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江安的生活、学习和演出
（一）清贫、浪漫的剧专生活
江安是一个远离都市的江边三等小城，是一个以竹器和竹工艺品闻名全国的古城。剧专师生形象地说："到城中心的十字路口，几乎是一望可以看到四座城门"。小城虽然古朴、高雅，但毕竟太偏僻，太闭塞落后，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剧专校舍是破旧的文庙，信息不畅，当日的报纸也要三四天后才能看到。学校大多数都是流亡学生，经济来源断绝，因而生活非常艰辛。
生活虽然清苦，但充满朝气的文艺青年生活得非常充实，且带有几分浪漫色彩。原剧专第六届学生赵锵深情地回忆了在剧专度过的清贫而又富有诗意的校园生活：
江安父老用大米养育了我足足五年时间，而且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最后五年，这是我终身不会忘记的，也不能忘记；江安是我从事戏剧专业生涯的起点，也是我受戏剧教育的启蒙摇篮，往事虽逾半个世纪，但记忆依然常新。这个以竹器闻名全国的古城虽不繁华、喧闹，却呈现出一种独有的静谧、安详、古朴、高雅的风貌，穿过烟巷子，沿城墙即至原是文庙的临时校址；红墙围绕，黄砖绿瓦，脊檐高翘的门楼，朱红色宽大的校门，绿字阴文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的校牌迎立眼前；色彩调和且极富有东方情调......校园占地面积不大，但样样齐备、方便。在抗日战争极严酷的当时，江安人民提供了这么一个简便、优美的学习环境已是难能可贵了。
学校不排戏时，寂静、幽雅，只有琴声丁东，歌声悠扬；排戏时则"鬼哭神嚎"，惊天动地。天微明，早起的同学即已用琴声唤醒了大家的美梦，校门外，晨曦在树，薄雾笼罩，城墙上同学们早已三五成群，有的咿咿呀呀地练声，有的"一道啰啰，二道啰啰"地扶着竹亭的栏干练舞蹈；操场上，皂角树下，一个个走来走去地低声朗读英语，要不就纵情喧诵台词，这一切自然和谐地形成了剧专独有的一景。
春季城南外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菜花，像黄色的波浪在翩翩起舞，香气飘过城墙洒满校园，沁人心脾；偶尔几个经不起诱惑的小伙子跑出城去捉蝴蝶，回来时顺便带一两捧胡豆之类吃的东西，让大家尝尝鲜，谓之"偷青"，这虽不光明正大，但也不为大过；老乡们认为这样预示着当年会有好收成，即使他们看见了也装着没看见的样子。暑假同学们相约踏着田间小路去红佛寺或庞仙洞小聚，不然就成群结队到小河边去游泳晒太阳，当然同学们自己组织排戏更是经常的事。秋季是大伙最快乐的日子，星期天溜到近郊茨岩橘园去吃不要钱的橘子，那时橘园主人也很慷慨，只要把橘子皮留下吃多少都可以，当然带走是不行的。冬季是难熬的季节，大多数都是流亡学生，衣物铺盖都比较少，一件毛衣，一领长衫就马马虎虎过冬了，有的下边还光脚穿着草鞋，幸好当时大家都是廿岁左右的年纪，仗着年轻火气旺就这样硬撑着；唯一盼望的是回家过寒假的同学返校时带点香肠腊肉等吃的东西来，可以打一顿难得的"牙祭"。
最关键的还是伙食。由于绝大多数剧专学生的家乡已陆续沦陷，生活无着落者日益增多。最初，教育部给无经济来源的每位流亡学生每月6元的贷金（据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规定，"其偿还期间不能超过战事终了三年以后，偿还办法另定之"，事实上并没有人归还过）。1938年，流亡在重庆办学时，学生向校方呼吁成立伙食团，余上沅校长答应添置炊具设备，供应煤、水、电。学生组织起来，请厨师，轮流担任采买。原剧专第三届学生李乃忱回忆说："我还记得第一个月吃下来，只用了4.2元，大家非常高兴，轮流采买，也可以和当地人民群众增多接触机会，对了解社会生活也有好处。
1939年，学校迁到江安后，物价还平稳，生活相对安定。
1940年，由于抗日战争逐步进人极端困难的阶段，物价上涨，教育部虽将学生的贷金提到每月10元，但学生的生活仍然成大问题，伙食是盐水煮黄豆或煮胡豆（蚕豆），或者一小撮绿豆芽，青菜吃不起，吃肉（四川人称为"打牙祭"）就更困难了。主食则是被学生戏称为的"八宝饭"，那是当时最低劣的米做成的饭，其中含有大量的泥沙、谷子、稗子、碎石子甚至老鼠屎等等。为了解决青年学生伙食上的问题，共同渡过难关，余上沅和一部分老师提出了"凭物看戏"的主张。学生和老师们利用星期天在文庙剧场演出，观众拿食物或者蔬菜都可以入场看戏。
江安的观众非常理解流亡学生的艰苦，热情地扶持这一活动，有的拿几个热馒头或几个萝卜，几颗白菜，有的拿鸡、拿肉或几人合伙宰只羊，大大超过了票价，有的农民甚至拿了几双自己打的草鞋来看演出，整个剧场气氛热烈。这样，每次演出后，都可以略略改善一下学生们的生活。原国立剧专第三届学生、着名戏剧评论家刘厚生深情地说："与其说这是他们对看戏有兴趣，不如说这更是对我们这些青年娃儿的健康关心，我们实实在在是在江安父老的哺育下成长的。"即使是"凭物看戏"演出，剧专师生也同样把江安观众视为上帝，以强大的阵容认真演好每一场戏。在江安国立剧专史料陈列馆的展柜里，陈列了一份《日出》说明书，时间是1941年5月9日至11日，共演出6场，也是凭物看戏，这次演出为中国戏剧运动史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页。当时还有不少重庆观众乘坐小轮船来江安观看，盛况空前。演出阵容强大：
陈白露--冀淑平，方达生--温锡莹，潘经理--王家齐，张乔治--焦菊隐，王福升--刘静沉，黄省三--陈治策，胡四--马彦祥，翠喜--林婧，李石清--张雁，八奶奶--夏易初。
洪深扮演的黑三，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剧专师生评论，这以后所能看到的《日出》演出，几乎无一次能与此相媲美，这确是一次经典性的示范表演。
早在1940年10月10日，余上沅在《抗敌戏剧》第2卷第12期发表《纪念戏剧节的意见：我的期望，凭物看戏》，向全国戏剧界推广他的主张，更为戏剧大众化开辟了新的途径。
剧专教授的生活也是非常清贫的。在他们身上，大都有很重的儒家成分，整个身心完全沉浸在对戏剧艺术的追求中。孔子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剧专的老师们就是这样为艺术而"乐在其中"的人，是在最高意义上做一个精神上有升华的人。洪深教授是我国现代戏剧的重要拓荒者之一，在戏剧创作、表导演艺术实践和戏剧理论的研究与建设上都有突出的贡献，这样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同样是经济拮据，捉襟见肘。国立剧专第八届学生李累（原名李怀智）在回忆当年剧专的生活时说：记得剧校高职科第六届毕业演出《北京人》由洪深先生导演。我是全校男同学中最小的学生，被洪深先生选中饰小柱子。有一天，在规定的排练时间中，洪深先生久久不来，有同学去他家中探望，回来告诉我们，洪深先生全家陷人哀伤，无米下锅，洪深先生只好把他在美国留学的一套西装送进了当铺。我记得在学校中传诵着一副对联：
年年借债，月月借债，借债还债债还债；天天进当，时时进当，进当取当当取当。
为了维持全家人的生活，洪深先生只有靠课余写文章赚取稿费弥补。《北京人》毕业演出结束后，洪深先生得到了一笔稿费，他高兴地宴请了参加演出《北京人》的全体同学，两桌酒席，大家穷欢乐了半天。最令剧专学生终生难忘的是江安味道鲜美的烩汤面。一是"小食店的烩汤面味道真是好极了！现在想起来也似乎口里还有余味哩，'！二是"鲜美的烩汤面诚然使人留恋，更难以忘怀的是同学之间真诚友情和温暖"。由于艰苦的战争年代造成剧专学生生活极度清苦，能够吃上江安的烩汤面成了剧专学生最美的享受。剧专第九届学生张佩兰（张韵）回忆说，有时，谁人偶尔收到亲友汇寄来的一点接济费，谁就当东道主，邀约几个好同学去街上小食店，吃不起好菜只能一人吃一碗烩面，谓之"打牙祭"。大家一起说："我们过共产主义了！"价廉物美的烩面里，有虾米、鸡蛋、蘑菇等。"薄薄的面片煮得烂糊糊的"，加上翠绿的豌豆尖，那色香味俱全的烩汤面，剧专学生吃了感觉是"最美的享受"。剧专学生说，那店堂的老板么师对我们穷学生非常热情，只要说声"么师！还加点青叶菜"，他立刻又烫了碗热气腾腾的豌豆尖端来，也从不加钱。
最让剧专老师钟情的地方是位于江安十字路口的谁楼，一座具有传统风格的古老建筑，被当地开办成最具四川特色的旧式茶馆。一些老师常抽空来此小聚，或品茗论戏，或构思新作，或观察市井人物，了解社会百态。吴祖光在江安时，常常在楼上喝晚茶，一些新作的有关情节，就是在这个茶楼上酝酿的。1985年，吴祖光重返江安时，还特意去看了十字路口的谁楼，回忆当年客居江安往事。曹禺也对江安的茶楼十分感兴趣，每逢江安的赶场天（类似北方的赶集），他总要到茶楼泡上一碗盖碗茶，在芽茶散发出的浓郁芳香中，清除工作中带来的疲劳，听不同身份的茶客们天南海北地"摆龙门阵"，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揣摸他们的职业和身份，将观察所得及时记在随身带的小本子上，以备写作时用，这就是作家们常说的"长期积累，偶然得之"。曹禺离开江安几十年后，十字路口的茶楼仍深深地留在他的记忆中，1986年，他对来京拜访他的江安县文化局长王显友聊起了江安的茶楼时说："只要你花一个小毛钱，一碗茶老是没完没了地给你冲开水，挺讲精神文明的"。他还说，"我在江安住时，江安一些绅粮（即有钱人家）挺好，当时我们生活很苦，他们随时请我们，接济我们，我们不少穷学生也跟着沾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