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向往新生活迎接新时代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了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大陆从此覆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原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转入新创办的中央戏剧学院。从此，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成为历史名词原国立剧专的戏剧家、戏剧教育家和曾在该校一毕业的千余名艺术家，与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各路艺术家们会师一了。他们分别加入到新中国的文学艺术界的行列及其他部门，满怀革命激情迎接新的时代，投身于新生活的洪流，希望在新的时代里大显身手，为人民的艺术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
195。年建立的中央戏剧学院，汇合了原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鲁迅艺术学院和华北大学文艺学院三院的部分成员。
原南京国立剧专珍贵的中外图书和文献于1949年8月全部运到北京，成为中央戏剧学院藏书的主要部分。
曾任原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教务主任的曹禺教授被任命为中央戏剧学院副校长。原剧专教师何之安、张定和、孙家琇等都在该院任教。
洪深于1949年7月出席了在北平（同年9月21日至30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通过，改名北平为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并成为大会主席团中的17人常务主席之一。此后，进人中央戏剧学院任教，并执导了西蒙诺夫的话剧《俄罗斯问题》。
1953年10月，当选为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1950年元旦，曹禺任新组建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
原国立剧专教师焦菊隐任第一副院长兼总导演，焦先生"为了创造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中国话剧"，先后导演了《龙须沟》、《虎符》、《智取威虎山》、《茶馆》、《蔡文姬》、《关汉卿》等一系列名剧。
曾在原国立剧专任教的杨村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奔赴苏北解放区参加部队，执导了《赤叶河》等剧。建国后，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并连续执导了《骆驼祥子》、《关汉卿》、《明朗的天》、《上海战歌》、《枯木逢春》等剧，这是他艺术生活中很重要的阶段。
原剧专教师、着名作家吴祖光在建国后，先后任中央电影局、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并创作了评剧《牛郎织女》、评剧电影剧本《花为媒》，京剧《三关宴》、《凤求凰》、《三打陶三春》、《踏遍青山》、《桃花州》，话剧《闯江湖》，执导电影《梅兰芳的舞台艺术》和《程砚秋的舞台艺术》等。
曾在原国立剧专任教的黄佐临，在上海解放后被任命为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1951年，就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
张骏祥在建国后先后任文化部电影局局一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后来还兼任了中国剧协机关刊物《戏剧报》编委。
着名导演、艺术家吴仞之曾于1947年夏受聘为国立剧专副教授。解放后，申请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在华东军政大学文艺系与华东军区三野政治部文化部文艺干部训练班任职。1952年转业，任上海联合电影厂制片处长。1953年调任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生产管理副厂长，1957年调任上海戏剧学院导演训练班主任，翌年，被任命为副院长。
还有很多原国立剧专教师都在新中国的文化、教育战线上找到了自己理想的位置，我们不能逐一陈述了。特别使人牵挂的是，曾任原国立剧专校长，在国内外话剧界颇有影响的余上沅先生命运如何呢？这里首先要引用原剧专第三届学生、解放初期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的殷振家对这一问题的回忆：
一九四九年底，以欧阳予倩先生为院长的中央戏剧学院已正式开始成立，万先生和李伯钊同志为副院长，原国立剧专的师生，也由南京来北京，并入中央戏剧学院。当时正在文化部任主任秘书的朱平康找我，要我参加筹备欢迎会。他陪我找周扬同志批经费，周扬同志提笔就批了五千元（当时小米约八元一斤）。本来欢迎会由万先生主持，可是万先生正忙于接待朝鲜崔承熹舞蹈团，分不开身。只好由第一届毕业生的老大姐叶子主持当主席，我当司仪。
在北京的校友来了不少，在东四头条胡同文化部礼堂举行，南京来的校友有沈蔚德、郭蓝田、何治安等老同学，当时都已在任教。叶子在致欢迎词时说："本来今天的欢迎会是由万先生主持的，因为万先生太忙，由我代表万先生和在京校友，热烈欢迎远道而来的南京老校友、新同学！"......沈蔚德大姐代表南京来的师生致答词，气氛很热烈，还唱了国立剧校校歌，大家都很激动。
难忘的是一九五O年七月左右，我们的余上沅老校长和余老师母也由南方辗转来北京，在京的校友们在北海公园五龙亭茶座欢迎余校长和师母。当时我们华北人民文工团已于年初改建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余校长来京的消息，就是院内的田庄同志通知我的，我赶去时，茶室内早已济济一堂，在京的校友几乎全都来了，余校长激动得泪花闪闪，他像跟亲人谈家常一样，叙说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张道藩如何几次强逼他去台湾，他坚决不去，他和师母千方百计东躲西藏，躲在上海的亲戚家里，然后，设法化了装来北京。
他刚说完"今天我和师母能看到大家，真是从心里感到高兴"！就掩面哭了起来，大家都十分感动。余师母也说："余校长这次来北京的决心是很大的！当时听说津浦铁路有一段不通车，余校长跟我说：'就是走，也要走到北京！'"余师母边说边拭泪，她接着说："他还要我为他做了两双布鞋，准备跑路！后来车通了，我和余校长终于也来了北京。"余师母刚说到这里，万先生也匆匆赶来了！他和余校长热烈握手拥抱，向余师母问好。余校长感动地说："你这么忙，怎么也来了！"万先生说："您是我的老师，我也是您的学生，您和师母千辛万苦来到北京，我怎么能不来欢迎呢！"万先生说完后眼圈也红了，余校长非常激动，不住地用手帕拭泪。这个十分感人的场面，也深深地教育了我们。
一九五0年八月左右，苏联着名作家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为首的文化代表团来到北京，在北京饭店举行座谈会，就是由万先生负责接待的。开会的那天上午，李伯钊院长给我一张请柬："今天下午在北京饭店欢迎苏联文化代表团。你去参加。"下午一时左右，我凭请柬去了北京饭店，会场内布置了一圈圈大沙发。因为时间还早，到会的人还不多，我便找了一张靠窗口的单人沙发坐下。刚坐下不久，有一位身穿银灰色人民装的中年人也在我身旁的沙发上落座，头上还戴了一顶八角帽，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我仰慕已久的梅兰芳先生。我壮着胆子问了一句："您就是梅先生吧？"梅先生和蔼地点点头："我就是。"又问了我的姓名和工作单位，我都一一说了。梅先生又问我：
"您以前在哪儿念书？"我回答说："在国立剧校。"梅先生"哦"了一声说："那我跟你们余校长很熟，我到美国和苏联去演出时，就是你们余上沅校长当我的顾问兼翻译。你们余校长不但对话剧造诣很深，就是对我们京剧也有很深的研究，他可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专家。"引用这部分殷振家的回忆，主要陈述了三个问题，第一，1949年底，原南京国立剧专并入中央戏剧学院，在京校友举行欢迎由于并校而来京的国立剧专师生，但没有余上沅的名字。第二，195。年7月左右，余上沅与夫人陈衡粹由南方辗转来到北京，在新的时代，原剧专师生第一次与余上沅老校长相逢，畅叙别情，热泪沾襟，已升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的曹禺也彬彬有礼地以学生身份称余上沅为老师。但殷的回忆文章并没有提及余上沅是否重返戏剧教育战线的问题。第三，现代戏剧大师梅兰芳对余上沅推崇备至，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梅兰芳的一席话，既是对余上沅的历史地位作了客观公允的评价，也对余上沅重返戏剧教育战线起了催化剂作用。
周恩来总理也希望余上沅归队搞戏剧。余上沅夫人陈衡粹撰文回忆："1950年去北京参观学习时，在北京饭店招待会上见到周总理，余在重庆时曾见过周总理，这次总理亲切地叫他归队搞戏剧，为此，一直想再回戏剧界工作。"从以上介绍和分析可以看出，余上沅归队搞戏剧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更何况，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人才奇缺，像余上沅这种话剧界的旗舰型人物，让其继续为人民的艺术事业贡献力量，对国家、对个人都是极为有利的。但是，世事难以预料，机会最终与余上沅擦肩而过。余上沅先是在上海沪江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时，调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课程。原因何在？我们将在第六章《国立剧专历史的沉思》中，对余上沅作专题论述。
展示在艺术家面前的是一条充满阳光的理想之路，但同时又是一条不尽平坦的漫长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