迅的创造力并没有因此而消失，这不仅是鲁迅个人战斗的精神所至，也有一个时代总体的政治文化精神存在，至少现在人们有足够的证据认为，那是中国最有活力和创造力的一个时代，不然我们无法解释如此众多的优秀作家和学者是从哪里来的。在鲁迅所生活的时代，作为言论自由的条件并没有完全丧失，这是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基本历史条件。但是许多传记作家因为没有理解历史的自觉意识，所以在他们笔下，读者常常会有“那么坏的时代何以出了那么多的人才”的感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传记的真实性。对传记作家来说，如何处理好时代和传主个人命运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问题。对一个人的命运来说，哪些是时代的责任，是制度的原因，哪些是个人的责任或者偶然性？这些复杂的历史交织在一起。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历史逻辑，解释历史事实的说服力就会受到影响。
钱穆当年写《国史大纲》的时候，特别在书前提醒读者，其中一处说：“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他还强调“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钱穆的本意是要当时的读者对中国历史不能简单否定，不能把自己国家的历史说得一无是处。钱穆完成本书在抗战期间，他对读者的忠告，在当时有特殊意义。后来我们经常用对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来强调对本国历史的情感。由钱穆的话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在今天我们如何了解国史？如果还是简单重复钱穆的话，意义就非常有限。不是说对本国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不对，而是想强调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不是无条件的，而应当先具一个基本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有了解本国历史真相的权利，除有特殊约定的法律规定外，政府不能随意限制本国公民对自己国家历史的了解，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公民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首先是建立在他们有权了解本国历史真相前提下的，如果不确立这个前提，单方面要求本国公民对本国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是不公正的。我们今天了解国史应当在如下前提下进行：一个公民如果试图了解本国历史的真相，他们有权利自由讨论和获得对他们想要了解的历史真相的完整信息，如果一个公民不能完整了解本国历史的真相，再谈对本国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就是一种虚伪。在这个前提下，公民对本国历史的理解应当按如下原则进行：
一、完整了解对历史现象研究的全部信息，至少理论上要意识到全世界对那些历史真相研究到了何种程度，而且尽可能获得完整详细史料。
二、对将要了解的历史要掌握完整的史料，这些史料可能因其他条件而无法获得（比如法律规定、经济条件限制等），但公民获得这些史料的权利是平等的，也是公开的、自由的，他们事实上可能得不到完整的史料，但他们想得到这些史料的权利始终存在，且不能被剥夺。
三、公民了解的历史史料应当是完整的，同时也是真实的。如果公民事实上被剥夺了了解历史真相的权利，他们有权利拒绝接受政府强制公民接受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对青年公民尤其如此。
四、公民对自己了解的本国历史，有自由评论的权利，有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进行判断的权利，只要不违背人类文明的基本常识，不违背起码的知识体系和常识逻辑，他们有权利对自己判断的历史保持独立的观点和认识，政府不能预设自己对历史有天然解释权力，然后把自己解释的历史结论强加给公民。
五、公民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要发自内心，政府不能以现实功利目的，诱导公民接受不经完整历史史料支持的历史结论，公民有对本国历史真相表达自己独立看法的权利，这种权利应当以公开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基本保障。
六、公民有自由选择解释历史理论模式、使用史料学术规范、获得史料统计模型的权利，只要这些解释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在知识体系上自成一格，他们对历史的判断和结论都属于自由研究成果，都有作为知识积累存在的权利。
七、公民对历史真相有保持怀疑的权利，有要求完整公开档案的权利（在法律规定前提下），在完整历史档案没有自由公开前提下所做的历史研究，不应当成为历史的最后结论。
八、公民不可能在穷尽历史史料的前提下来了解历史，但穷尽史料的努力是了解历史的常识，公民了解历史以前，先要了解相关历史档案的开放程度，国家对历史档案的开放程度是公民了解真实历史的基本前提。
我们现在教历史的方法是相当落后的，虽然这个责任不完全在个人，但我想说，虽然大制度一时无法改变，但在具体教学中，我们还有一些机会告诉学生如何了解真实的历史，我们要有这个自觉，我们要在这方面努力。历史教员不能完全以现行的历史教科书来传授历史知识。我有这个感受，主要来源于近期一些青年学生判断历史的思路。中国的历史教学局限明显，这个大概不需要争论。如今中学里教授历史的基本习惯，不是告诉学生要用什么方法去判断历史真相，而是简单告诉学生历史知识。在网络时代，传授简单历史知识的意义非常有限，那些历史的简单结论，其实没有必要再重复一遍，学生在网络上可以随时获得。我们历史教学的主要目的应当是让学生懂得如何了解真实的历史，如何获取真实和完整的史料，如何判断历史真相、如何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也就是说，历史教学的重点在方法，不在知识。要让学生养成不相信一切没有证据的东西、有证据我才接受的习惯。今天许多青年在突发社会现象面前表现出的思维方式，其实是简单历史教育的后果。他们没有意识到，了解真实历史的起码条件一是开放的信息，二是完整的史料，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就对历史下结论，在知识系统上是有明显缺陷的。这个意识一定要成为人的基本素养，如果我们现在还不能意识到宣传不是历史，那就太可悲了。历史学科的意义在于保存历史记忆并从这种记忆中获取教益，如果历史教学最后变成让学生简单接受一种固定的历史知识，那么我们的历史教学就完全失败了，因为学生不明白没有完整史料、真实史料支撑的历史结论在知识上是不可靠的，所以他们会习惯用片断、零散和混乱的思维观察历史，当这种习惯成为一种自觉意识后，他们就不会客观判断历史了。我常常想，为什么许多青年在并不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前会表现出明显的知识局限，可能主要是从小没有养成独立判断历史的习惯。比如当一个地方发生了人们关心的事件或者出现了人们关心的言论时，我们应当如何思考？在什么前提下我们才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连信息开放是判断历史的前提这样的意识都还没有建立，那我们如何判断历史？我们评价一个人的言论，第一要完全了解发出那种言论的完整事实并对其人的真实背景具足够的知识，如果有成型的文本，这个文本一定是可以自由获取并且保持完整的；如果是电子信息，一定也是可以自由获取并且可以自由观看的。断章取义，只言片语，信息封闭是判断历史之大忌。我们要养成起码的观察历史的知识习惯，结论可以因自己的历史感受和历史观念而不同，但在做出独立判断前所应当具有的知识规则是必须建立的。没有不可以批评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也没有不可以批评的现实生活和伟大人物，真正伟大的历史人物一定是经得起自由和公开批评的，这是历史的常识。一个人连自己生活的时代与世界文明间的距离还不清楚，就来判断历史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批评总统的时代还没有到来，我们观察真实历史的时代也还没有真正到来，在这样的历史处境中，我们最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努力做一个不被人惑的人。
如果有学生问我，在今天了解国史的有什么好方法，我想说，你们看《凤凰周刊》，或许能了解更多真实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