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游维也纳
2014年7月3日
今天，真是长长的一天！
太阳似乎一直尾随着我，到了晚上9点半，维也纳才渐渐被夜幕罩上，而天空还是湛蓝湛蓝的，一牙月亮寂寞地挂在天空，像是蓝色大海中的一艘小船。而与维也纳大学只有咫尺的斯特凡大教堂，两座高高的钟楼坚挺着伸向天空，月牙儿又像是挂在楼顶的一面光闪闪的小旗。
好漂亮的维也纳。我这算是故地重游。两年前的一月份，我曾经到过维也纳，参加辛亥革命一百年的讨论。这次是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百年的讨论，主要是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的影响。两次都是一百年前的事情，两次都是和中国有关而在维也纳讨论，想想还挺有意思。
我是凌晨近两点才从北京出发的，飞行不久，窗外就出现了弄不清是朝霞还是晚霞的光亮。天基本上还是黑的，云彩也是黑的，远处却出现了金色的亮光。黑色的云彩在远处起起伏伏，倒有点像山的轮廓，而那金色的光亮有似乎为这些黑色的山镶上了一道金边，煞是美妙。
机长广播，北京到维也纳空中飞行距离7600公里，大约飞行9小时40分钟。而从关上飞机窗户而从窗缝漏进来的光来看，外面一直是亮的。直到当地时间早晨5点半我们落在维也纳的施韦夏特机场，这里已经是阳光明媚了。
我嘀咕了一句：这儿亮的可真早。
到了接机处，朱嘉明兄已经在等候。
说起朱嘉明，很多年轻人不熟悉了，在上世纪的改革风云中，他可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刚刚从文革的阴霾中走出不久，百废待兴，党中央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此时，一批年轻人崭露头角。
其中知名度比较高的，是“改革四君子”：翁永曦、黄江南、朱嘉明、王岐山。
“四君子”这样的称呼，在中国历史上屡有出现，其实是一种标志性意义，有时各个版本也不完全一致，改革中的所谓四君子也是如此，因为除了这四个人，改革的“君子”们还很多，他们只是个标志而已。
现在想来，“改革四君子”之所以在当时就成名，有这样一些因素，例如，他们年龄相仿，都出生于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他们都集中于中央的政策研究部门，他们很齐心，按照当时的话说，是一台“康拜因”，他们很有激情又有互补性等等。
有意思的是，这次，“四君子”中除了正在亮剑反腐的那一位，其他三人都和我们同机到达了。
这两次一百年的讨论，都是朱嘉明张罗的，这可不是一件容易事情，确定选题、遴选论文、邀请嘉宾、协调会场、找钱，主要是嘉明一个人张罗，特别是找钱，做一件这样不是很风光又没有经济效益甚至可能有些风险的事情，愿意出钱的人不多。
这两次研讨会，共识网都作为了主办单位之一，其实出力甚少。这次，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深圳现代创新发展研究院的院长，研究院出了一点钱，杯水车薪而已。
话说回来。嘉明这次我看状态不错，很精神，甚至我觉得原先脸上那些白胡子茬都变黑了。其实翁永曦也显得身体结实了许多，以至于在首都机场候机时，我调侃他说，你以前就是假装身体不好！他们兄弟见面，自然格外亲热。
可是那么早，旅店不能入住，去干什么？
嘉明想得很周到，先是安排了一个中餐馆早餐，在早餐时，嘉明吩咐太太柳红：给你个任务，大家吃饭，你把这段文字读读。
于是，柳红遵命。我们喝粥吃包子，她读书。
原来是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的书，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就是说，我们从此刻开始，就进入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回顾。
作家对于事件的描写感性得多，他从很多细节入手，来讲人们对于那次战争从不相信会有，到恐惧逃离的心理，这是一般学者不会做的。我不知道正在吃包子的学者会感觉到那本“纸包子”的馅儿到底如何，我自己很受用。其中写道，王储斐迪南被刺以后，大家没有悲痛和惊慌多久，因为这位王储并不受国人尊敬。很快，人们就到比利时的海滩上消遣去了，直到海滩上出现了比利时的军队，那些用狗拉着的机关枪，他们才真的慌了。
文字很长，柳红要是读下去非累坏了还饿坏了，我吃完了包子，自告奋勇接力读下去，接着又有一位女士来接我。
这段惊心动魄的故事，三个人接力读完了。而这段故事，是以牺牲了1000万军人，700万平民为代价的。
时间还早，嘉明带我们去爬卡伦山。
这座只有几百米高的小山处在维也纳森林的边缘，山上俯瞰，维也纳城尽收眼底，多瑙河在缓缓流动。这条河，这座山，不知道记录了多少故事。
1683年，土耳其和奥地利打仗，大军攻到卡伦山，眼看奥地利就要彻底战败了，是波兰军队帮助奥地利赶走了土耳其人。所以，卡伦山对于维也纳人来说，有些神圣的感觉，这种感觉也能够物化，这里房子很值钱。
这是笑话，但是，从历史上看，奥地利确实是一个很奇特的国家，两次世界大战它都参加了，都是战败国。历史上，它曾经多次濒临垮掉，例如1683年的奥土大战，例如1679年的鼠疫也几乎吞噬了这个国家，但是他们都挺了过来。当然，奥地利曾经很威风八面，它的领土曾经到过占欧洲的三分之一，它曾经贵为“神圣罗马帝国”和“奥匈帝国”，到现在的奥地利第二共和国，只有区区8万平方公里，800万人口。
可是历史又告诉我们，无论受过多少苦难，无论国家多大多小，只要能够坚持信念，总会有前途。
今天的奥地利，人均收入大约是3万多欧元，合30万元人民币，在世界上名列前茅。800万人的国家，每年前来旅游的外国人有2400万人，这真是“钱来”旅游。而这么多人也是慕名而来，因为奥地利的风光，因为奥地利的文化特别是音乐，因为奥地利的古迹的保护，因为奥地利的环保。据说，二战期间，维也纳的城市一度每天都会遭到六十多次轰炸，但是，战后重建，奥地利人严格按照过去的城市来恢复，他们从档案里，从老人的口里，甚至从图书的插图里寻找过去城市的痕迹加以恢复，而保存下来的建筑，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原因都不许改建。所以，这座城市的街道门牌号，100多年没有变化过。也就是说，你按照100年前的地址寄信，仍然可以收到。
开车逡巡于维也纳城中，似乎在历史中漫步。旁边是100多年前的城市铁路，斑驳的红砖砌成的拱桥，时而有现代化的列车从古老的路轨上驶过。导游路过某街区时，不经意地说，上世纪初，有两个人在这里邻近的两个街区住过，也许他们会在买面包时在店里相遇，一个叫希特勒，一个叫斯大林。
导游随手一指，说达赖喇嘛在这所房子里住了八年，所以，他的德语有了奥地利口音。
而带我们去看卡尔马克思大楼，也许是对于中国人的一种特殊安排。上世纪二十年代，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执政，他们设想实行马克思的理论，于是修建了这座名为“卡尔马克思大楼”的建筑，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廉租房了，大约有一公里长的大楼被折成四折，成了一个口字型，据说有2000多套，当时是安排低收入人员入住的。现在也是政府为穷人提供的福利。据为我们开车的司机说，没有什么人愿意住，因为厕所是公用的，房子也很小。不过，现在开始在改造。
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实验，不过似乎没有见到成功。
违背规律的事情，能够成功吗？
当然，说起来，奥地利人改造事务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有两个人，一个叫贝多芬，是个德国人，但是长期住在维也纳，在这里写下了许多作品，于是人们都把他当成了奥地利人。还有一个就是著名的希特勒，奥地利人，因为跑到德国去发展，还混出了模样，于是人们都把他看作为德国人。
奥地利人唠起这段嗑，都会美得不得了吧！而德国人呢？后天我去德国，问问他们。
今天写的太长了，还有参观奥地利军事博物馆，还有论坛开幕式，放到明天再说。
不过，为什么有这么多说的？因为天长！想想，从早上5点半下飞机，到论坛开幕式结束是晚上9点半，天才徐徐黑下来，这个白天延续了16个小时，能不多发生些故事吗！其实，我在论坛开幕式结束时，由衷地在心里赞叹了一声：这个城市，每天能省多少电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