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中国的两大政治力量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国民党是握有统治权的最大政党，有几百万军队和得到国际承认的外交地位。没有它的参加，全民族的抗日战争难以形成。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最危急关头时，国民党改变了过去实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停止内战，抵抗日本侵略者，在抗战最初阶段有过积极表现，先后组织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会战，并在湘北、鄂西、昆仑关、滇缅等战场上英勇杀敌，为国家和民族立下不朽之功。但其有一致命弱点，就是对民众、特别是共产党的疑忌太深，生怕威胁其统治，总是千方百计地加以限制和打击。到抗战的中后期，国民党的专制和腐败表现得越来越厉害，激起民众的强烈不满。这样，自然谈不上充分依靠并发动民众力量去战胜日本侵略者，而是尽量保存实力和依赖外援。对怎样夺取抗战的胜利，提不出一套正确的方针和办法。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前只有几万党员和几万军队，但充满活力并积极发展。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抗战开始不久，他就富有预见地指明了战争的趋势和前途。他在分析战争双方的长处和短处后得出结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他从双方长处和短处的消长演变，说明中国在这场持久战中将经历三个阶段：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战略反攻阶段。而战略相持阶段也许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将是抗战中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又是转变的枢纽。在这个阶段中，中国方面的作战形式主要是游击战，以运动战为辅。这是一场犬牙交错的战争。要进行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论持久战》的发表，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
当国民党军队从前线大规模溃退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向敌后沦陷区挺进。把自己的力量深入到民众中去，在民众中间深深扎根，把民众组织和武装起来，指导民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收复失地，建立抗日根据地，并且逐步从山地扩展到平原地区。
1937年12月，国民党制定《第三期作战计划》时，规划在全国建立12个抗日根据地。1939年2月和5月，军委会西安会议决议和《游击队调整办法》，规定了选择根据地的标准和要求。6月在重庆最高幕僚会议第二次临时会议上，讨论并原则通过陈诚提出的《建立全国游击区方案》，共在全国划分了12个具有战略地位的游击区，其中敌后有8个。国民党敌后根据地的选择与建设有章可循；各根据地的划设与全国抗战的总体布局相互关联，独而不孤；各敌后根据地和游击区都接受相应战区的领导指挥，构成较为周密的网络体系，与正面战场做战略与战役配合。
国民党对根据地的认识、建立途径、作战方式均与共产党存在差异。国民党在抗战初期计划和建立的根据地，一般有较多正规军支撑，储存较充裕的粮食、弹药、医疗器材等战备物质；根据地大多未被日军占领，或者短期被占领随即恢复。例如大别山的立煌县，7年多只沦陷了短短几天，实质是位于敌后的后勤补给集散地。与共产党白手起家，在敌后建立根据地的情况有所不同，由于在敌后的正规军较多，弹药较充足，国军在敌后不仅能打游击战，也能打运动战，甚至能打阵地守备战；其敌后作战方式比共产党军队丰富，包含了游击战和正规战的多种战术，不过这并不改变其敌后战场游击战的属性。
随着时间推移，沦陷区日益扩大，敌后根据地与正面战场及国统区大后方的距离渐远。尤其是位于完全敌后的根据地，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进行根据地建设，否则便难以维持。从1939年初至1940年底。不仅新成立了冀察、鲁苏两个完全在敌后的游击战区，而且包含沦陷区的其他各战区也普遍建立了游击区和根据地。沦陷区除了重要城镇和交通要道为日伪军所控制外，其余几乎全部成为游击区。在日军统治薄弱、地形有利的地域，还建立了较为稳固的根据地。全部、大部或者部分成为国民党游击区或者根据地的县，约占沦陷区总面积的一半以上。
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不仅有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又有极大艰巨性。日本侵略者原本要把侵占的地区变成继续扩大侵略的后方基地。当发现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战争对其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时，立刻掉过头来，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封锁、分割和“扫荡”。日军侵入根据地后，惨无人道地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大搞“铁壁合围”、反复“扫荡”等，制造一个个“无人区”。因此根据地同后方几乎处在隔绝状态。处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如果没有独立分散作战的主动精神，如果不能同当地民众建立起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关系，根本没有办法站住脚跟。这便是为什么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能够在敌后抗战中取得成功，而国军却难以做到的根本原因。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军仍在顽强抵抗，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需要相互支持。但国民党当局的基本态度是保存实力和期待外援，军队主力集中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在正面战场，只是当日军发动局部进攻时，国军才英勇奋战，而且一般都以日军停止进攻而结束。像湘北和鄂西的几次战役都是如此。这种消极避战的做法，换来的却是国军自身战斗力的削弱和丧失，以致在1944年出现了令人震惊的豫湘桂大溃退。
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严密封锁，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的战斗业绩很长时间内不为外人所知。直到1944年，国民党当局才允许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采访。这些记者写了大量报道和评论。《纽约时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在延安和晋绥抗日根据地采访6个月后，写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他说：“我们新闻记者多半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他在描述了大量亲眼看到的事实后说：“凡见到过八路军的都不会怀疑他们，他们所以能以缴获的武器或简陋的武器坚持作战，就是因为他们与人民站在一起。”“延安他们把战果告诉我时，我真不敢相信。但当我和八路军在敌后共同作战两个月后，真正地参加占领和摧毁这些据点和碉堡，我所见到的一切证明了共产党的叙述并无夸大，只是进攻受到武器和环境的限制。”
对这些舆论，国民党上层不以为然。几位记者从延安回来，向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赞扬共产党人廉洁奉公、富于理想和献身精神。宋美龄感触良深，默默地凝视了几分钟后，回身说，如果你们讲的有关他们的话是真的，那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
1944年5月，罗斯福接见了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这是美国总统短期内第二次在白宫接见这位毛泽东的朋友。这次谈话使罗斯福更加坚定了与中国共产党接触的决心。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他是美国建国以来访问中国的最高在职官员。21日，华莱士在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向延安派遣美国使团是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在美国的压力下，有求于美国的蒋介石不得不退让了，于是华莱士提出这个使团要尽早成行。
1944年7月22日，一架美军C-47运输机从重庆起飞，向北方飞去。两架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战斗机随即起飞，为这架运输机护航，它们的目的地是延安。运输机上的乘客是美军延安观察组的第一批9名成员，代表美国军方和政府开辟与中国共产党直接联系通道的使命。
美国政府跨越意识形态的巨大鸿沟把观察组派到延安，是因为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优势已不复存在，中日双方进入相持阶段。为了协同作战，美国政府不仅加强对国民政府的援助，也对不断开辟敌后战场的共产党武装产生了越来越深厚的兴趣。重庆红岩村是第18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经常到访红岩村的客人中，有两位年轻的美国大使馆外交官谢伟思和戴维斯，都出生在中国四川，是美国传教士的后代，能说流利的中国话。1944年1月，戴维斯和谢伟思通过不同渠道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内容相似的报告，建议向延安派遣常驻军事和外交人员。但戴维斯和谢伟思的两份内容相似的报告却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命运。谢伟思的报告被美国国务院一位头头批上“荒谬、可笑”等字眼后退回。戴维斯的报告则被直接呈递给罗斯福总统的顾问霍普金斯。霍普金斯知道美国政府已经准备同中国共产党直接接触，于是他立即将戴维斯的报告上交给罗斯福。
说到美军延安观察组的起源，还有一位重量级人物，就是美军中缅印战区总司令、中国战区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朱德总司令的朋友、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女士和史迪威是朋友，彼此有通讯联系。她说史迪威在写给她的信中，曾一再提及他对朱德的钦佩，而且长时间以来一直如此。史迪威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他只是为了美国和中国的共同利益，希望早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所以对那些坚决抗日、为人正派的中国人士表示尊敬，认为这些人代表着中国的新生力量并寄予厚望。
得到美国政府派遣延安观察组的指令后，驻华美军和美国大使馆开始与国民政府的协调，经过重庆、延安和美军三方面协调，这个使团被正式定名为“美军中缅印战区驻延安观察组”，代号“迪克西”使团。迪克西的本意是指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南方各州。
美军观察组的通行证拿到了，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组建小组。史迪威将军提出，组长的人选必须是一个中国共产党能够接受和尊重的，最好是能说流利中国话的美国军官。52岁的包瑞德上校成了最佳人选。他来自科罗拉多州，大学毕业后投笔从戎来到中国。担任美军观察组组长之前，包瑞德曾在美国大使馆和美军多支部队任职，对外交、军事都不外行。
观察组成员名单上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约翰·谢伟思，当年35岁，是美国驻华使馆的二等秘书。抗战爆发后，谢伟思在中国大后方各地进行了多次深入考察，并向美国政府递交了很多有影响的报告，由此受到了史迪威将军的器重。在美军观察组组建时，史迪威将军和美国驻华大使克拉伦斯·高思一致认为，由谢伟思担任观察组的政治顾问再合适不过。因为他不仅是一个敏锐的政治观察家，也是忠实客观的记录人。
美军观察组由18人组成，来自美国外交系统和海陆空三军，并代表了军医、情报等部门和许多技术兵种。他们都是第一次去延安。延安在普通美国人眼中是神秘的，一方面，埃德加·斯诺等美国进步记者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深度报道已经影响了一代美国人；另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多年的反共宣传使有些人误以为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在经济和政治上都非常落后。因此他们也把进驻延安看作是一次探险。
7月4日是美国国庆日，在重庆庆祝活动上，观察组的海军上尉希契和陆军上尉科林见到宋庆龄。得知眼前的这两个美国年轻人是即将出发到延安观察组成员，宋庆龄向他们表示由衷的祝贺，并告诫说，不要听信任何关于延安的传言，要用一颗不抱成见的心去观察和思考。
从接到美军观察组即将成行的正式通知后，中共中央就开始了积极的准备。6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专门讨论了美军观察组来延安和即将开始的国共谈判的问题。会议还决定在延安设立外事组，担任组长的是杨尚昆。从这之后到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的一个月里，毛泽东又多次过问接待美军观察组的准备情况，并亲自到延安机场视察安全保卫工作。
7月21日，美军观察组启程的前一天，组长包瑞德上校从美军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拿到了一纸正式指令，指令详细地列出了观察组在延安的任务，主要是收集共产党军队已获取的日军情报和共产党根据地的政治、军事各方面的综合情况，并协调营救被日军击落的美军飞行员。
7月22日，载着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的C-47运输机从重庆起飞，飞向一片陌生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土地。
中共中央在延安机场为美军观察组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为了方便观察组第二批成员尽快到达延安，当天下午，一支部队进入机场，开始平整跑道。熟悉机场建设的美军观察组成员也前来助阵。随后赶到的叶剑英在问候了观察组成员后，撸起袖子就加入了工作。这一举动让观察组的成员备感惊讶，因为在国民党军队中，不用说叶剑英这样的高官，即使是普通的营长或连长，也不可能与士兵一起劳动。叶剑英的举动感染了在场的美军军官，他们也兴致勃勃地加入进来。
听说美军观察组正在帮助修机场，很少能见到外国人的延安人扶老携幼，都到机场来看热闹，最后，连毛泽东也兴致勃勃地赶来了。
4天后，毛泽东在窑洞中为观察组成员举行正式晚宴，朱德也参加了宴请。面对这群远道而来的美国年轻人，毛泽东幽默地说，你们知道你们自己有多重要吗？你们的副总统都要亲自来中国说服委员长为你们放行呢。毛泽东的幽默打消了美国客人一时的拘谨，他们争着向毛泽东和朱德敬酒。
观察组成员第一次到延安，最初住处在延安城南关交际处，这是延安接待外国客人的地方。陕甘宁边区的民主状况远超美军观察组的期望。当时边区政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元老林伯渠，副主席由民主人士李鼎铭担任。由于1944年的大部分时间林伯渠都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民主人士李鼎铭担任了边区的代主席，边区各级政府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左派代表和中间派各占政府领导成员的三分之一。包瑞德说，他在国统区亲眼看到捆成一串的老百姓被抓去当兵，但在共产党领导的边区，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现象，在边区，参加18集团军是很光荣的一件事。
美军观察组成员按照预定职责，迅速进入角色，经常工作到后半夜。包瑞德要求不管前一天晚上忙到多晚，第二天必须六点半起床出操。在充满朝气的延安，这十几个美国人也保持了积极的工作状态。他们在延安见证了正在孕育的新中国。
“迪克西使团”在延安开展了有成效的活动，听取了彭德怀、叶剑英、陈毅等中共高级军事领导人所做的报告，对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有了基本了解；他们也深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对中共军队军事素养与作战能力有了直接了解。除在延安附近活动外，他们还不断派出小组或个人到敌后根据地进行考察。例如，1944年到1945年期间，美军观察组派了三批军官到华北抗日根据地，其中，彼得金中校去了阜平，约翰·高林上尉与路易斯·琼斯中尉去了晋察冀边区，惠特尔赛中尉还为此献出了生命。他们还组织对美国空军的救援工作，把落难的空军战士送回国内。
“迪克西使团”在延安活动的最主要成果就是向美国政府提交的大量报告。这些报告内容广泛而具体，包括抗日根据地内人民的生活、共产党军队的作战能力、共产党的外交政策等，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提供了大量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在这些报告中，“1945年的政策建议”引人瞩目。它包括卢登与谢伟思共同撰写的《美国远东政策的军事弱点》和谢伟思起草的《中国的局势》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共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情报，他们主要依靠民众，而大多数民众都在日军后方，几乎不需要报酬也会充当情报员。中共军队士气高昂，而国民党内士气低落，国民党官员大多素质低下，通常利用政治压力来完成任务。国民党政府腐败，控制区内，租借法案物资大部分在进行买卖。报告还说，人们痛恨为国民党当兵服役，为了防止士兵逃跑，国民党经常把他们捆绑起来并关押在监狱里；而在中共控制地区，没有人拒绝服兵役，也没看到军官虐待士兵。国共之间的鲜明对比给谢伟思、卢登等美军观察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建议美国政府采取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无论从当前美国对日作战方面考虑，还是从战后美国保持在远东长远利益出发，都应放弃只单纯支持蒋介石的错误政策，避免把美国的利益同蒋介石集团的命运绑在一起。
然而，这些真知灼见并没有引起美国政府重视，美国上层自以为是地从战略需要出发，反而采取扶蒋反共政策。在抗日战争期间，“迪克西使团”的历史作用并没有体现出来。而在将近30年后，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的“破冰之旅”，才实现了这批有良知的美国军人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