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摩在意大利没有会到泰戈尔，使他这次旅行没有了方向，像一片落叶似的失去了根的扶持，他凭着风的冲动，感情的驾驶，在欧洲飘荡。
在意大利他原想拜访他理想中的英雄丹农雪乌（DAn-nunzio)，志摩早在留英时就读过他的名著《死城》。他在一段英文日记中用最耀眼的文字赞美《死城》(The Dead City）是“无双的杰作，是纯粹的力与热，是生命的诗歌与死的赞美的合奏。谐音在太空中回荡着，是神灵的显示，不可比况的现象。文字中有锦绣、有金玉、有美丽的火焰，有高山的庄严与巍峨，有如大海的涛声，在寂寞的空灵中啸吼无穷的奥义……”另外他又读了丹翁的La Giocond及Franecsea Remini，从此他就迷上了丹翁。他不顾腕酸背痛，一口气译完了《死城》。另外他又根据辛孟士的译本，翻译了丹翁的小说与诗文，并写了一篇论文来介绍丹翁。但这些译文及介绍文章一直藏在志摩书箧中，因为他感到“那篇论文是像一个蒸烂的寿桃，也许多少的糯米香还在着，但体态是不堪问的了”，“那篇译文是像一个初进城的村姑，脂粉太浓了不好，鞋袜太素了也不好。”所以他一直藏着不肯让她们露面。
这次他到了意大利，就把这些文字又翻出来重新理了一番，期望与丹农雪乌会面时向他当面请教。但丹翁在欧战中失去了一条腿，瞎了一只眼，年纪也已六旬以上，所以他谢绝了一切来客的访问。因此，志摩也无缘与丹翁相见，但这并不影响对丹翁的崇敬之心。
在志摩看来，拉丁民族是个女性的民族，意大利的秀丽山川就是文艺的一架产床。文艺复兴运动后意大利虽有一段“娇柔的沉默”，那只是她暂时的休憩。“现在伟大的动力又催醒了她潜伏的才能；这位妩媚的美人，又从她倦眠着的榻上站了起来，用手绢拂拭了她眉目间的倦态，对着艳丽的晨光粲然的微笑。”因为意大利现在有哲学家克罗齐，尚蒂尔，有音乐家微提（Verdi)，有画家沙梗铁泥（Segantini），有一代的宗匠，真纯的艺术家卡杜赛、微达、福加沙路、巴斯古里及丹农雪乌。这些名人的出现，使意大利的文艺又转入一个新的起点。
而丹农雪乌又是“在这灿烂群星中，尤其放射着骇人的异彩”。他是诗人、小说家、戏剧家，他是政治家、演说家、飞行家，他是异人，他是超人。“他在国会中倾泻他的雄辩；旋转意大利的政纽、反斗德奥，自开战及订和约，他是意大利爱国热的中心，他是国民热烈的崇拜的偶像，……”志摩对丹翁自己驾着飞机在蓝天里自由飞翔，羡慕不已，“他是最浪漫的飞行家；他用最精贵的纸张，最端秀的字模，印刷他黄金的文章，驾驶着他最美丽的飞艇，回首向着崇拜他的国民，微笑地飞送了一个再会的手吻，冉冉地没入了苍穹。他在满布着网罗的维也纳天空，雪片似的散下他的软语与强词，热情与冷智；他曾想横渡太平洋，在白云间饱览远东的色彩。”丹翁这种洒脱而富有浪漫色彩的举动，引得志摩如痴似迷。志摩访欧回国后曾写过一篇要冲决一切的著名散文《想飞》，而这篇散文很可能就孕胎于他对丹翁飞行的向往。他在《想飞》中说：“是人没有不想飞的。老是在这地面上爬着够多厌烦，不说别的，飞出这圈子，飞出这圈子！到云端里去，哪个心里不成千百遍的这么想飞上天空去浮着，看地球这弹丸在太空里滚着，从陆地看海，从海再回看陆地，凌空去看一个明白，——这才是做人的趣味，做人的权威，做人的交代。”
志摩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庄子、李白才敢设想骑着大鹏、仙鹤，直上九万里，去作逍遥游。在意大利则倾服要造飞机去搏击长空的达文西和驾着飞机凌空翱翔的丹农雪乌，他们都有胆有略，卓然不群，他们需要的是整个宇宙。志摩“想飞”，崇拜想飞的人，反映了他浪漫不羁，渴望自由，要摆脱一切羁绊的热望，从侧面也反映了他对丑恶现实的鄙视。
志摩不仅最先将丹农雪乌作品译成中文，还撰写了不少介绍丹农雪乌生平的文章，如《丹农雪乌》《意大利与丹农雪乌》《丹农雪乌的青年期》《丹农雪乌的作品》《丹农雪乌的戏剧》《丹农雪乌的小说》。而丹农雪乌的《死的胜利》，被志摩誉为与《包法利夫人》不相上下的伟大杰作。将《死城》说成是“一本无可比拟的巨构”，“是生的诗篇与死的圣颂融会交流而成的协奏曲”。志摩的诗文显然也受到丹翁的影响，在色彩的对比上和感情意象上表现更为明显。后来志摩与小曼合编的五幕悲剧《卞昆冈》，里面就有一股芬芳的意大利气息。他的《情死》《爱的灵感》这类诗作也是受到丹翁“死”与“爱”这些题材的影响。
来时自来，去时自去，志摩凭着感情的驾驭，又来到了熏得酥骨头的巴黎。“香草在你的脚下，春风在你的脸上，微笑在你的周遭。不拘束你，不责备你，不督饰你，不窘你，不恼你，不揉你。”是的，巴黎是一条温柔而多情的臂膀，她只是轻轻地搂着你。
但志摩此番到巴黎，不是来寻香艳的梦，不是来品迷醇的酒，文坛巨星、人道主义杰出战士罗曼·罗兰的高超思想吸引了他，《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米开朗其罗传》早把志摩吸引住了。
在欧战白热化的时候，罗曼·罗兰也曾大喊一声：“彼此是兄弟，住手！”友爱与同情是打倒仇恨与怨毒的利器。志摩认为在面对“蜘网似密布、疫疠似蔓延的怨恨、仇毒、虚妄、疯癫”的欧洲，罗曼·罗兰“集中他孤独的理智与情感的力量作战”。而他的作战是有结果的，他联合了国际间自由的心灵，替未来的和平筑一层有力的基础。正如罗曼·罗兰自己所说的：“我们从战争得到一个付重价的利益，它替我们联合了各民族中不甘受流行的种族怨毒支配的心灵。这次的教训益发激励他们的精力，强固他们的意志。谁说人类友爱是一个绝望的理想？我再不怀疑未来的全欧一致的结合。我们不久可以实现那精神的统一。这战争只是它的热血的洗礼。”罗曼·罗兰的人道主义精神，正投中了志摩的脾胃，他要借助罗曼·罗兰的精神力量，替沉闷的中国社会，捅开一扇小窗，让人们呼吸一些自由的、友爱的新鲜空气。志摩赴欧时，正值春假，不少友人都外出旅游去了。他向往中的罗曼·罗兰此时也离开了法国，正在瑞士的鲁山，与他妹妹度假。志摩回国后，撰写了《罗曼·罗兰》一文，发表在1925年10月31日《晨报附刊》上，“打破我执的偏见来认识精神的统一；打破国界的偏见来认识人道的统一。”“解脱怨毒的束缚来实现思想的自由，反抗时代的压迫来恢复性灵的尊严。”是志摩写这篇文章的旨意。
巴黎赛因河的柔波，不单发出香艳的温语；巴黎赛因河的涟漪，不单映照罗浮宫的瑰丽；赛因河的柔波同时也袅起人间的叹息；赛因河的涟漪里也匿藏着失意人的最后呼吸。志摩在巴黎咖啡馆里遇着过失意的少妇，志摩在巴黎街头遇着过落魄的画家，那都是香风中的落叶，那都是华丽外衣里痛苦的伤疤。志摩返国后写下了《巴黎的鳞爪》（一、《九小时的萍水缘》、二、《先生，你见过艳丽的肉没有？》）里面录下了志摩在巴黎感情波动的轨迹。而志摩与那位法国失意妇女的交谈，传到国内，竟变成了志摩在法国与一位胖妇人同居，使痛苦中的小曼真假难分，更添一层愁闷。
志摩这次到欧洲像是专为过清明而来的，一路他上了不少坟：在莫斯科上契珂夫、克鲁泡特金的坟，在枫丹白露上曼殊斐尔的坟，在巴黎上茶花女、哈哀内的坟，上《恶之花》作者波特莱尔的坟，上凡尔泰、卢梭、雨果的坟，在罗马上雪莱、基茨的坟，在翡冷翠上勃朗宁太太的坟、上米开朗其罗、梅迪启家的坟……在柏林又去惠兹里宾街给他的儿子彼得上坟。他“每过不知名的墓园也往往进去流连，那时情绪不定是伤悲，不定是感触，有风听风，在块块的墓碑间且自徘徊，等到斜阳淡了再计较回家。”
上坟是中国文人的传统，但像志摩这样见坟就上，流连墓园，显然还有他的特殊感情。他这次访欧，原想去拜谒他理想中的英雄，从他们那里吸取滋养。但这次赴欧，不少他理想中的英雄都没有会到，于是把他的一腔思念，寄托在幽冥的墓园里，与地下的英雄默默地密语，以解想望英雄的饥渴。
上述的坟中人，除他儿子彼得之外，他只与曼殊斐儿有过“不死的二十分钟”交往。那是志摩在留英期间。这天雨下得很大，他在伦敦的迥街曲巷里找到曼殊斐儿的寓处——彭德街十号，小小的一楼一底，她的同居人麦雷先生开了门。志摩拿着雨伞，挟着几卷中国字画，湿淋淋地走了进去。
曼殊斐儿是纽新兰银行经理的女儿，她自小以美慧著名，但身体孱弱，后来又得了肺病，在伦敦她受不了凄雾苦雨的折磨，常住在瑞士、意大利及法国南部。她写诗，写小说，是英国著名女作家。茶花女得了肺病，一边吐血一边纵酒，要在有限生命里获取最强刺激。而曼殊斐尔却“不忘她的责任，是牺牲自己有限的精力，替自然界多增几分美，给苦闷的人间，几分艺术化精神安慰”。志摩认为她的小说是真的艺术，是纯粹的文学，她不求暂时的流行，而想留下几篇时间冲不走的精品。
志摩走进曼殊斐儿的卧室，两人同坐在一张沙发上。这时志摩惊讶地发现曼殊斐儿的眉目口鼻之清秀明净，简直是自然界的杰作，犹是“秋月洗净的湖山，霞彩纷披的夕照，南洋里莹澈的星空……”她有一种纯粹的，脱尽尘埃气的，无可言喻的美。
曼殊斐儿说：“我刚从瑞士回来，在那边和罗素夫妇的寓处相距颇近，常常谈起东方的好处，对中国十分景仰。”
志摩说：“你的小说深蕴于内，真够咀嚼。我要将它译成中文，让中国人民能分享你的清辉。”
曼殊斐儿回答说：“那当然很高兴，就怕我的作品不值得翻译的劳力。”她讲话有些气促，稍停一下，又说：“我最爱读Arthur Waley译的中国诗，但最近Amy Lowell译的很使人失望。中国诗其实只有中国人才能译好，你应该再译点中国诗。”
后来曼殊斐儿告诫志摩，要他回国后不要进入政治界。她愤愤地说：“现代政治的世界，不论哪一国，只是一乱堆的残暴和罪恶。”
听着曼殊斐儿清风鸟鸣般的话语，志摩实在不想起身，但他看到曼殊斐儿双颊红润，每句话语总感到气促，为了不多耗她珍贵的精力，志摩只得起身告辞了。从进房到出房虽仅二十分钟，但给了志摩一个永久的记忆。她与志摩握手告别时，希望将来在瑞士再见面。
志摩回国后对曼殊斐儿思念不绝，写了《曼殊斐儿》一文，文章还没有发表，就从欧洲传来了她病逝的消息，志摩十分悲痛，写了悼诗《哀曼殊斐儿》附在《曼殊斐儿》一文之后，一起发表：
我昨夜梦入幽谷，
听子规在百合丛中泣血，
我昨夜梦登高峰，
见一颗光明泪自天坠落。
……
我当年初临生命的消息，
梦觉似的骤感恋爱之庄严；
生命的觉悟是爱之成年，
我今又因死而感生与恋之涯沿！
……
这次志摩重来欧洲，却不是在瑞士琴妮湖边，与曼殊斐儿相对欢谈，想不到枫丹白露的三尺黄土永远掩住了她那仙姿灵态。徐志摩采撷香花编扎成一只花圈，放在她的墓前，两行清泪落进黄土：“问何时能戡破生死之门？”
曼殊斐尔的《园会》《毒药》《巴克妈妈的行状》《一杯茶》《夜深时》《幸福》《一个理想的家庭》《刮风》《金丝雀》等小说由志摩译出，编成《曼殊斐儿小说集》，这是志摩对她的一个最好的纪念。
是的，志摩喜欢上坟，爱抚摩陈迹，有时沉湎于思古的幽情里。他在写长诗《爱的灵感》时，说：“奇怪，勃朗宁夫人的鬼魂，似乎在我的腕里转。”他在《一块晦色的路碑》一诗中写道：“脚步轻些，过路人，休惊动那最可爱的灵魂……”诗的最后是：
过路人，假若你也曾
在这人间不平的道上颠顿，
让你此时的感愤凝成最锋利的悲悯，
在你的激震着的心叶上，
刺出一滴，两滴的鲜血——
为这遭冤屈的最纯洁的灵魂！
早在志摩留英期间，他就接触到哈代的作品，他把哈代的《裘德》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德》相提并论。“仿佛是两株光明的火树，相对的晖映着，这三百年间虽则不少高品的著作，但如何能比得上这伟大的两极，永远在文艺界中，放射不朽的神辉。”可见志摩是十分敬崇哈代的。事实上英国康桥“邪学会”的人大多尊崇哈代，因为哈代的反传统思想与“邪学会”宗旨是一致的。志摩在英留学期间，无缘与哈代相见。这次赴欧，他拿了狄更生的介绍信，在1925年7月的一个下午从伦敦搭车到道骞斯德，然后步行到哈代的家中。
哈代住宅的墙上爬满藤萝，门前是一片碧青的平壤，左侧远处是一抹平林。客厅不高，暗沉沉的，陈设也很朴素，墙上挂着哈代及雪莱的画像，书架上也有雪莱的大本集子。志摩弄不清这位哈代怎么会与性格完全相异的雪莱凑在一起的，显得很不协调。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伴着一阵犬铃声从楼梯上响下来。哈代来了。他是一个身材矮小的老头。他的脸像一块苍老的岩石，沉淀着人世间变幻的遗痕，没有一丝笑容，背伛偻，好像压着时代的重担；身边却欢闹着他的爱犬“梅雪”。当时哈代已八十四岁高龄，已不再接见来访者，今天破例接见志摩，使志摩感到荣幸。
志摩还未开口，哈代就用他苍老的口音连连发话：“你是伦敦来的？”“狄更生是你的朋友？”“他好？”“你译我的诗？”“你怎么翻译的？”“你们中国诗用韵不用？”其实这一串问话，狄更生在介绍信上已写得明白，所以他不停地发问，并不期望志摩回答。
“我们中国从前只有无韵的散文，却没有无韵的诗。但现在新诗就不同了。”志摩回答着。
“诗总要有韵的，你投石子到湖心里去，一圈圈的水纹漾了开去，韵就是波纹，少不得。”哈代主张诗要有韵。
“我喜欢你的诗，不仅仅是有韵，结构也严密得像建筑，同时有思想的血脉在流走，像有机的整体。Organic！”志摩用了Organic（有机的，有系统的）这个字。哈代表示赞同。
“yes， organic. yes， organic. A poem ought to be a livingthing.”哈代把Organic重复了两遍，一首诗应该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
接着哈代谈了他的一个朋友曾在中国住了五十年，是个中国通，曾约他到中国去，他感到太不便了，文字语言都难懂，所以没有去。“中国文字太难懂了，为什么不改用英文或法文呢？”哈代突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志摩想，这老头真怪，一个民族怎能放弃自己的语言文化呢？于是两人辩难了一阵。话题又转到曼殊斐尔之死，及麦雷先生再娶之事上，志摩发出了阵阵感叹。
他们谈了近一个小时，“梅雪”摇着响铃又进来了，在志摩脚上嗅着，抓着。志摩怕狗，窘了，哈代连忙呼开梅雪，并对志摩说：“来，我们到庭园里去走走吧。”志摩知道这是送客的暗示，就起身告辞。在庭园里哈代摘了一朵红花，一朵白花，给志摩戴在胸前，算是一点小小的纪念。厌世的哈代，这时已厌弃了一切来访者，他对志摩也是怠慢的，连茶也不倒一杯，相片也不愿照一张。
志摩翻译了哈代不少诗作：《窥镜》《伤痕》《分离》《她的名字》《在一家饭店里》《“我打死的那个人”》《公园里的座椅》《一个厌世人的墓志铭》《在火车上一次心软》等。志摩的诗也受到哈代的影响，篇末带着淡淡的悲哀，很有点像哈代的风格。在表现形式上，有些诗也是借鉴哈代的。志摩的《两地相思》分两段，一段他想她，另一段她想他，这与哈代的《月儿过访》形式是相似的。志摩的《落叶小唱》与哈代悼念他亡妻的《十一月之夜》在诗的特定对象上也极类似。
志摩在评价哈代时，常常侧重于感情，缺乏理智的严谨分析，所以在志摩评价哈代的诗文中常常有前后相矛盾之处，有时说他是“完全消极的”，有时又说他是“强者”；文章中说他享年八十七岁，诗中又说他“八十八年不是容易过”。虽然志摩认为感情不经理智的梳爬是一注恶浊的乱泉，但志摩常以感情去代替严谨的解析。
志摩崇拜哈代，不仅仅因为哈代在文学上有辉煌的成就，还因为哈代是“老了什么都见分明的异人”。“再没有人在思想上比他更阴沉，更严肃，更认真……他的理智是他独有的分光镜，……经过了它的棱晶，人生复杂的现象顿然剖析成色素的本质。”
他就爱把世界剖着瞧，
是玫瑰也给拆坏，
他没有那画眉的纤巧，
他有夜鸮的古怪！
古怪，他争的就只一点——
一点“灵魂的自由”，
也不是成心跟谁翻脸，
认真就得认个透。
志摩喜交名士，崇拜英雄：泰戈尔，哈代，罗素，丹农雪乌，罗曼·罗兰……都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他们之所以伟大，因为他们“负责的对象不是人间或人为的什么，而是一切事物的永恒”。所以他们的出发点尽管悬殊，但他们的结论是相调和的，相呼应的。
志摩告别哈代之后，当晚回到哀克刹脱，在哀克刹脱的教堂前，面对如水月光，独自徘徊，各种思念纷纷向他袭来。于是写下了《在哀克刹脱教堂前》一诗：
我对着寺前的雕像发问：
“是谁负责这离奇的人生？”
老朽的雕像瞅着我发愣，
仿佛怪嫌这离奇的疑问。
月光像一把心灵的钥匙，启开了他思潮的闸门。他“又问那冷郁郁的大星”，又返转身来问他“身旁的那棵老树”。人间的变幻，生命的顽皮，是谁在逗弄？他不能解，他不能答。他身旁只“平添了斑斑的落叶”。
像一只寻找温暖的大雁，像一只采取花蜜的小蜂，志摩在欧洲飞飞飘飘，寻寻觅觅，历时已四个多月。他还想到印度去，到泰戈尔身边去，那棵大树下有一片荫凉，那棵大树下有无数好花，那是他非去不可的地方。但正当此时从北京砸下一份电报：“盼你速归，小曼。”一字一个炸雷，顿时志摩魂飞天外！
志摩在意大利山中曾收到过一份电报，说是小曼病重，他急得彻夜不眠。不几天胡适又来电了，说是小曼已脱险，请宽心。后来小曼的几封来信，措辞混乱，字迹潦草，他知道小曼病得不轻，连一点腕力也没有了，但小曼仍强撑着病恹恹的身子，坚持给他写信，这是多么深厚的情意呀。志摩连发了两份电报，安慰小曼，告诉她访问印度后随即回国。
现在这份电报，却是小曼亲自发来的，显然不是为病。病了怎会亲自发电？肯定是有意外骤变。一个弱女子，怎冲得出四围的铁壁，怎敌得过无边的黑暗！会不会有个三长两短？志摩越想越感到事情不对，越想心里越急，电报上的每一个字，就像响在他头顶的一个炸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