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安热忱接纳戏校师生江安自东晋建县至抗战爆发时已有近1600年的悠久历史，因其远离都市，闭塞落后，"五四"新文化运动解放思想的潮流对这里影响不大。但抗战爆发后，这里有较大变化。首先，中共在1938年重建了江安地下组织，领导抗敌后援会和江安县戏剧协社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主要通过办刊物、演讲、教唱抗日歌曲和演剧等形式进行。教唱的主要歌曲有《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等，演出过《放下你的鞭子》、《三江好》、《卢沟桥之战》。另外，以吴雪、陈戈等为代表的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也曾于1938年在江安演出过阳翰笙创作的话剧《塞上风云》和几出独幕剧。《塞》剧以民族团结抗战的崭新主题、瑰奇的民族风情和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赢得了广大观众的称赞，特别是抗敌演剧队高水平的演技给江安观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使话剧这个为江安人从未接触过的外来剧种博得了好评。此后，江安戏剧协社的演出队员们用四川方言排演了曹禺的话剧《原野》，效果很好。小城的这些变化，至少在客观上为国立剧专落脚江安，打下了较好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中共江安地方组织为国立剧专落脚江安作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据在抗战初期任中共江安县委负责人之一的张安国回忆：
在剧校迁来江安前后，上级党组织十分关心剧校，做了许多工作。剧校在迁至江安前就已经建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为方琯德。剧校党的关系还是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到沪州检查沪县中心县委的工作时，亲自把整个剧校支部转到中心县委；后来再由中心县委转到江安，由江安县委统一领导。剧校党的关系转到江安后，县委分工由我和他们直接联系。方琯德参加了县委工作，任县委青年委员兼剧校支部书记，剧校支委还有刘厚生、高衡等。剧校已有蔡松龄、邓宛生等10多名党员。
江安县委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对剧校以及教职工的住宿等问题，都作了妥善安排。当时，我父亲张乃赓是县参议会议长，同时也是党的统战对象；党组织通过他的关系，说服了江安其他人，把江安文庙借给剧校；为了安全，还将万家宝（即曹禺）安排在我们家里。
以文庙作为剧校的办学地址能否得到社会理解呢？最初考虑会遭到老举人、秀才们的反对。不料，县内宿儒黄荃斋老先生鲜明地表态说："孔子'制礼、作乐、舞韶'是提倡戏剧艺术的。值此国难当头，宣传团结抗日的剧校迁来，孔子如生在今日，也会'毁家纾难'让出他的住宅的。"历史上的孔子重视音乐、戏剧所给予人的感性的愉快和享受，追求美与善的统一。据《论语·述而》记载："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对于音乐美的欣赏，简直达到了人迷的程度。而现代的国立剧校，在校歌中提出了自己的追求："为着真美善用功"、"做剧艺运动的先锋"。
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古代《韶》所表述的内容与国立剧专办学、创作和演出的内容根本不同，但他们所追求的"真善美"目标却有着惊人的一致。原国立剧专第一届学生，现为中国舞美学会名誉会长的陈永倞在剧专西迁52年后，也曾写词赞颂这一现象，上阕为："五十二年前，艺苑西迁。弦歌不绝大江边。先圣时贤共文庙，国立剧专。"值得特别赞颂的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五四"以来规模较大的一场中西文化论战，论战根本不会波及到偏僻闭塞的四川小城江安。而江安宿儒黄荃斋先生却能把国立剧专在文庙办学这一现象提升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和谐相处的理论高度，惊人之语，令人佩服。据江安文史资料记载，"黄氏为江安望族"，黄荃斋擅诗词、工书法、通晓音律，于西学亦有研究，文章道德，名重士林，历任四川省参议员。
江安人民以诚挚的感情欢迎国立剧校落户江安。江安县各界抗敌后援分会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并出墙报介绍剧校师生。更耐人寻味的是，江安剧协在欢迎会上演出了曹禺创作的《原野》，一个小县的一群业余文艺爱好者竟然能够演出曹禺的着名剧作，再一次说明江安确实人杰地灵、人文底蕴非常深厚。据当时原中共江安县委负责人之一席明真撰文称，曹禺第一次看他的《原野》演出，就是在江安。当时江安没有电灯，没有舞台，在十分简陋的物质条件下能够演出这样的大型话剧，给剧校的师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曹禺1986年来四川时，在欢迎他的会上还提到这次演出。
剧校师生很快融入到江安人民的生活中去。为了推动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他们在江安办起了"战时戏剧人员训练班"，招收了江安一批热爱戏剧的各方人士，每天晚上由曹禺、吴祖光、阎折梧、蔡松龄、陈永倞、郭兰田等讲课。开设课程为：戏剧概论、表演基础、化装术、国语发音等。培训一月后，结业时排演了章泯编写的独幕剧《东北之家》。此外，剧校师生还积极参加江安的街头抗日宣传演出活动，主要演出一些抗日救亡剧目。
二、国立戏剧学校的升格-国立戏剧专科学校
（一）升格与建设戏剧学校
到江安不久，一个特大喜讯令广大师生兴奋不已。1940年6月，学校接教育部令，国立戏剧学校升格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
戏剧学校的升格，是学校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同时又是一则迟来的喜讯。原因有四点：第一，在中国办一所专门的戏剧学院是余上沅多年的愿望和追求。1925年留学归国后，这一愿望虽未立即变为现实，但他在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和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教书时，已经为他创办专门的戏剧学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第二，1935年10月，余上沅出任国立戏剧学校校长后，从办学宗旨到办学实践，都在探索向专门的戏剧学院方向发展。1937年10月，学校成立了研究实验部，着名戏剧家向培良为该部主任。该部主要任务是"在导师指导下从事戏剧之研究与实验"。首期招收研究生10余人。1938年7月，教育部令裁撤研究实验部。
尽管很快被裁撤了，但余上沅的追求和探索精神是应该充分肯定的。第三，学校从创立之日起，就集中了不少全国着名的戏剧家、艺术家和戏剧教育家，为创办全国一流的戏剧院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即使学校流亡到偏僻的江安小县城，"大部分课程均属专门国内名师，原任大学教授或可任大学教授者"任教。第四，抗战以来，由于戏剧在宣传抗战方面"更发挥最大效能"，因而国民政府更加重视戏剧教育。"教育部亦指定社会司主办全国戏剧教育"，加快了戏剧教育的发展速度，这一切，为戏剧学校的升格提供了极好的政治背景和组织保证。但是，由于学校在抗战以来，一直在流亡和动乱中飘忽不定，没有精力来商讨学校的发展大计。直到1939年4月在江安扎下根来后，升格事便自然地提上了议事日程。
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从1940年7月1日起，改办五年制专科，专业有五年制话剧专科和乐剧专科，并附设三年制高级职业科话剧组。
参照大学行政机构的编制，并结合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实际状况，学校完善了行政机构及各专业委员会的设置，重新制订了各种规程、标准及办事细则。
1. 行政机构校长 余上沅（曾留学美国研究戏剧，历任各大学戏剧教授）教务处主任 万家宝（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教务处下设：注册组、出版组、教具组、图书馆。
训导处主任 张秉钧（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毕业）下设：生活指导组、体育卫生组（医师、药剂师、体育指导）、军事管理组。
总务处主任 萧承惠（复旦大学毕业）下设：文书组、庶务组、出纳组。
会计室主任（不详）
2. 各专业学科及剧团负责人
话剧科主任先后有余上沅（兼）、焦菊隐、王家齐。
乐剧科主任先后有李俊昌、应尚能、孙景录。
高级职业科主任先后有杨村彬、刘静沅、陈永倞、蔡松龄、郭兰田。
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剧团团长先后有余上沅（兼）、焦菊隐、蔡松龄（副）、杨村彬等。
3. 设置专业委员会，委员由校长聘请或指派。共有10个：演出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图书委员会、招生委员会、战时戏剧工作辅导委员会、社会教育推行委员会、战区学生贷金委员会、免费及公费学额委员会、医药委员会、戏剧研究丛书委员会。
升格后，随着办学档次的提高，专业增加和规模的扩大，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学校着重解决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首先是扩大校舍。改专后，增加四个班的学生，原有文庙校舍满足不了上课、住宿和办公的需要，经学校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租用与学校毗连的李姓及王姓房屋改作宿舍及课堂，又添租南街文姓房屋，桂香街陈姓房屋为教职工宿舍，拟在李姓的空地上新建一大教室，供学生合班上课及排演之用。
预计本年度7月至12月底前，必须完成的扩充校舍项目有：
合班上课的大教室一间，学生实习制作布景的工场一所，布景储藏室一处，校长办公室，总务处庶务组办公室、园艺场一处。
第二，编定经费支配办法及制订财务审核制度。改专前，国家每月拨款6000元，改专后，每月拨款经费10000元。由于物价暴涨，新的拨款数目根本无法满足学校开支，但学校仍按国家拨款数目制订了经费支配办法和财务审核制度。
第三，增添设备。特别是新办乐剧科，急需购置钢琴及其他乐器，演剧用品和图书报刊等。
第四，改善教职员工的待遇问题。学校一直认为，剧专教师大部分课程均属"国内名师"、"原任大学教授或可任大学教授者，皆以兴趣及情感关系继续在本校任职，此种精神难能可贵"，但其待遇"素称菲薄"。改专以后，学校拟参照大学教职工聘任待遇细则，"酌量分级规定"，但学校经费仍然困难，对提高教师待遇只是"杯水车薪而已"，因此，学校呈报教育部请求增拨经费，从实质上解决教职工的待遇问题。
第五，重订各种规章制度。升格后，原有规章制度及办事细则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为此，剧专重新制订了组织大纲、各处组织规则及办事细则、各种会议规则及学生管理规则等共30余种。各种主要规则均呈教育部核准，"以期有所准绳，便利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