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24日
似乎专门为了看华盛顿的黎明，早晨六点多就醒了。
窗外，微微的湛蓝正在驱赶着黑夜，远处地平线上，一抹初升的朝阳正好涂在那湛蓝和建筑的交界处，把这群错落有致的建筑染上淡淡的金色。窗前不远处，正好有一个建筑工地，一座塔吊也沐浴在这金色中。
空气真通透。
有好几个人看了我发的微信照片，留言说，华盛顿还有塔吊？在他们印象里，似乎华盛顿就没有了建设项目。的确，华盛顿已经若干年没有新开工的项目了，很多老华盛顿都向我证明这一点。我仔细看过，这只是一个维修工程。在这座城市里，建筑物的寿命都长的很，新生一个也难得很。
说到建设，虽然物质的大楼很少新建，思想的建筑却层出不穷。
上午八点多钟，我们一行人就走在华盛顿的智库一条街上。这条街的得名，是因为美国的许多重要智库就设在这条街上，例如布鲁金斯、霍普金斯、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等等。据说，美国的智库是全世界最多的，一共有一千多家，而美国政府的许多决策，都出自这里的意见。当然，美国的政党轮替的旋转门，也为这里的研究人员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现在，也许他们还是民间身份，政党轮替后，他们也许就成为政府官员。相反的也有，就是那些部长们、国务卿们，卸任以后，也许就成为了这里的研究人员。记得去年在某智库，引导我参观的人推开一扇门，说，这是前财长的办公室，又推开一扇门，说，这是再前任财长的办公室。
共识传媒和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中心的研讨在九点正式开始，很高兴的是见到了许多老朋友，也非常高兴地祝贺这里的研究员李成讲接任中国中心主任。前两任主任李侃如和波拉克都是熟悉的朋友，他们是美国人，但是对中国的情况非常了解。特别是李侃如，曾经是克林顿总统的亚洲事务顾问，奥巴马总统关于中国问题的决策，也会听取他的意见。而李成先生来自中国，对中国的情况更熟悉，相信今后更有了沟通的便利。
因为是个闭门会议，所以不便多说其中的内容。但是可以说的是，美国学者对中国非常关心，也非常了解。当然，他们再了解中国，也不如我们同行的中国专家了解，所以，美国学者除了偶尔有闪光的观点外，更多的是在听，在记录。我在会议结束时，也开玩笑地说：今天不对等，中国人吃亏了，因为我们说的比美国人多。我说，下次开会，要两个半天，半天听中国人说，半天听美国人说。
美国学者们都很满意，他们觉得，这次会议非常成功。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是前美中关系委员会主席兰普顿说，这是近来他参加过的最好的研讨会。
兰普顿是老朋友，去年我在霍普金斯见过他，后来，他带着十几位青年美国学者造访杉园，所以今天一见面十分亲切，老远就伸出手来。我躲着，说太冷了，别冰着你。
室外虽然冷，室内却热气腾腾。会议开得特别紧凑，主持会议的波拉克是现任中国中心主任，他建议取消了茶歇，以便多一点讨论时间。
会后，李成特意找到我，说，他们都有非常多的收获，希望将来有更多的合作。
第一次和美国顶尖智库合作就取得了成功，预示着将来的路会更宽。
回去的路上，我和同行的学者们开玩笑，说将来我们也要在这条街上建一个自己的智库，没想到学者们纷纷支持，并没有把这看做是一个玩笑。
其实，这个想法不完全是开玩笑，我去年就说过这个想法，既然我们如此重视美国智库的作用，既然我们需要在美国发出更多的声音，为什么不在这里索性建立一个智库，沟通更加便捷。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事情，尤其对于共识传媒这样的民间机构来说。但是，我相信会有有实力的机构愿意做这件事情，因为，中国的企业越来越强大，他们需要走出去，需要有属于自己的智力支持。要知道，华盛顿还有一条“游说街”，这里也在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
美国除了智库以外，也有不少由退休高官主导的公关公司，下午我就去了这样一家，叫做“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由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一位前国家安全顾问和一位前商务部长为主席，他们的业务，主要是支持美国企业在国外的政府公关，当然也不止是美国企业，他们的客户中也有很多的非美国企业。
接待我们的是这里的高级顾问，他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叫李凡，中文说的呱呱叫。一问才知道，他是美国前驻沪总领事。我说，我认识不少叫李凡的，他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所以才叫李凡。我逗他说，我认识的李凡可都不平凡啊！坐下不久，他接了一个电话，叽里咕噜说了一通英语，放下电话对我说，我太太打来的，家里停电了。我说，你会发电？他笑了，说打个电话通知我，找个依靠而已。我说，原来美国也停电，李凡也笑了，说，当然。
这个电话告诉我，李凡有一个恩爱的家庭。
现在，李凡是个商人了，但是，下午我们没有“在商言商”，说的最多的是中国的发展前景和中美关系，李凡认识很清醒，不极端，不悲观，有很多真知灼见。在送我到电梯口时，他又不经意地让我看到了一点不凡，他说，我太太也在国务院工作过，是高级翻译，克林顿总统的很多活动时她翻译的。我说，难怪你的中文这么好，原来老师好。他说，我太太说了，有好老师，没有好学生。
晚上，美中政策基金会主席王冀先生和夫人请我们一行吃中国菜。王冀先生八十三岁了，腰部做了手术，靠拄拐走路，必须弯着腰走。他的父亲是东北军将领王树常，曾经任张学良部第十军军长、国民党政府军令厅厅长。1930年任河北省政府主席。1932年后任天津卫戍司令。1935年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参议院副院长。
上世纪的中国那场内战，国民党战败，1949年，王冀像一片落叶飘到了美国，在这里已经生活了64年了。不过，他乡音未改，一开口就是京片子，格外亲切。
王冀也是满身历史的人。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他在国会图书馆中文部工作，随后担任中文部主任。1966年，参加筹建美中全国关系委员会。1972年，尼克松访华前，他又参与白宫安全理事会讨论中美破冰事宜。随后，他受白宫及美国国务院指派秘密从香港访问大陆，打开中美两国文化学术交往的大门。在这期间，他协助美国国务院成立美国驻华联络处。在中美关系史上，这是值得记录的人。
晚饭时，王冀约了他的老朋友作陪，也是一个满身历史的人，叫傅立民。
傅立民是尼克松访华时的首席翻译，20世纪70年代后期担任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科长，1981～1984年任美国驻华公使。自20世纪90年代起，傅立民先后担任美国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和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
还有一个虽然不是太大却让人能够记住的事情，就是傅立民先生还是中国大熊猫落户美国的“带路党”，他促成了中国的国宝成为美国的国宝。
其实头衔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傅立民的睿智，在晚上的饭桌上，他讲中美关系，讲中美日关系，讲中东问题，如数家珍，妙语连珠，饭桌上的学者全神贯注，结果剩下了一桌子菜。回酒店的路上，学者们对我说，今天晚上收获太大了。
我印象深刻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对于王冀、傅立民这样的老人，一直致力于中美交流的老人，现在，中国政府关注的不够。也许记住了卡特，也许记住了基辛格，但是，中美交往不是仅仅几个大人物可以做成的，很多人做出了贡献，记住他们，也是给了现在的致力于美中关系的人以力量。
这个力量，需要一代一代地延续。
说到这里，我想到了下午在国会时，我还去了一位华人众议员孟昭文的办公室，这是首位由纽约州选出的华人女议员，还很年轻。今天她恰好不在，特别委托了他的办公室主任来接待我们。在她的办公桌上，我看到了两张照片，都是一个妈妈搂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笑的无比灿烂。我知道，这位女子就是孟昭文，看上去只有三十七八岁，很干练。一个第二代移民，能够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成为美国议员，其中的艰辛不难想见。
在孟昭文议员办公室门上，有一个卡通，看着像龙，也像蛇，她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这是中国龙。我倒是认为，不管是龙还是蛇，都有意义，说龙，也许她属龙。1976年的龙就是38岁，说蛇，是去年的本命年。无论如何，这个卡通有浓浓的中国情结。
在美国，有不少像王冀这样的老先生，他们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来到美国，总认为自己的根还在中国；也有不少像孟昭文这样的年轻一代，他们也许没有在中国生活过，但是，东方的这片国土，对于他们，有着不同的感觉。
这是一座桥梁，连通着太平洋的此岸与彼岸。要爱护它，千万不要拆了它。过河拆桥，尤其要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