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研究者已经普遍认为“五四运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事件发生之后，随着时间的演进，“五四运动”一词被其使用者不断添加进新的内涵。时至今日，广义的五四运动至少可以包括从1917年文学革命到1927年北伐之间的十年。运动参与者事后回忆的时候，也会很自然地将发生在1919年5、6月间的事件与其前后各种思潮和社会现象联系在一起加以总结。“五四”成为近代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在很大程度上同这些滚雪球般积累起来的复杂内涵息息相关。
在身处五四运动现场的学生们眼中，一切可能简单得多：五四运动就是从5月4日的游行示威到6月10日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准予曹、陆、章三人辞职，为时一个月零十日左右，并以“五四”和“六三”作为其高潮和标志性事件的运动。此后每年的五四纪念日报刊上都会出现不少文章对此进行回忆或评价，众多的事件亲历者对五四的正负面效果都有述及，但作为单纯“事件”的五四在人们心目中仍然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虽然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看来，五四运动并没有完成文化启蒙的题内之义，反而助长了学界的浮躁气息，因而颇有可指摘之处，但五四给人的总体印象却是“成功”的，这种“成功”主要发生在社会效果上，人们认为学生“得了一个比较的胜利”。朱执信也曾说：“现在青年学生的地位，比前几年是大不相同了。前几年所有青年学生的心理，都是以为自己无拳无勇，一点本领都没有。这一年间，差不多都觉得学生在社会上，是很有力量的。”
学生的“力量”来自于成功的社会动员，无论是学生还是旁观者都很快意识到了这点。沈仲九总结五四运动的三种“特色”为学生的自觉、民众的运动、社会的制裁。罗家伦也曾说，五四运动的价值在于“三种真精神”：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民众自觉的精神。在这两种概括中有一个共同点，都将五四作为学生运动与社会运动的结合来加以评价，“成功”是二者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吕芳上分析说：“从学运的经验看，赤手空拳的学生，吓不倒卖国贼，也吓不倒碧眼黄发的侵略者，学生运动之所以有结果，是因为有各界的援助和同情为后盾。”从这个角度看，五四运动的成功正在于学生在没有正规领导的情况下快速捕捉到了自己在这场运动的角色和位置，一丝不苟地进行实施，民众和舆论也对此进行了正当的解读。在以后的学生运动中，这种情况几乎再也没有发生过。
青年之死
自梁启超发表著名的《少年中国说》以来，“少年”、“青年”以及“学生”等称谓本身已经承载了过于丰富的隐喻意味，他们被视为社会肌体活力的象征，并且天然地承担了挽救国运的历史使命。同时青年又是最容易被革命风气感染的一群，也因此被视为“革命之原动力”。在沉闷的社会风气中，对创造力和开拓勇气的渴望都被表达为对“青春”这一象征符号的强烈呼唤。这时，“青年”一词早已摆脱了以年龄为特征的具象指代，而成为理想生存状态的象征。李大钊曾为此满怀深情地写道：“吾愿吾亲爱之青年，生于青春死于青春，生于少年死于少年也。”薇拉·施瓦支（舒衡哲）认为，一批从革命时代走过的知识分子寻找青年同盟者的愿望，“最终发展成了对青年的名副其实的崇拜……选拔年轻人作为社会创造力最宝贵的后备，实际上是把传统压在他们肩上”。
五四时代，对“青年”的描绘和告诫不胜枚举，一边继续对青年面前辉煌的时代远景和无上的历史重任加以设想，一边针对青年必备的道德修养和坚韧意志进行不厌其烦的劝导和呼告。“青年”被认为具有天然的“纯洁”特性，作为道德沦丧的社会风气的对立面，承担了最大程度的时代想象。郁达夫就曾说：“在中国社会里只有他们能够前进，奋斗，牺牲，只有他们是纯洁勇敢，没有其他的目的而只在为正义呼号的团体。”虽然他也意识到，学生本来不是一个固定的阶级，只是人生的一个特殊阶段而已，而且参加辛亥革命的热血青年“不死者后来却都腐化成为军阀了”。
在五四时代，将青年视为“冲决罗网”前驱的观念也已登峰造极，学生的激烈行为因此具有格外引人注目的意味。其实从晚清开始，学生以割股刺臂、断指血书等行为表达意向、对抗政府就已屡见不鲜，学生爱国忧愤而死，更成为激进言行中最具冲击力的一种，学生作为社会运动中的“烈士”被赋予精神性内涵。
鲁迅对青年从事激进活动一直持保留态度。他反对暗杀的一个理由就在“革命者所用的多青年，而他的乃是用钱雇来的奴子，试一衡量，还是这一面吃亏”。谈到李大钊之死的时候他也曾说：“……这是我历来的偏见：见同辈之死，总没有见青年之死的悲伤。”青年的牺牲显得格外令人痛惜，从古至今这都不是个别看法，然而在激进年代，这样一种常识性感受更容易被作为道义抗辩的有力资源。
“牺牲”是当时学生群体中流行的口头禅，也是各种报刊文章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字眼。罗家伦曾说：“从前我们中国的学生，口里法螺破天，笔下天花乱坠；到了实行的时候，一个个缩头缩颈。不但比俄国的学生比不上，就是比朝鲜的学生都要愧死了！惟有这一次这一班青年学生，奋空拳扬白手和黑暗势力相奋斗，受伤的也有，被捕的也有，因伤而死的也有，因志未遂而急疯的也有。这样的精神不磨灭，真是再造中国的元素！”以具体行动体现某种“精神”，这正是五四运动的一个主题，也是学生无私和纯洁的最具体表现。此后学生们回顾五四的时候，往往对这一精神追念不已。这时并未形成学生与政府的对立之势，学生的“牺牲”往往是自发的，而非死于枪下，这也是五四“烈士”的独特景观。
“烈士”中最著名的要属郭钦光。郭是北大文预科一年级的学生，素患肺病，五四游行前同学劝他不要去，他不听，游行后过劳吐血（一说曾被军警追打，一说曾遭曹宅人殴打），被送到法国医院，至5月7日病死于医院。报刊上对郭钦光之死的描述，有的说“以孤愤莫伸，呕血殉难”，有的说“杀贼未成，竟作厉鬼”；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的《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全体学生启事》中，说郭是“痛外交之失败，愤佥壬之卖国，椎心呕血，骂贼身殒”。在北大法科召开的追悼会也很快成为一场控诉大会，在会上决议通过长期罢课，提出抵制日货，罢免曹、陆、章三人，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请蔡元培回校四项要求，会上发言踊跃，群情激愤，被撕烂的日货草帽满天乱飞。此后全国各地的追悼声不绝于耳。
然而据罗家伦的回忆，郭是在五四那天跑得太用力了，吐血加重而死。当时学生们怕被殴的章宗祥来打官司，所以定下一个策略，硬说郭钦光是在五四那一天被曹家人打死的；而这个策略的最初提出者竟是平日“专心研究他的词章，有时唱唱昆曲”的狄君武。所以郭死后，“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烈士，受各处追悼会之无数鲜花美酒之吊祭，和挽章哀辞的追悼。在上海还有一位女士，当众痛哭郭烈士”。但在罗看来，郭虽然的确是游行导致肺病加重而死，“但是把他造成五四的烈士，全国亦以烈士待之，多少未免有点滑稽”。
说郭钦光是“五四运动中唯一烈士”，其实是罗家伦记忆的偏差，或许是因为郭的死给他留下了过于深刻的印象。除郭钦光外，在五四运动中奔劳而死的学生，至少还有上海大同学院的郭靖和北京清华学校的徐曰哲，二人都因此作为“烈士”在各地被追悼。学生自杀的风气也有明显的升温趋势。6月，原北京大学学生周瑞琦、武汉中华大学学生李鸿儒投河而死；7月，上海震旦大学学生刘德明投河而死。这几个事件都成为报刊上的新闻，这几位学生也成为各界追悼的对象。社会舆论中形成了对青年殉难的期待心理，认为在“今日愁惨之中国”，“学生人人有必死之心”是一种“好现象”：“如北京学生威以军法从事而不惧，湖北学生惕以格杀勿论而不还，南京下关学生嘱以开枪则袒胸相迎，咸有一种杀身成仁一瞑不视之慨，此甚钦敬者也。”
学生运动中的激进分子对自己的壮烈牺牲也同样充满想象。五四当天，三十余名学生被军警逮捕，易克嶷对许德珩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这种牺牲气概似乎具有天然的传导性，在孙伏园的回忆中，这句豪言壮语已经是许德珩自己发出的了。在警察厅牢房被监禁的三天中，许德珩口占一首诗：“为雪心头恨，而今作楚囚。被拘三十二，无一怕杀头。痛殴卖国贼，火烧赵家楼。锄奸不惜死，爱国亦千秋。”薇拉·施瓦支认为许德珩是“他自己回忆故事中的英雄”，可谓一语中的。对于当事人的学生而言，“牺牲”的印象是最难以磨灭的，也最容易使人受到感染。甚至在五四之后，由“牺牲”带来的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悲壮情绪一直真诚地弥漫在学生和知识分子当中，成为运动的有效催化剂和个体价值的最佳支点。
“过激”：不可以吗？
在以后人们的记忆中，“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通常被作为五四运动的标志性事件，然而当时，在大部分学生看来，这种做法的确是“过激”了。在此后的学生运动中，采取的形式和分寸一直是引起学生意见分歧的焦点之一。周予同曾将这时的北京学生分成两类：“不良少年”和“好学生”，前者是家庭富裕而又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后者又分两类，一类对学问有浓厚兴趣或只为竞争分数，但都非常勤勉用功，另一类便是受新思潮影响并且留心时事的学生，他们无疑是最活跃的团体，但在学生总数中占不到一二成。最终这少数的活跃分子作为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书写了那个时代所能留下的主要文本，也塑造了后人对当时的整体印象，但大多数学生对激烈行动及其造成的后果仍是忧虑不安的。
但五四运动最终以集体意志的形式体现出一种暴力和激烈的色彩，这种状况可以说是时代氛围长期积累的结果。被认为是第一个进入曹宅点火的匡互生在分析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时提到“革命暗示的残留”。当时在北京读书的学生，大多数是在清末民初的动荡岁月中度过少年时代的，当时“革命烈士所有的侠烈行为和伟大事迹”，最容易在中小学生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从民国建立到五四运动为时不过七年多，时人普遍有时局险恶日甚一日的感觉，而所谓“革命之声”却“寂焉无闻”，学生心中也就越发产生一代不如一代的急躁。这种心态在一部分学生中表现得特别激烈，所以尽管在很多学生的回忆中五四运动前的集会并没有预备第二天有放火、打人等极端举动，但在匡互生看来，必用激烈手段对付亲日官员这种主张在许多学生代表那里早已“心心相印”了。
周予同也曾谈到五四之前学生中间存在着一些倾慕无政府主义思想的“秘密团体”，其成员在4月末已开始为示威运动作准备，并于5月3日晚上开了一次会议，“议决用猛烈的方法惩警从前签字廿一条的当事者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当时有一位同盟会老同志秘密的将章宗祥的照片交给他们……并且设法去弄手枪，但结果没有成功。他们议决带铁器、小罐火油及火柴等去，预备毁物放火。又恐怕这严重的议决案被同学泄漏，于是预备在‘五七’举行的时期提前到次一天”。
在周予同的描述中，五四显然是一场有组织有谋划的暴动，甚至接受了同盟会员的直接领导。此说无法与其他人的回忆相印证，难辨其确实与否；但可以肯定的是青年人心中渴望着激动人心的事件发生，而对这类事件的想象范本却大多是从革命时代的传闻继承而来的。1918年5月，民众中的反日情绪因政府的亲日活动和“中日军事互助协定”达到高潮。5月21日，北京两千多名学生组织了一次抗议签订这项协定的游行请愿。结果学生们感到这次请愿行动过于温和，类似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学生们集合于新华门总统办公室的会客厅前，由学生代表捧着请愿书，毕恭毕敬地要求见总统，其他学生在新华门外肃立等候。这种局面让在场的张国焘感到“太不够味”，“幸好有一位天津代表郭隆贞女士，在总统府门前大哭大闹一顿，表示抗议，才显示了一点热烈的情绪”。回到学校，张国焘便向同学“大声疾呼的指出”：“北京的学生死气沉沉，有类于冷血动物，爱国热情比不上留日学生，甚至比之天津一个中学女生郭隆贞也大有逊色。”在请愿活动的刺激下，北大的学生们开始三五成群地聚在寝室辩论问题，有的主张由爱国人士渗透到国会掌握政权，改变政治风气，有的主张继续加强新文化运动才是救国的正途，包括张国焘在内的一些激进学生干脆主张推翻亲日的政府，进行“彻底的革命”。结果所有人都在“救国”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得出了“救国第一”的结论。
无论是参加活动的当事人还是后来的研究者都认为1918年5月的这次请愿是五四运动的前奏和预演。但如果揭开反日爱国等表层话语的遮蔽，就会发现，和这次“没有演说，没有标语口号，市民也不知道学生在做什么”的请愿相比，一年以后的运动至少在形式上有了完全的改观，而且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学生们自觉或是不自觉地改进了前次活动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其中就包括不仅采用和平的游行请愿方式，而且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更为激烈的“暴动”。
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戏剧性场面总是最具感召力也最容易被人记忆的。在1919年5月3日北大法科礼堂的集会上，学生们个个情绪激昂，法科学生谢绍敏当众咬破中指，撕裂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揭之于众，顿时“鼓掌声、万岁声相继而起，全场颇现一种凄凉悲壮之气象”。这个场面如此感人至深，散会后狄君武回到宿舍便向室友讲述，说这位同学呼吁大家不惜流血以反对卖国贼和日本的无理要求。会上发言的学生个个声泪俱下，气氛十分悲壮，预科一年级的刘仁静还拿出一把菜刀要当场自杀，以激励国人，立刻被同学阻止。此后学生断指血书之事一直不绝于耳。在大规模的演讲活动中，学生也常常全副武装，随身携带建立一个街头讲坛所必需的全部设备，演讲者往往手持旗帜，背后挂着地图，自备板凳或竹椅，立于其上，经常能吸引很多市民围观听讲，有时警察也在旁边观听，并不干涉，只有在聚众过多阻塞交通的时候才照例驱散闲人。记者会在新闻稿中对演讲学生的相貌、衣着、口音、听讲者如何感动等情形作极其详尽的描述，溢美之情见诸笔端。
有时候爱国激情和好勇斗狠的宣泄已不分彼此。5月4日当晚，游行归校的学生又聚在法科大礼堂商议对策，正在人声嘈杂毫无头绪之时，蔡元培前来说明由自己负责保释被捕学生，劝学生们散会，千万不可再生事端。但许多学生并不满意，转到文科大礼堂继续开会，商议是否该采取罢课行动。当时“在新文化运动有大贡献的一位年长同学”认为被捕同学应该听候校长设法保释，学生不该轻易罢课。他的话音未落，“一位姓桂的年轻同学，冲上前去，一拳将其眼镜打落地下，旁边的人将其一脚踩为粉碎”。而在罗家伦的回忆中，在5月4日晚间的会上学生本来要推傅斯年做临时主席，忽然有一个浙江籍姓陶的同学，上前打了傅一拳。结果这一拳就把傅打得灰了心，“自此以后，五四运动和傅斯年便不发生关系了”。在五四当天的行动中，傅斯年的态度一直是克制的，但他的弟弟傅斯岩却带领同学冲进了曹宅。六三运动的前一天，北京大学第一寄宿舍发生了傅斯岩与同学李致祥口角的一幕，结果傅抓起玻璃杯打在李头上，李当场昏倒，傅逃走后被警署通缉。
五四运动后的陈独秀体察到了青年中洋溢的暴力崇拜情绪，这种感受直接反映在他对学生开展体育运动的看法上。当时杜威说奉天学生体魄好，不像南方和北京的学生总现出疲弱的样子，陈听了虽然也表示同意，认为健全身体和健全思想一样重要，但他强烈反对在学生中开展兵式体操、拳术和剧烈比赛。他认为兵式体操会将杀人思想输入到青年头脑里；当时北大有技击会，而拳术让陈独秀想到了庚子年的“神拳”和“子不语”的“怪力乱神”；而竞技比赛运动，“于身体不但无益而且有害，至于助长竞争心、忌妒心、虚荣心，更是他的特色”。
但在唤醒“民气”的意义上，任何激烈举动都是合理的。人们认为“此次学生之举动，皆一时所激狂于爱国，故虽狂，庸何伤？至殴人之事，虽犯警章，则亦观过知仁，早为国民所共谅”。梁漱溟曾希望学生事件“付诸法庭办理”的想法在当时不可能实现。学生运动以道义姿态对抗当局的“过激”色彩越来越浓重。
“风流云散”
过激行为特有的感染力令人难以抗拒。但在五四当天学生的举动就已经体现出过激倾向、学生遭到当局拘捕的时候，该以何种姿态继续这场运动，或者干脆中止，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学生心中都是难以确定的。当天的游行结束后，学生们陷入了茫然和恐慌。5月4日晚间的集会是混乱的，台下议论纷纷，却没有人上台主持，因为以往的会议主席，有的被捕，有的竟没有到会。学生方豪宣布开会，想让大家静下来，大家遂推他做主席，方拒不接受，转推段锡朋。于是段被拥上主席台，似乎一时还没有进入角色，显得呆板木讷，台下更加混乱嘈杂。学生们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才能缓解对未知结局的莫名恐慌。次日集会决定罢课的时候，“当时纷乱的会场，骤感奇静无声”，青年们被自己心中涌现出的热情和勇毅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这时出场的段锡朋，也显得异常成熟稳健，赢得了同学们的一致钦佩，从此开始成为运动中最具威信的学生领袖。
没有人知道这场从一开始就可以用“轰轰烈烈”来形容的运动什么时候会结束。民国建立以来，青年人感受了太长时间的沉闷空气，学生们本能地保护着五四的热烈氛围，同时也感到它的脆弱。在被捕学生被释放的前一天晚上，蔡元培、汤尔和和其他学校的几位校长约见了学生代表，向他们保证只要明日复课，被捕的学生马上就可放回。这时的学生代表们感到怅然若失。当学生代表分头通知复课决定的时候，已经将近午夜，大多数学生早已入睡，又被敲门叫醒，偏偏得到的又是这样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学生代表尽力解释，还是经常受到同学的责骂。同半夜醒来睡眼惺忪的人费尽唇舌，听着四周的抱怨声，闻着对方口中喷出的臭气，这成了罗家伦对那一夜记忆最深刻的一种感觉。
罢课和演讲会不会无果而终？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学生。街头演讲停了五六日，青年学生已经感到度日如年。学生们感到必须采取更激烈的行动，决定铤而走险。6月1日晚，北大法科大礼堂的集会灯光黯淡，所有人都神情肃穆，发言的人都面带沉重，大家决定开始公开的、大规模的街头演讲，一部分学生被捕后便出动更多的学生。大家都认为：牺牲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暑假的临近成了对学生运动最大的威胁，到那时，人心涣散是必然的，这已在以前的学潮中被证实，所以有些地方干脆以提前放假的方式来瓦解学潮。6月初北京大学开始有学生打点行装陆续回籍，遂令人产生学生运动“风流云散”之感，其他学校也有人心动摇之势。《时报》上曾报道过一个颇富戏剧性的场面：“昨日某工校等为学校命运问题采选举制，令各生投票，愿上课者写一留，不愿上课者写一去字。结果数百学生中投去字票者大多数，投留字票者三名。迨开匦毕，该三留字票者放声大哭曰：想不到人心已到如此地步，于是写去字票者亦大哭失声云。”
爱国情绪的激荡无法解决学生们必须面对的考试和毕业问题，为此，学生中一直存在不主张罢课的“缓和分子”。5月28日，位于上海法租界的震旦大学院因院长牌示令学生上课，结果有165名学生出校抗议，而未随同出校的30余名学生都是各年级将卒业者。吕芳上曾对1919—1928年间学潮发生的月份作出统计，认为“二月、七月、八月都算低潮，这原因是寒假、暑假，学生放假回家，不易聚集……学潮多集中于十、十一、十二月、一月及五、六月，可能的原因之一，学期刚开始，课业还不紧，活动自由些；学期将结束时，学生视考试为畏途者，可由学潮求幸免以通过”。
当考试、前途等现实考量进入学生的视野时，罢课、街头演讲及其所特有的狂欢魅力开始黯淡了。冰心在小说中讲述了五四过后那个暑假发生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是热心奔走于五四运动的兄弟两人，哥哥还在街头演讲中被军警刺伤。暑假到来，二人极不情愿地被守旧的父亲召回家中，不仅受到一顿训斥，而且快开学时，二人都被父亲安排进政府做办事员，不准再回学校。兄弟俩被父亲的淫威压制得非常沮丧，只得一边看着同学们骑着自行车带着成卷的印刷物从自己面前经过，一边低徊欲绝地吟道：“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斯人”是在喧闹背景下的孤独身影，这背景可以是社会官场，也可以是爆发学潮的校园，二者同样对心灵脆弱、没有经济独立性的学生造成重压。校园的激动人心和家中的压抑沉寂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氛围，这却是大多数学生都必须跨越的两种空间。
小说中的姐姐颖贞虽然支持弟弟的爱国举动，却对学生运动有这样一段评论：“外交内政的问题，先不必说。看他们请愿的条件，哪一件是办得到的？就是办得到，政府也决然不肯应许，恐怕启学生干政之渐，这样日久天长的做下去，不过多住几回警察厅，并且两方面都用柔软的办法，回数多了，也都觉得无意思，不但没有结束，也不能下台。”这实际上反映了学生运动失去了声势和新鲜感后，最容易给旁观者带来的感受。
学生群体也并非感受不到无以为继的尴尬。有的学校在罢课期间组织了“义勇队”，目的只是为了在不上课的时候有事可做，生怕给人留下“罢课比上课反适意”的感觉。激烈言行在社会上产生的鼓动作用只是临时的，而且渐渐产生负面解读，认为断指血书是“软弱的不真实的不深刻的行为”就是其中一例。社会舆论要求学生们不断证明自己的纯洁品质和牺牲精神，“守忠义廉洁之美德以博社会之信用”。汪敬熙在小说中描写了一个学生通过文官考试后开始做升官纳妾的梦以及其他同学的艳羡，表达了学生对进身政府以图飞黄腾达的矛盾心态。从这个角度，不难理解罗家伦、傅斯年二人被“安福俱乐部”收买的传闻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并且必须由北京学联和胡适、周作人、陈大齐等社会名人为之公开辟谣：“近来有人散布谣言说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两君被安福俱乐部收买去了，这种谣言本来不值一笑，因为安福俱乐部是个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这两位高洁的青年？不幸国中缺乏常识的人太多了，居然有人相信这种谣言，居然有许多通信社和报馆极力传播这种谣言，我们心里不平，不能不替他们两位辩个清白。”学生的信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其道德优越性被社会认同的结果，一旦被发现感染了享乐、贪财、政党政治等肮脏社会风气，学生群体的“纯洁”形象就会雪消冰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