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娟在劳动的开始几天，累得腰酸背痛，趁着上厕所的机会偷偷地哭过若干次，几乎熬不下去了。但她看看年仅十七岁的阿莲都能含辛茹苦，又想想自己求学和父亲治病都需要不少的钱，于是她悄悄地给自己打气，终于坚持住了。她要求自己至少得在这里干满留级有空的日子，从而积攒一笔较为可观的经济收入，再回巴黎第n大学的课堂，不慌不忙地继续学业，同时也能很有保障地资助父亲在上海治病。
李娟在荣太太手下打工，一转眼就有了一个月了，也领到了月薪六千法郎。还真像荣太太事先所说的一样，她这一个月免费食宿在加工点，虽然伙食与床铺的条件都很差，但毕竟不用自己掏钱，还是挺划算的。她在上海的时候曾经听说，中国大陆有些很会弄权的官吏，天天公款消费，能够做到“每月工资基本不动”。她眼下在法国巴黎，尽管没有公款消费，却也能够“每月工资基本不动”了。
至于荣太太布置给李娟这些男女工人的劳动任务，真是辛苦啊。他们每天从早晨七点至晚上十一点，除了早餐、午餐与晚餐各占半个钟头，其余的时辰基本上都是坐在电动缝纫机旁缝制皮包。加工点里面有浴室和卫生间。香皂、洗发剂、洗衣粉、手纸、卫生巾之类的日用品，以及快餐与饮料，都由荣太太免费提供给他们，不用他们自己上街去买。他们食宿都在加工点里面，整天可谓足不出户，见不到阳光。他们白昼干活虽然男女混杂，但晚上睡觉还是男女分开的。每个星期，他们休假半天，但不得出去逛街，只能在荣太太值班室的门口透透新鲜空气：因为他们之中，只有李娟和阿莲具备正式打工的资格，其余的人员都属于非法“偷渡客”。
李娟在劳动的开始几天，累得腰酸背痛，趁着上厕所的机会偷偷地哭过若干次，几乎熬不下去了。但她看看年仅十七岁的阿莲都能含辛茹苦，又想想自己求学和父亲治病都需要不少的钱，于是她悄悄地给自己打气，终于坚持住了。她要求自己至少得在这里干满留级有空的日子，从而积攒一笔较为可观的经济收入，再回巴黎第n大学的课堂，不慌不忙地继续学业，同时也能很有保障地资助父亲在上海治病。
荣太太手下的工人，包括阿莲在内，都来自温州的农村。他们见李娟这样一位气质迥异的上海姑娘，竟然来做他们“同一战壕的战友”，不免感到稀罕而又好奇。
这一位，特地向李娟说起了温州腔的普通话：“阿娟，你是留学生，有正式的打工资格，可以公开找一份比较好的工作，何必跑到我们这里来受罪？”
那一位，也向李娟说起了温州腔的普通话：“阿娟，你让我改变了对上海人、尤其是对上海姑娘的印象。看来，上海姑娘并非个个都是骄矜慵懒，也有像阿娟这样吃苦耐劳的。”
李娟面对他们的好奇心，就很直率地向他们解释：“我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工人家庭。我这次到法国自费留学，用了家里很多的钱。现在我的父亲病了，是中期的胃癌，要开刀做手术，缺了不少的医疗费。我只好从巴黎的大学里办了留级的手续，打工挣了钱才能帮助家里度过难关。我已经顾不及工作的轻松与繁重了。”
工人们听了，又纷纷赞叹李娟“有孝心”、“有志气”、“有主见”，不一而足。
尤其是年仅十七岁的阿莲，更对李娟喜欢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自告奋勇地要跟李娟同睡一个床铺：“娟姐，我们这里的床都很大。我们都是两个人睡一张床。现在你来了，我跟你同睡，你乐意么？”
李娟见阿莲身材纤秀，自然很乐意了：“好啊。我还从来没跟温州姑娘交过朋友哩。”
阿莲那单纯的嘴角单纯地一翘：“哎呀，我可不敢与娟姐交朋友啊。”
李娟莫名其妙：“这……难道是我让你讨厌了吗？”
阿莲急忙申辩：“娟姐误会我了。你是上海来的大学生，我巴结你还来不及哩，怎么会讨厌你呀？我的本意是，我在温州老家的时候，曾经听见不少人都说，你们上海人瞧不起我们温州人……”
李娟笑着告诉阿莲：“你说的这种社会舆论，早已是过眼烟云的‘老皇历’了。现在，我们上海人都很佩服你们温州人啊。你们温州人，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在世界各地的大小城市，都能创业当老板，都能‘朋’起来开辟一条又一条生意兴隆的‘温州街’。你的舅舅荣老板，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么？”
阿莲说：“我舅舅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人，也会做生意，但有一个最不好的缺点——太怕我舅母了。”
李娟说：“太怕？那就意味着超出了一般的怕？”
阿莲说：“是啊。就拿我们加工点的这些工人来说吧，我舅舅总是要求我舅母别让我们的劳动过于辛苦，可我舅母总是跟我舅舅对着干，把我们当成牛马一样的苦力。”
李娟说：“公司销售点门市部的营业员，是很文雅、很体面的工作。我觉得，你舅舅应该安排你去门市部那里上班。”
阿莲的神情有惆怅，也有憧憬：“这事，说起来就不止三言两语了。我早在六岁的时候，我妈妈就病故了。我父亲续了弦，可后娘待我一直很不好。我舅舅，也就是我妈妈的弟弟，到法国刚刚有了不错的条件，就张罗着让我从温州移民到了法国。我移民那年，才十二岁。我跟我舅舅一样，是正式移民的。我舅舅能够正式移民，原因在于我舅母是已定居法国的温州华侨。我呢，费了一番周折。按照法国的移民政策，只有合法的配偶关系和未满十六周岁的子女，才可以申请正式移民。我舅舅的年纪，比我要大十五岁零十个月。那年，我舅舅二十七岁，将我的身份，由外甥女写成了他在温州与前妻养育过的亲生女儿，并且办了公证的手续。实际上，他在温州根本没有什么前妻。就这样，我在巴黎有了长期正式居留权。法国政府实行义务教育制度，未满十六周岁的少年儿童都要接受义务教育。我舅舅做通我舅母的思想工作，让我在巴黎接受了义务教育。去年，我十六岁，初中毕了业。我舅母再也不同意送我读高中了，还说根据我的年龄，可以安排我打工了，开始必须做公司最基层的皮包缝纫工。我舅舅没办法，只得顺从了我舅母的主张。不过，我舅舅私下里跟我讲了，他迟早要让我在门市部做营业员，因为我的法语口语说得很不赖。”
李娟同情而又羡慕地注视着阿莲：“你从小就失去了母爱，这是你的不幸。但你又很有幸。你舅舅不顾你舅母的偏见，尽力关照你、呵护你。你舅舅对你的这种亲情，很感人啊。”
阿莲听了，竟像哲学家一样睿然慨叹：“人生的宿命，可能就是美中不足的吧……”
有一天夜里，李娟正睡得迷迷糊糊的，忽被同睡一头的阿莲紧紧地抱住了。李娟惊得睁眼一看，朦胧的夜色中，阿莲其实未醒，却梦泪婆娑地呓语了几声：“妈妈，别走……妈妈，别走……”显然，十七岁的阿莲梦见亡故的母亲了。李娟明白过来了，一下子就感触得热泪盈眶。她一动不动，任凭阿莲紧紧地搂着，唯恐搅了阿莲思母的梦境。她由此联想到了：阿莲与她相处以来，经常抢着为她掸床叠被、打洗脸水、倒洗脚水乃至洗衣服，原因就是阿莲在潜意识里将她当成了自己的母亲，所以要像做丫鬟似的表达自己的敬母之情。
其实，李娟今年二十二岁，比阿莲只大五岁。可李娟在十七岁、也就是阿莲这么大的时候，还时不时地向母亲撒娇哩。
眼下，李娟静静地嗅着十七岁的阿莲身上散发的清香。李娟从小就生长于钢筋加水泥构成的上海市区，现在阿莲身上宛如江南农村阡陌青草气息的清香，不禁使她有些熏然、怡然了。她尚未去过温州，但她越来越喜欢温州的这个阿莲姑娘了。她甚至寻思着应该为阿莲做点什么有益的事情。她就是这样一种上海姑娘：当她领受了某个人的诚恳的友谊，她就想为某个人做点什么有益的事情。对于柳绍禾，她前些日子也曾有过类似的念头。此刻，七月上旬的她，无论如何也不会预知，到了十月上旬的时候，她将为阿莲与柳绍禾恋爱关系的确立而煞费苦心。
阿莲十七岁的人生履迹中虽有不少的坎坷，但她毕竟从温州正式移民到了法国，已在巴黎生活了五年，算是见了世面、开了眼界。因此，爽直并且真挚的个性，正在她的身上形成。
加工点车间的这些男女工人，惟独李娟不是温州人，所以听不懂工人们为了调剂情绪而用温州话互相唠嗑的“荤段子”。阿莲不忍心让李娟孤零零地闷得慌，就趁着活儿不太紧张的间隙，用法语跟李娟聊一些闲话，以便李娟能够解解乏。不过，阿莲聊的闲话，可不是什么“荤段子”。那她聊了一些什么呢？她聊的是这些男女工人充满风险与传奇色彩的偷渡故事。因为车间里的这些男女工人，只有她和李娟不是“偷渡客”。
李娟从阿莲的闲聊中，获悉了闻所未闻、五花八门的偷渡方式。
有的“偷渡客”，以出境旅游的名义，从中国大陆到了中国香港或者东南亚，交钱给“蛇头”，换成韩国或者日本等国的护照，乘飞机前往德国或者东欧，再坐汽车以及火车进入法国。
有的“偷渡客”，起先办了俄国的签证，从中国大陆到了俄国的莫斯科，交钱给“蛇头”，从而登上莫斯科飞往法国巴黎的航班。
有的“偷渡客”，不找任何“蛇头”，而是提前跟那已在法国巴黎生活的亲友联系妥当，然后办理非洲某国的签证，于中国大陆乘上相应的航班，利用飞机暂停巴黎国际机场的机会悄悄出溜，再由亲友想办法予以秘密接应。
阿莲尤其对阿海的偷渡经历感慨不已：“娟姐，你还不知道哩，阿海从温州偷渡到法国巴黎的过程，充满了风险，听起来着实令人惊心动魄呐。”她说着，就将阿海喊了过来，要阿海向李娟复述自己几乎丧命的偷渡经历。
二十多岁的温州小伙子阿海，在李娟的面前局促了一下，怀着劫后余生般的心情，用温州腔的普通话向李娟追述了自己偷渡的经历。
原来，阿海是与同村又同龄的两个小伙子一起偷渡的。阿海他们三个人都向“蛇头”交了十二万元人民币。按照“蛇头”策划的路径，他们三个人先由温州坐车到了云南，接着由云南偷越边境到了缅甸。从缅甸入境的地方，再到泰国入境的地方，那么遥远的路程，他们跟在一个缅甸籍的向导后面，走了半个多月的时间，而且全靠步行。一路上，他们简直成了原始人，翻越一座座崎岖的丛林，喝生水，吃的是半生不熟的野果子和野兽肉。野兽是那个向导打下的，用篝火烤着吃。有不少次，他们几乎被毒蛇咬死，被山洪淹死。好不容易进了泰国的边境，阿海的那两个同伴经受不住长途跋涉的劳顿，痛哭着病死了。阿海含泪掩埋了他俩的遗体，一个人坐车到了泰国的曼谷。“蛇头”早已从中国坐飞机到了曼谷，在预定的地方见了阿海，就给了阿海一本护照：那是另外某个人的真护照，却换贴了阿海的照片。就这样，阿海从曼谷坐飞机到了罗马尼亚，又从罗马尼亚坐飞机到了南斯拉夫，再从南斯拉夫的首都坐车到了南斯拉夫与意大利交界的地方，悄悄溜进了意大利的边境，然后从意大利坐车偷渡到了法国的巴黎。
阿海说着说着，辛酸地抹起了眼泪：“现在回忆，我为了偷渡，真是‘九死一生’啊……”
李娟对此也很伤感，可又很不理解：“那……你们干脆不出国，就在温州的老家呆着，难道不行么？”
阿海的语气却又变得很激昂了：“可是巴黎的工资高啊。我们温州人到巴黎，合法的也罢，偷渡的也罢，发财的越来越多了。再说，我们到巴黎做工，纵然做的是黑工，无论怎么辛苦，也比在温州山区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要轻松一些。尽管温州城里很富裕，但我们温州山区农村仍未脱贫。我和那两个同伴交给‘蛇头’的钱，有一部分是向温州老家的亲戚借的。他俩已在偷渡的路上病死了。我如今在巴黎做黑工挣钱，为了生死与共的友谊，不仅要还自身的债，也决心帮他俩的家庭还债哩……”
李娟听了阿海的肺腑之言，一时百感交集，无语以对。
然而，李娟万万没有料到：十几天之后，阿海在巴黎的国际机场，演绎了不仅“惊心动魄”，而且“惊天动地”的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