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教授中，冯友兰和金岳霖的人生道路都很漫长，经历了许多历史变幻。冯友兰的命运，给中国知识分子留下许多启示，这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我曾写过一篇《晚年冯友兰》，说了我对他的理解。我对冯先生的学问是门外汉，我感兴趣的是他的经历。我想从他的经历中看一代知识分子的坎坷人生。我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同样面临不适应，这时决定一个知识分子选择的动力是什么？过去的理想、文化的传统能起多大作用？也许这是难以说清楚的。但有一点，我觉得可以说，也容易找到相应的历史事实，那就是一个人的个性。个性这东西，有时候和信仰和传统是分裂的。在环境压力下的知识分子，信仰和传统的力量有时会很快消失，生存的力量是决定性的。像冯友兰在“文革”中的转变，从他早年的行为中也能找到相应的依据。台湾马逢华曾说过当年他和萧公权闲聊，说起清华旧事，萧公权说，战前清华园教授同仁之间就流行这样的说法：
Whatever Daisen Says， it goes；
Whatever it goes， Chisen Says。
这话的意思是岱孙怎么说，事情就怎么做；事情怎么做，芝生就怎么说。（马逢华：《记西南联大的几位教授》，《传记文学》五十二卷六期）虽是学林掌故，但我们却能从细微处见到一个知识分子的个性。面临同样的历史巨变，冯友兰和金岳霖的转变有点类似。一九七四年冯友兰在《光明日报》发表《咏史二十五首（并序）》，这些诗明显留有当时的历史痕迹。《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有“金岳霖来信称赞《咏史诗》”的记载（蔡仲德编：《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二四页，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可见金岳霖当时的思想状况。
金岳霖的道路，和他同时代的著名学者一样，都是早年清华，然后留美，回国做大学教授，虽然专业不同，但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整体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们对政治的态度，这个态度简单说就是“参政意识”。金岳霖的专业懂得的人不多，他当年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已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一九四八年他曾和冯友兰一起当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的院士，它是当时一个学者的最高荣誉。金岳霖曾说过他一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对政治不感兴趣，不等于对政治没有见解。过去的知识分子，多数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但同时他们又都对政治保持有热情，金岳霖曾在许多公开发表的宣言中签过名，对学生运动，他也和多数大学教授一样，有自己一贯的看法。金岳霖早年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殷海光曾这样描述当年金岳霖对他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第一五五页，上海远东出版社，一九九四年）
一个教授当年的风范给学生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可以想见金岳霖的精神魅力。但同样一个金岳霖，在后来却突然发生了变化。他的学生王浩曾说，金先生的绝大部分文章和三本专著都完成于一九四八年底以前。“金先生于一九四九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对此王浩的评价是“所以一个人如果多年来专心追求一个理想而中途忽然转向另一个理想，恐怕不易得到像持续一个理想所能得到的成绩”（《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第四八页，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他先后参与了对杜威、胡适和罗素的批判，参与了对梁漱溟、费孝通、章伯钧的批判。这个被他的学生认为“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的人，突然转变了。他的转变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人们对他的选择也许已不再苛求，但如何评价这种选择，从这种选择中能看出什么东西，却是不容含糊的。王中江在《理性与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及其哲学》中有一段话说得极好。他说：“对他50年代以前的哲学的片面的批判和否定，使我感到愤怒和痛苦。对此，金到底是如何感受的，我们已不能详细得知了，但我忍受不了。从理智上，我同情他，一心想为他的所为作出辩护，把他个人的悲剧性失误，转换成同时代的悲剧性曲折；但是，从感情上，我不能原谅他，我甚至反感，我要求他对他自己的失误承担责任。”（见该书第二五五页，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金岳霖这一代知识分子，本来言论应该是最具独立性的，但在历史巨变中，我们没有看见这种独立性。金岳霖晚年，对自己的选择有很沉痛的反思，但他的话说得很含蓄。他说：“在解放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解放后，绝大多数的人都心明眼亮起来了，难道我反而糊涂了？我也没有变成糊涂人。事实是既有政治，也是‘政治’。”（刘培育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第六十页，四川教育出版社，二〇〇〇年）金岳霖其实在这里想要说的是，多数人放弃了独立性，我也就不再坚持了。为什么要这样呢？金岳霖说：“解放后，我们花大功夫，长时间，学习政治，端正政治态度。我这样的人有条件争取入盟入党，难道我可以不争取吗？不错，我是一个搞抽象思维的人，但是，我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这一点如果我不承认，怎么说得上有自知之明呢？根据这一点我就争取入盟入党了。”（同上）
一九五七年，金岳霖平安无事，不知这是否和他与毛主席吃过四次饭有关，但与金岳霖主动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而尽可能迎合时代有关。关于金岳霖早年的生活，我们现在知道的不多，知道的也多是关于他个人生活的一些趣闻，如他和林徽因一家的关系之类。我读过一些国内出版的关于金岳霖的书，感到金岳霖这样的知识分子是读书人的楷模，身上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学问好，人又高雅，有中国人的机智（如他有作联语的嗜好），又有西方人的幽默。从他晚年的谈话中，能感到他在做出违心之论时，是有过考虑的，不过他“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就个性而言，金岳霖大概属于比较软弱的人。
一九二二年，金岳霖二十八岁的时候，在当时的《晨报·副镌》上写过一篇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四至五日），这篇文章好几本关于金岳霖的书都没有注意到。了解青年金岳霖，这篇文章是很重要的。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金岳霖还在英国。文章是由蔡元培、胡适等知识分子在《努力周报》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而发的感想，蔡元培、胡适在这个主张里提出了著名的“好人政府”的主张。从金岳霖的这篇文章看，他对中国的社会、政治、人情都有很好的分析。特别是他对知识分子的理想，仍能给我们启发。第一，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他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做职业的意思。若是议定宪法修改关税的事都是特别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后，依然可以独立过自己的生活”。第三，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第四，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金岳霖年轻的时候，虽然对中国社会的利弊有清醒的认识，但并没有失去信心。他说：“有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以不致于被政府利用，他们本来是独立的，所以能使社会慢慢的就他们的范围。有这样一种优秀分子，或一个团体，费几十年的功夫，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致于无望。”一个人如果不特别健忘的话，他在年老的时候，应该回忆起自己年轻时的理想。金岳霖的这篇文章是他专业之外的感想，也许他早已忘记了，但文章可以忘记，理想却不会丢失，只是尘封在记忆中不愿再去提起，时代留给金岳霖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难题，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