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北大的经历是不愉快的，这种不愉快在他一生中都有痕迹，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特别是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评价，与他早年的北大经历是有关系的。《西行漫记》里他对斯诺说过：“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西行漫记》，第一二七页）毛泽东可以算是北大的校友，但严格说他与北大的关系并不深，他只在北大图书馆做过三四个月的小职员。四十年代他在延安和傅斯年会面时，忆及“五四”时的北大，傅斯年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毛泽东给傅斯年题字写的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第一一五页）从这些细节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他当年在北大的经历是有些怨气的，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也没有表现出多少对北大的热情。一九四九年四月三十日，毛泽东给北京大学纪念“五四”筹备委员会写过一封回信：
四月二十八日的信收到。感谢你们的邀请。因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们的会，请予原谅。庆祝北大的进步。
（陈平原：《北大校庆：为何改期》，《读书》一九九八年第三期）
从这封信的语气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北大并不热情，可惜当年新北大的师生并不了解毛泽东的内心，还一再请他写校徽和题词，虽然毛泽东都做了，但都很平淡。毛泽东自己好像不愿多提起他当年在北大的经历，陈平原先生说毛泽东对“五四”时期的北大有好感，而对她的校庆相当冷淡，此说也较为勉强，毛泽东对哪一个时期的北大都不热情。他在“文革”时的名言：大学还是要办的，不过我这里说的是理工科大学。细想起来，也是他当年北大经历的一种心理折射。蒋梦麟晚年在《新潮》一书的《谈中国新文艺运动》中回忆说：
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跑到校长室来说，毛泽东没有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了产。我说那么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他说图书馆倒可以给他一个书记的职位。于是我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元。”这个数目，现在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根据我的记忆，明明是十七元，罗志希却说是十八元，据他后来告诉我，李守常介绍毛泽东，是他建议的。这些我当时并不知情，只知道是校长室秘书主任兼图书馆主任来和我说的。后来我在昆明，毛泽东有一个很简单的自传从延安寄来，里面说是十九元。或许毛泽东所写的十九元是以后增薪时加上去的。罗志希所记的十八元，可能是因为中国的薪给，习惯上都是双数，不会是十七元的单数。总而言之，这些都是没有关系的事。
蒋梦麟还说，有一次他把这事告诉一个英国的议员，那个议员说，你如果那时多给他一点钱，也许毛泽东就不会变成共产党了。蒋梦麟说那也难说。这个说法与毛泽东在《西行漫记》中的回忆略有出入，毛泽东说：“李大钊给了我图书助理员的工作，工资不低，每月有八块钱。”（《西行漫记》，第一二七页）曾经有一段时期，毛泽东住在杨昌济先生家里，当时梁漱溟常在杨先生家里，他每次来时，都有一个大个子湖南人来给他开门（参见戴晴：《王实味梁漱溟储安平》），这个人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后来对梁漱溟的态度发生过变化，这其中是否也有当年在北大那些不愉快的心理折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