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杰回国初碰壁
面对支离破碎的中国即将被蚕食的政治局面，以贺衷寒、滕杰为代表的黄埔军人再也坐不住了。
滕杰，字俊生，原名兰生，1905年1月5日出生，江苏滨海县人。滕杰先入上海大学社会系，后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到了日本之后，滕杰进入明治大学经济系学习。
日本带给滕杰等诸位黄埔毕业生的，不仅仅是知识上的提升，更有很多新奇的思想。不少在日本留学的黄埔人深切地意识到：整治一个一盘散沙的国家，法家比儒家更有效。同时，更多的黄埔人都认识到：一个人想获得多少自由，他就要先交出多少自由。如果一个人想为更多的人谋取自由，那么他就要交出自己的所有自由，甚至还要搭上自己子子孙孙的自由，只有这样，才能换取更多的人的自由。正是这种认识，才导致了力行社的建立，并对力行社建立之后的纲领、宗旨的制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1年，金融风暴的尘埃还没有落定，日本又爆发了阪神大地震。
阪神大地震的爆发，加剧了日本政府的恐慌，也加快了日本侵华的脚步。
1931年，盛夏的暑气还没有散去，滕杰、肖赞育（湖南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复兴社元老）和陈启宇（江苏如皋人，国民党政府留日文官，滕杰的未婚妻陈启坤的胞兄）就带着黄埔东京同学会的嘱托，回到了中国。
7月底，滕杰等人在上海登陆。登陆之后，三人分作两路，肖赞育先回了老家湖南探望家人，陈启宇、滕杰则一起去如皋看望滕杰的未婚妻陈启坤。
三天之后，陈启宇和滕杰带着陈启坤去了南京。
如皋到南京，滕杰和陈启坤这一对恋人的旅行并不甜蜜，更不浪漫。1929年春夏的一场洪水，淹没了淮河、长江流域的7省205县。浮尸累累，禾苗淹没，昔日景色优美的江南水乡，变成了家家办丧、户户戴孝的人间地狱。从如皋到南京的路上，滕杰见不到昔日江南应有的优美的景色，看见的是成千上万的寡妇、老人、孤儿以及荒芜的田野，遍野的哀号。
终于，南京到了。
但是，昔日繁华的南京也早已变了模样，街上到处都是流离失所的难民，店铺担心饥民哄抢而紧闭。街上处处充满了混乱、饥饿和不安的气息。
滕杰与陈启坤来到南京后，也很不顺利。滕杰的回国，并没有引起南京政府的重视，在这个潮湿而又炎热的盛夏，滕杰与陈启坤滞留在南京一个不为人知的旅馆里。只有陈启宇已经回到了南京政府，按部就班地做他的文官，滕杰却找不到出路，肖赞育也没有消息。滕杰和陈启坤两个人，在旅馆里四目相对，走投无路，诉说无门。
在滕杰和陈启坤寂寞蛰伏时，南京政府也正在经历着一场空前的动荡。
1930年秋天，在中原大战后，蒋介石频频呼吁召开国民会议以制定约法，他打算“制定约法……以国家政权奉还于全国国民”；并提出“两年以来，党国多故，叛变纷起，都因为缺少一部约法”；“数十万将士之鲜血，战地无数人民之牺牲……痛定思痛、惩前毖后……”
虽然蒋介石语气冠冕、理由堂皇，但国民政府立法院却只用一句话“要等到中央常委会讨论决定后才能公开制定约法”，打碎了蒋介石的约法之梦。
于是，蒋介石一怒之下，软禁了反对他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然而，软禁一个胡汉民岂能解决根本问题？相反，蒋介石的这一举措，不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促使更多的反蒋势力浮出了水面。时任参谋部部长李济深、军事参议院院长李宗仁在广州口诛笔伐，勒令蒋介石下野，而在行政院的11位主官当中，也有4位主官极力反蒋。
从1931年9月开始，中国就再也没有平静过，“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人进入了东三省，大好河山成了倭寇盘踞的地盘。
针对这样的时局，滕杰哀叹道：“国内对于即将发生的日本的大规模侵华战争，几乎毫无准备。不仅是腐败落后，并且是四分五裂；特别是民心士气的消沉，已到了对时局的挽救完全失去信心的程度。”他看到了问题的所在，但是，他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中国的命运吗？
筹备力行社
万般无奈之下，受到冷遇的滕杰只得同南京的黄埔同学秘密联络，并在1931年8月，草拟出一份意见书，也就是成立力行社的计划书。这份计划书的大意是：“在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毕业生为骨干，推蒋介石为‘领袖’，‘内平祸乱，外抗侵略’，‘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
计划书草拟好后，滕杰找到了时任国民党政府中央组织委员会秘书的黄埔一期的毕业生曾扩情。
曾扩情也是后来的复兴社的骨干之一，他于1894年出生在四川威远的一个贫农家庭，后来进入北京朝阳大学读书，1921年在曹叔宝、刘绍武、董钺的介绍下加入国民党。1924年，由国民党一大代表、共产党员李大钊保荐投考黄埔军校，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同年9月参加北伐，并担任孙中山的警卫工作，10月底返回广州，毕业后留校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少校科员。1926年1月，曾扩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黄埔同学会筹备委员、秘书兼总务，国民党中央军人部秘书。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随从秘书兼黄埔同学会秘书，南京中央军校政治部少将主任。1928年10月任军事委员会四川军事中将特派员。1929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1931年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委员会秘书。新中国成立以后，曾扩情获得人民政府的特赦，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当然，这是后话了。
在1931年，当曾扩情看完滕杰的意见书后，大加赞赏，并且立刻和滕杰开始了行动，四处联络同道，为筹备秘密社团做准备。
1931年的9月到10月，曾扩情、滕杰两次在南京以“聚餐”的名义，秘密联络多名黄埔毕业生，筹建了力行社的前身——“护国救党筹备处”。筹备处的办公地点设在位于南京二郎庙街的康泽医院，也是后来的复兴社的骨干——康泽的住所。这里提一句康泽这个人，他是复兴社和三青团的创始人，黄埔三期毕业生，1931年的时候，康泽就在南京，以行医的名义蛰伏着。
筹备处成立后，滕杰担任筹备处书记，主要负责联络全国各地的相关组织和相关成员，滕杰的妻子陈启坤任秘书助理，负责筹备处的日常事务。
陈启坤，一个听起来有点陌生的名字，她也是力行社的“元老”，一个被湮没在历史中的女人，一个被某些文人冠以“圣女”称号的女人。在金庸所著的《笑傲江湖》中，也有一个“圣女”，那就是被称为“圣姑”的任盈盈。从很大程度上说，陈启坤的“圣女”的“圣”不能等同于圣女贞德的“圣”，而应该等同于任盈盈的“圣”，也就是资格老、作风正派、立场坚定。
陈启坤之所以能够成为“圣女”，主要原因是因为她是滕杰的妻子。滕杰在回国初期，走投无路，陈启坤不仅没有嫌弃他，还做了他唯一的支持和依靠，唯一的听众和知音。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陈启坤对滕杰的坚定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力行社的成立。陈启坤早逝，这使得她在史料中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但是，陈启坤却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不少力行社、复兴社以至后来的军统人员的政治取向。
毕业于普通职业学校的陈启坤，属于知识女性，目光要比一般人长远，在关心个人利益之余，也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前途。然而，她的学识、眼界以及判断力有限，对很多事物的认识也只是一知半解，所以她不加选择地支持了丈夫滕杰的“事业”，以至于后来影响了大批复兴社乃至军统成员的思想意识。
在筹备力行社的人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那就是当初命令滕杰回国的贺衷寒，黄埔东京同学会的头目。此时的贺衷寒，刚刚从日本明治大学留学归来，担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政治宣传处处长，正是因为他的积极配合，才使得筹备处的日常办公不至于太过拮据和寒酸。
有意思的是，虽然在筹备力行社的建议书中，所有人都将蒋介石视为力行社的领袖，但是从1931年滕杰回国，一直到1931年年底蒋介石暂时下野，蒋介石这位力行社的领袖，对力行社的筹备工作一无所知。直到1932年1月中旬，蒋介石才从他的侍从秘书邓文仪那里得知了一个以自己为领袖的社团正在组建的消息。没有人会嫌自己粉丝多，蒋介石自然也不例外。蒋介石听闻此事大喜过望，并让邓文仪以邓本人的名义给滕杰发去一封密函，密函的主要内容就是告诉滕杰等人，蒋介石对他们筹备力行社的行为大为赞赏。
这里，还要交代一个人，那就是邓文仪。虽然他只是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却来历不凡。邓文仪于1905年12月18日出生在湖南醴陵，1925年毕业于黄埔一期，后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力行社成立之后，邓文仪一直担任力行社的书记，后来成为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
在蒋介石让邓文仪以邓本人的名义给滕杰发去密函后，蒋介石于1932年1月，重返南京政坛。他重返政坛后，立即召见了滕杰、康泽、贺衷寒等人，认真听取了他们进行的力行社的筹备工作，并对他们所做的工作表示了自己的“欣慰”。在这次召见中，滕杰、贺衷寒、康泽一直称呼蒋介石为“领袖”，这也让蒋介石十分受用。
这次召见的参与者康泽，在《复兴社的缘起》一书中，曾对这次召见有详细的描述。据说，当时蒋介石痛心疾首地对他们说：“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共产党又来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的包围，被打的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都被包围了；我们的党一点力量也没有了，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我们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他讲完之后，满座哗然，众人无语，随后，会议就散了。
这次召见一个月后，正当康泽等人即将绝望时，蒋介石通过邓文仪通知滕杰等人，命令他们于3月4日，召集所有筹备处人员到蒋介石的官邸谈话。
3月4日到6日，蒋介石与力行社的相关人员连续召开了三个晚上的会议，认真听取了每一个筹备处人员的发言，并在会上作了“安内攘外”的总结性发言。
3月7日上午，蒋介石再次召集筹备处的全体人员，对他们讲了“知难行易与致知力行”之后，就命令所有与会者每人根据这句话写一篇文章。
3月8日，蒋介石在认真批阅了筹备处每个人交来的文章后，为大家表现出的忠诚和崇拜大为欣慰，高兴之下，就把筹备处所筹备的组织命名为“三民主义力行社”，简称“力行社”，随后亲自主持了这个组织的宣誓和成立仪式。力行社，也就是后来的军统，从此正式踏上了民国的政治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