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龙基曾写过一篇名为《“恐龙”爸爸与“童话”妈妈》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
我常说，我的爸爸王云阶是“恐龙”，虽然是庞然大物却必然要被社会所淘汰。因为他太不适应商品经济、他太书生气、他太不懂应酬、他太不领“市面”；但他对理想、对音乐有种自始自终极其执着的追求精神，我的父亲只要认准了一个目标就一定去实现。
他对音乐这位缪斯已经着了迷，学习和追求的愿望如此强烈，真可谓达到“为伊消得人憔悴”、“虽九死而不悔”的地步了。
我爸爸他见到书不要命，读起书不要命，创作起来不要命；他经常读起书来忘了昼夜，创作起来忘了吃饭。他常讲：“活到老，学到老，知识更新思想永不老；真也好，善也好，努力探索创作求美好。”他年轻的时候，写起“绿豆芽”（五线谱）来了劲儿，竟把一斤生大蒜全部烤熟加点酱油吃光了（因为条件艰苦，没有其他东西吃），直到胃烧得痛时才发现吃得太多了！五十年代时，为了学习苏联专家的“音乐作品分析”和“复调音乐”，曾经一个通宵为故事片《林则徐》录音乐。可第二天清早，他顾不上吃早饭，就骑自行车从闸北赶到漕河泾的上海音乐学院，一直坚持学完了全程。文革期间，他也是全身心地学习。
1947年，爸爸开始了电影音乐创作。第一部是史东山先生导演的《新闺怨》的电影作曲，其中有不少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好评并获奖。在我主演的《三毛流浪记》电影中，我爸爸不仅作曲，而且还扮演了为上官云珠伴奏的钢琴师的角色。九十年代，爸爸常受心脏病的侵袭，长期以来又患有严重的白内障视力极弱。他为整理冼星海的《第二交响乐》总谱而把自己的创作计划放在一边。
过去我弄不明白，爸爸为什么极不喜欢担任行政领导工作。解放初，在北京担任中央电影局艺委会委员兼音乐处副处长时，就因为他要搞创作不愿搞行政工作而受到多次批评。回到上海，他又为当音乐创作室主任和上海电影乐团团长而愁眉苦脸。
1991年，为了在庆祝“王云阶音乐生涯六十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中演出他的新作，他都是戴着眼镜还依靠放大镜那一束聚光，艰难地在细细的五线谱上标下每一个颤抖的音符。正是这种超凡的神力，才凝成了他受大自然的启示、生活的感受、对未来的憧憬”的“第三交响乐”那盎然的春意。他喜欢创作，习惯创作。他认为在五彩缤纷的音乐幻想世界里翱翔，是最大的幸福。逐渐地，我懂了。爸爸十分热爱生活、热爱家庭、热爱工作，他讲：“一个对生活冷漠的作曲家，是不会写出动人心弦的音乐作品的。”正是这一点，使我也越来越理解了生活的真谛。
爸爸身体并不好，可他的精神特别好，就是在八十六岁高龄时，他走起路来还是快节奏，三步并做两步。他常讲：他靠的是七分精神加三分体质。爸爸就是这样满身的固执，满身的独特，满身的与众不同。可我和弟妹们，包括我的儿子和爱人，就是喜欢爸爸，敬重爸爸，甚至到了崇拜的地步。因为爸爸忠厚善良、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他不仅把我们当做子女，更当成朋友和知己。我结婚时，爸爸送给我们“不骄不躁、谨慎谦虚、艰苦奋斗”几个字，我们一直挂在墙上。从记事起，爸爸就和我们谈心。我常想“我和爸爸妈妈的感情，交心要是能传到我儿子身上该多好呀！”我确确实实在不知不觉地寻找成为“恐龙”之路。我喜欢“恐龙”。
有一篇名为《老头子和老太婆》的童话，讲的是一位善良的老头子把一头牛换成一头羊，再换成一只鹅，最后换成半袋烂苹果，而善良的老太婆每次都夸奖老头子说：“我的丈夫真聪明。”她对丈夫只有满意，从无怨言。
我的妈妈正是这样一位不算太老的“老太婆”。她和爸爸年轻时是一对爱国的热血青年，相识在冼星海合唱团，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使他们相爱并结为夫妻。从那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他们相伴奋斗在人生的道路上，共同承担了生活的困苦，一起品味了人生的酸甜苦辣，相亲相爱，相敬相知，仿佛融合成了一个整体。
那时，全家靠父亲在大学教书所获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可父亲还常常资助进步学生，弄得家里经常揭不开锅。结婚后，她把唯一的一床棉被给住院的爸爸盖，自己却裹着棉衣睡。
我的一个弟弟就是因为贫病交加，在父亲的怀抱里夭折的。可母亲从来没有过怨言，没叫过苦，总是用乐观的精神来支撑这个家。在那苦难的岁月里，我家唯一的财产就是书，父亲母亲什么都可以丢，就是这些书一本也不能少，不论多么艰苦他们总是一起读书，搞创作。他们的精神是那么充实、那么富有。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在母亲的帮助下，父亲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如《抗日战争》、《春天》等交响乐，还有《三毛流浪记》、《林则徐》、《护士日记》、《阿Q正传》等四十余部电影音乐音乐等等。妈妈和爸爸相处五十多年，一直都是这样，不论爸爸要买什么书，她都说应该。爸爸不会算帐，也从不算帐。妈妈有钱时为爸爸用；没钱时，酱油汤拌饭吃，而且总是乐呵呵的，心甘情愿。文革时，她把仅有的20元生活费全部花在爸爸身上，而自己只吃辣椒拌饭。
妈妈为了爸爸，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她比童话里的老太婆更伟大。因为除了为爸爸，她还为子女们操劳，在她心目中，只有爸爸和子女，就是忘了她自己。现在我们都已长大成了爸爸妈妈了，而我们的妈妈仍然一心一意为着爸爸和我们在乐呵呵地劳累着……
这就是父亲母亲在他心中的形象，这两个高在形象深深地影响着王龙基和他的兄弟姐妹。
王家有个传统，就是从来不过生日。但每年的8.13是一定要召开家庭会议的。因为这一天是王龙基父母的结婚纪念日。他们家每年逢八月十三日那一天，无论父母如何忙，总会在晚饭后大家聚在一起开会。
会议总是父亲主持，他首先把母亲夸奖一番，告诉他们母亲操持这个家是多么的不容易。然后，母亲发言，把父亲也赞美了一番。使他们知道父母亲的工作和生活艰辛。接着，又把他们兄弟姐妹逐个地表扬一番。父母把他们每个人的优点和进步一一加以肯定，使他们都很有自信和自豪感。然后，兄弟姐妹自由发言，表示对父母的谢意，也可以向父母提意见、建议。父母亲都会认真倾听，并一一作答。最后大家唱歌跳舞，快快乐乐度过了一个幸福的夜晚。
至今王龙基还保存一份父亲在1982年家庭会议上的发言提纲。
解放前夕，家里生活十分艰苦。租住在徐家汇三角地昆仑影业公司大门（当时是垃圾堆场）汪世中家楼梯下的阁楼里。有一年8.13父亲买了美军剩余物资——杏仁罐头，大家围坐在昏暗的楼梯旁一边吃着杏仁，一边听着父亲用英文版讲的“鲁滨孙漂流记”、“森得巴德航海”等故事，然后，再给他们直译出来用汉语讲。那时尽管生活艰苦，但精神十分富有。他们长大后，每年8月13日，都会增加一个蛋糕……后来，王龙基的儿子们长大，他们主动提出，蛋糕由他们负责买。每一次，两个儿子都会买较高级的蛋糕。可是，对爷爷奶奶，他们总会把二、三百元说成二、三十元买的，害怕挨批评。
他们的父母亲首先把他们当成朋友，然后才是儿子、女儿。他们从来不会强迫他们干什么不干什么，有事总是以商量的口气和他们说。王龙基读初中时，下乡劳动，不想多带衣服。一天天气忽然变冷，他在田里干活，正冷得不得了，躺在地沟里时。父母专程赶到乡下，给他送棉衣，却没有讲一句责备他的话。
王龙基的两个儿子对他们只有一个希望，就是永远住在一起。王龙基在上海的两个妹妹最近都搬到他家附近，他们都说：“年纪大了要和哥哥住得近些”……他们的邻居同事都十分羡慕他们的家庭，相互的关系那么和睦……
王云阶的大儿子王肇基是个好孩子，高中毕业后，国家保送他到苏联去学习。离开祖国前，他专程到上海来，与父亲谈关于祖父的遗产房子的问题。王云阶一贯热爱祖国、热爱党，他听了长子的话，马上表态说：“我们坚决走共产主义的道路，不要遗产。”并写了条子，他也代替王龙基签名盖章交给了肇基。
王龙基非常喜欢哥哥，也非常敬重他。喜欢，是因为他正直、善良、和蔼；敬重，因为他博学、多才、谦虚……哥哥比他大三岁，“肇”乃开始之意，是他们家新一代的开始。
哥哥从小读书用功，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都是品学兼优。在重点中学山东省立青岛二中高中毕业后，被选拔并考取留苏联预备生。在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被评为先进班中的优秀生。爸爸为了奖励哥哥，特别买了一本《俄华大辞典》，以爸爸、妈妈、王龙基和三妹的署名送给了哥哥。
1956年出国学习，哥哥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森林工程大学化工系读了五年书，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优秀毕业证书和“苏联工程师”称号。每年暑假，他都去参加勤工俭学，用挣来的钱去白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加盟共和国参观学习，并在卡罗利、芬兰地区劳动锻炼过。毕业回国后，被分配到北京轻工业学院任教。文革中，学校迁到了咸阳，后改名为西北轻工业学院，他担任了化学系教研室副主任兼实验室主任。
1979年，回到了青岛，他和同事们一道创建了轻工技校，第一轻工业学校，青岛职业大学。由于工作成绩突出，他先后荣获青岛市轻工系统“先进工作者”，“模范共产党员”，“青岛市先进工作者”和“山东省优秀教育工作者”的光荣称号，曾经先后担任过轻校副校长，职业大学党委书记、校长。青岛市市委常委、秘书长，青岛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国际商学院党委书记、校长。
哥哥在担任市委常委兼秘书长期间，帮助解决了许多企业和群众的困难，受到了大家的称赞。但对于亲戚所托的事情，他却从来没有利用过职权去办。二大爷曾经多次对王龙基说过：“龙基，你哥哥这个人太老实，当权的时候可以帮助亲戚办很多事，但他从来不肯办。”所以，哥哥这么多年下来，两袖清风。尽管他离开领导岗位多年，但他的朋友还是非常多的。去年春节，王龙基和王桢琴去青岛看望哥嫂和侄子侄女们，一顿午饭哥哥就领他们参加了三处朋友聚会的饭局，结果吃到了四点多钟。原定的第四个饭局他们就没有再去了。王龙基感到哥哥在青岛的人缘特别好。
王龙基的三妹王梅立，她早已参加了南京前线歌舞团，在部队拉大提琴。她性格很像父亲，勤奋好学，看的书很多，能说、能写，很有才气。在文化大革命后，她努力学习，最后，她大学毕业了，后又学法律，目前是律师。
四妹瑞俐是1949年出生的，按照英文（Release，也是解放）取的名。当时上海既将解放，而父母希望更快解放，所以取了这个名。她美丽善良，理科很好，脑子动得快，她特别酷爱小动物，甚至连小虫都养。她是54中高中六八届毕业生。
有一天，妈妈整理她们的书桌，发现有几个蜘蛛在桌上。她觉得很怪。打开四妹的书桌一看，看到好多小蜘蛛。正在这时，四妹回来了。妈妈批评她太不讲卫生，居然弄这些蜘蛛。她说这是特意养的，是为了观察与研究。这真叫妈妈哭笑不得。在文革时，她是家里最大的孩子了。父亲后来被关在牛棚里受审查。好在他平时的为人比较和善又喜欢帮助人，在单位里人缘比较好，再加上他又是才开了刀，看管牛棚的同意家里每天给他送饭。四妹就承担了这个任务。她每天做好了饭，就去送，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从没有间断过。有一次，她的脸冻得通红，看管牛棚的看着于心不忍了，偷偷地告诉她：你爸爸就要出去了，你可以不要来送饭了。
四妹高中毕业后，因为“文革”她不能考大学，恢复成人考试后，她以高分从西安轻工业学院数学系毕业。后来，去了台湾，成为一名大学教授。
五妹颖俐，从小就比较弱，妈妈让她学钢琴。她性格温柔，很听话，非常愿意帮助人。她有一个同学的脚不好，她每天与几个同学去背她上学。她是54中初中六七届的毕业生。她的身体不好，妈妈实在不舍得让她远离自己。按政策，她的两个哥哥姐姐在外地，她可以分在上海。
但，因为他们家是受审查的对象，她没有权利留在上海。她很懂事，就和高中六八届的四妹一同分配。被分到内蒙丰镇去插队落户了。她没有放弃自己的钢琴专业，还取得了大专学历。
小弟弟燕基，从小是对音乐特别敏感，钢琴上的音他都能准确无误地叫出音名来。妈妈常在钢琴上弹和声给他听。文革时，妈妈怕他到外面打架惹祸，把他关在家里请人教他小提琴，他本来学钢琴，后来因为钢琴抄家搬走了，只能学小提琴。他由于耳朵特别好，学小提琴进步很快，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已经拉了几本书，当然是跳着学的，听起来，好像学了很久。他也是54中初中六九届毕业的。事实上他初中还没好好的学一年，马上也该分配了。
“文革”中，因为家庭的关系，有些孩子欺负他。他的脾气又很倔，妈妈真怕他出事。一个同事知道后，就介绍了一个会武功的人给燕基。并对李青蕙说，让燕基学一点武术罢，学了武术后，别人不敢欺负他。他也知道自己的手有多重，不会去打别人了。没想到，歪打正着，燕基对武术渐渐有了兴趣。一直到酷爱。有几个有名的大师看他的拳打得不差，曾指点过他。在安徽金塞插队期间，他还每天早早起来打拳练功，拉小提琴。后来，全国高考时，他考进了中央音乐学院。在大学时，他每天工课之余，还是抓紧时间练功。在国内武术比赛中，他三年都得了冠军。日本请他去教武术，他认为日本不是留人的地方，他到日本半年后，瑞典就请他去教武术了。
王云阶和李青蕙最小的女儿叫晓俐，她十分可爱，聪明精干。她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要与人吵架时，她会念一遍毛主席语录，念得恰到好处，道理充足，使别人无法抓到她的“辫子”。在幼儿园时，她就是孩子中最出色的人物，从不知道害怕。记得有一次“三八”妇女节，让她们上台来表演歌咏。上了台，所有的孩子都不敢开口唱，只有她一个人好像独唱似的，唱完后，从容走下台来。她初中时是在淮海路六十四中读书，她醒爱音乐，妈妈教她学了几天的钢琴。后来，抄家把钢琴抄走，她没琴弹了。“文革”中又不能好好上课，常常惹祸，燕基就出来帮她。这样，燕基就会与人打架。王云阶是“三名三高”又是反动学术权威，李青蕙怕孩子会出事，就找朋友帮忙。最后，就请交响乐团大提琴演奏员卢佩琳教她拉大提琴。这时晓俐已经12岁，学小提琴年龄大了，所以只能学大提琴。老师还帮晓俐借来一个琴，是乐团给她在家练的琴。每星期给她上一次课，她进步很快。这孩子耳朵很好，乐感很强。只学了几个月就能拉小曲子，而且很有味。那时，王云阶每月只能从干校回来一次，而且只有短短的几天，他管不了孩子。孩子学乐器必须懂乐理才能进步快，李青蕙只有自己教他们。有时除了骑车就是步行，或是到医院去看病拿药假条时，都要晓俐同一块走去。在路上，李青蕙可以讲简单的乐理给晓俐听，用手一张开就等于是五线谱，把音名告诉孩子，让她认识谱，再教她上加线，下加线，全音，半音等等。可是，晓俐学的是大提琴，必须要教她认中音谱，低音谱，这孩子特别灵，一点她就明白。
那时，他们是受审查对象，两人的工资也减少了。王云阶工资266元，他在牛棚时只拿生活费。“解放”后来只发150元的生活费，这是他的病假工资。在他上班后很久，还是拿病假的工资。李青蕙也不敢说什么。当时，因为王云阶的工资高，组织上分配房子时，是把好的房子贵的房子分给工资高的人住，他们的房子每月要一百多元。后来减了一次，是八十多元一个月房租，加上水、电、煤气费等没个月要一百多元。他们的孩子又多，当时只有王龙基和三妹参加了工作。其他的孩子都在家，开销是很大的。王云阶根本不知道自己每月能拿多少钱，李青慧也不敢告诉他，免得他心烦。但，家里的情况王云阶是知道的，他在干校吃饭，每月只拿走12元伙食费。李青蕙的工资每月是88元五角，后来只给她拿25元。
即使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李青蕙仍没有放弃对孩子们的培养教育。
那时，她血压很高，高压达到180-200mmHg，低压也有130mmHg，只要一去医院就会被留在观查室，她就逃回来。她实在没办法，要管孩子。拿的药很少吃，如果血压降下去了，她必须要去上班。那时上班也没工作做。李青蕙就不吃或少吃药，她也知道这对病情不好，可是她一点没有反映。别人有点高，都是头昏。她每天像没事一样，睡在床上听孩子们拉琴。
晓俐的学校早已停课了，交响乐团又要收回卢佩琳的大提琴，晓俐就没有琴可拉了，怎么办呢？正好云南省歌舞团来上海招生，晓俐要去投考，李青蕙只好同意了。晓俐考取了，于是，只有13岁的小妹，他们最小的孩子也离开他们到遥远的昆明去了。最后，她成了中央民族乐团一级演奏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