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觉得年纪老了；有些事，除了我们俩，没有别人知道。我要乘我们夫妇都健在，一一记下。如有错误，他可以指出，我可以改正。《围城》里写的全是捏造，我所记的却全是事实。
钱钟书与杨绛
1932年春，杨绛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不久，就知道已是三年级本科生的钱钟书的赫赫大名了。钱钟书名气真大，新生一入校便都会知道他。但他的架子太大，一般低年级的学生根本不敢冒昧去拜访他，所以许多新生都觉得他很神秘，更想一睹他的风采。
1932年春天，在一个风光旖旎的日子，杨绛结织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同乡才子。杨绛初见钱钟书时，他穿着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钱钟书的个头不高，面容清癯，虽然不算风度翩翩，但他的目光却炯炯有神，在目光中闪烁着机智和自负的神气。而站在钱钟书面前的杨绛虽然已是研究生，却显得娇小玲珑，温婉聪慧而又活泼可爱。钱钟书侃侃而谈的口才，旁征博引的记忆力，诙谐幽默的谈吐，给杨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两人一见如故，谈起家乡，谈起文学，兴致大增，谈起来才发觉两个人确实是挺有缘份的。1919年，8岁的杨绛曾随父母到钱钟书家去过，虽然没有见到钱钟书，但现在却又这么巧合地续上“前缘”，这不能不令人相信缘份！而且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又都是无锡本地的名士，都被前辈大教育家张謇誉为“江南才子”，都是无锡有名的书香世家。真所谓“门当户对，珠连璧合”。当然最大的缘份还在于他们两人文学上的共同爱好和追求，性格上的互相吸引，心灵的默契交融，这一切使他们一见钟情。
1933年夏，钱钟书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清华校方早有意让他留校或在西洋文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约在三四年级时，罗家伦校长特地将他叫去，把破格录取他的经过告诉他，言下之意希望他留下来，但他一概谢绝了。
清华大学留不住钱钟书，伦敦大学再次请他去英国，他没有应允。钱钟书另有选择。他父亲当时在光华大学任中文系主任，身体欠佳，便召他赴上海，到光华大学任教，这大概是钱钟书南返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钱钟书已有足够的治学能力，他的知识大都缘于自学，他不愿再听课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华北也岌岌可危。到了1933年，学生屡屡请愿、游行，清华大学的秩序几乎不能正常维持。此时的大学生忧心国事，已无心安坐于教室之中。东北局势不安定，这是钱钟书南返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这样，钱钟书暂别仍在清华读书的心上人杨绛，回到了上海。这时，他还没有把他与杨绛的关系告诉父亲，只是与杨绛书信往来谈情说爱。
一天，杨绛给钱钟书寄来一封信，不巧被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老先生看到了，老先生招呼也不打就擅自拆阅了。待老先生看到信后，对杨绛大加赞赏。杨绛在信中对钱钟书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老先生边看边赞：“真是聪明人语。”在老先生看来，杨绛真大方懂事，能体贴对方父母，对于不谙世事的儿子来说，杨绛是再适合不过的好女孩。老先生为自己一心只知道读书的“痴气”儿子感到欣然，他也不待征求儿子的意见，便自作主张，直接提笔给未过门的儿媳妇写了一封信，把她大大夸奖一番，并郑重其事地把儿子“托付”给她。
杨绛也把钱钟书介绍给自己的父亲，杨荫杭先生也非常赏识钱钟书。两人门当户对，甚是般配，定下婚约。
钱钟书在光华大学教书一年有余，到了1935年春，他参加了教育部第三届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考试。当时其所报的英国文学只有一个名额，但他却以绝对优势名列榜首。
钱钟书立即把这一消息告诉杨绛，希望她能与自己一道赴英留学。
时间仓促，杨绛来不及写信通知家里，便打点行李，乘火车回苏州见父母。
杨绛把自己提前毕业以及和钱钟书一同出国的打算告诉父母，她的父母很赞成女儿的决定，立即为她置办嫁妆，准备与钱钟书完婚。
1935年夏天，钱钟书与杨绛在无锡七尺场钱家新居举行了婚礼。
婚后不久，钱钟书杨绛即告别父母朋友，相伴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1937年，他们的女儿钱瑗出生了。
1938年，钱钟书杨绛携女儿提前回国。杨绛的父母先后去世，这对孝顺的杨绛来说，不啻于一次重大的情感打击。这以后，钱钟书杨绛相依为命，颠沛流离，曾一度生活艰难，钱钟书为维持这个家，不得不多代课。直到1949年，他们重返清华大学园。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春天。1950年起，中央领导力邀钱钟书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应承了，为之耗费了大量的心血。此时杨绛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教书，课务并不繁重，便在业余时间从事文学翻译。
1966年，“文革”开始了。钱钟书夫妇俩也在劫难逃。1966年8月9日，杨绛被“揪”了出来，3天后，钱钟书也被“揪”了出来。那时候，钱钟书在文学所，杨绛在外文所，同属学部，命运也相同。每天上班，他俩各自挂着自己精心制作的牌子，自己用毛笔工整地写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鉴赏。一天，钱钟书在被揪斗中，头发给人剃掉纵横两道，成了“十”字怪头，亏得杨绛一向是钱钟书的“理发师”，赶紧将“学士头”改为“和尚头”，抹掉了“十”字。尽管被批斗，但他们的感情融洽到给人一种“胶着”的亲密感。在被批斗的日子里，他们一同上下班，互相照顾，走时肩并肩，手挽手，被学部的人誉为“模范夫妻”。
1969年，钱钟书被下放到河南干校，临走那天，杨绛及女儿、女婿王得一拿着大包小包哭着为他送行。钱钟书不等车开就催他们回去，免得看见他们难过的样子。车子开走了，把杨绛的心也带走了。
1970年，杨绛也下放到河南干校。下干校那天，只有女儿为她默默地送行，女婿王得一已于一个月前因军宣队批斗迫害自杀了。车子启动了，母女二人欲哭无泪地挥手作别。杨绛被安排在菜园班看菜园。她这个菜园离钱钟书的宿舍不远，钱钟书此时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菜园相会。两人坐在水渠边晒晒太阳、谈谈话。钱钟书还经常写信给她，写些所见所闻、杂感、笑话和诗词。鱼雁往来，给他们生活增加了慰藉。
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72年才结束。
“文革”结束后，钱钟书杨绛获得了自由，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浪费了整整10年的光阴，钱钟书夫妇俩决定整天闭门自守，什么地方也不去了，终日沉入自己的学问事业中。
钱钟书与钱基博
钱钟书之父钱基博是一个儒家学者。钱钟书从识字开始未脱离过正统儒家教育。钱基博管教极严，他不许女儿用舶来品化妆，不许儿子穿西装，认为这是父亲的职责。他常用体罚来管教子弟。据杨绛说，1925年钱基博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寒假没有回家。钟书寒假回家没有严父管束，甚是快活。他借了大批的《小说世界》、《红玫瑰》、《紫罗兰》等刊物恣意阅读。暑假他父亲归途阻塞，到天津改乘轮船，辗转回家。父亲回家第一件事是命钟书、钟韩各做一篇文章。钟韩的一篇颇受夸赞，钟书的一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他父亲气得把他痛打一顿。
这次“痛打一顿”，虽然没有使钱钟书“豁然开通”，但激发了他发愤用功。不过一两年工夫便判若两人，常为父亲捉刀写文章。杨绛回忆，商务印书馆出版钱穆的一本书《国学概论》，上有钟书父亲的序文。据钟书告诉杨绛，那是他代父亲写的，一字没有改动。
1929年，钱钟书考上清华后，钱基博父子开始通信。钱基博将钟书的信一页一页地贴在本子上，而且贴了好几本。可惜这些书信在“文革”时被红卫兵一把火烧掉了。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钱氏父子的来往信札只有三封，因曾刊于光华大学半月刊上，所以得以保存下来。钱基博在1931年10月31日写的信上告诫钟书，立身正大、待人忠恕比名声大、地位高更加重要。并说：“子弟中，自以汝与钟韩为秀出，然钟韩厚重少文，而为深沉之思，独汝才辩纵横，神采飞扬，而沉潜远不如。勿以才华超绝时贤为喜，而以学养不及古圣贤人为愧。”他又说：“纬、英两儿中资，不能为大善，亦无力为大恶，独汝才辩可喜；然才辩而或恶化，则尤可危！吾之所谓恶化，亦非寻常子弟之过。世所称一般之名流伟人自吾观之，皆恶化也，皆增进危险于中国也！”做父亲的一片拳拳之心，跃然纸上。
钱钟书作品精选
窗
又是春天，窗子可以常开了。春天从窗外进来，人在屋子里坐不住，就从门里出去。不过屋子外的春天太贱了！到处是阳光，不像射破屋里阴深的那样明亮；到处是给太阳晒得懒洋洋的风，不像搅动屋里沉闷的那样有生气。就是鸟语，也似乎琐碎而单薄，需要屋里的寂静来做衬托。我们因此明白，春天是该镶嵌在窗子里看的，好比画配了框子。
同时，我们悟到，门和窗有不同的意义。当然，门是造了让人出进的。但是，窗子有时也可作为进出口用，譬如小偷或小说里私约的情人就喜欢爬窗子。所以窗子和门的根本分别，决不仅是有没有人进来出去。若据赏春一事来看，我们不妨这样说：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窗子打通了大自然和人的隔膜，把风和太阳逗引进来，使屋子里也关着一部分春天，让我们安坐了享受，无需再到外面去找。古代诗人像陶渊明对于窗子的这种精神，颇有会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