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中旬，王龙基到重庆参加会议。休会议期间同，他独自漫步在山城的街头巷尾。他试图寻找爸爸妈当年抗战生活的遗迹。
上世纪三十年代，正值民族危亡之秋，南京、武汉相继沦陷后，国民政府迁到重庆，称为“陪都”。国内的文化界和新闻界有识之士也都聚集于此。在政治部三厅郭沫若、洪深的领导下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王龙基的父母亲王云阶和李青蕙那时也来到重庆。
据说，由于山城的人口剧增，一屋难求，不少人只能栖身於山洞，或是几家人挤在一间屋中，至于大米和盐巴更是洛阳纸贵。除此以外，还要不断地遭受日本飞机的轰炸，一日数次“跑警报”已成为家常便饭。尽管生活艰辛，但是，人们抗日救国的热情却空前高涨，因为他们心中有拯救国家民族的信仰。许多优秀作品都是在那一时期创作出来的，话剧舞台更是佳作频出，成为雾都重庆的一盏闪亮的明灯。
王龙基在重庆的街头走来走去，希望能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可是，当年的朝天门码头和珊瑚坝机场早已不复存在；那些依山而建的竹棚瓦房，坡度陡峭的石板路，石板路上吱嘎作响的滑竿也难觅踪影；还有挑着担子卖炒米糖开水和担担面的小贩悠长的吆喝声，它们总是在雾霭中久久地回荡着，往往会勾起客居者无尽的乡愁……更有嘉陵江上的船夫号子，它们伴随着日寇飞机机投下的炸弹呼啸声，这也许就是父亲后来创作第二交响乐《抗日战争》最原始的旋律冲动……然而这一切仿佛都已经恍若隔世。映入眼帘的尽是高楼大厦、广告霓虹。现代化的重庆让山城失去了特色和传统，沧海桑田，王龙基已很难觅到父母往日的踪迹。
就在怅怅而归时，同行的龚永林告诉王龙基：“老王，喜讯呀，我在博物馆看到了你父亲的签名。”
第二天一早，在龚总的陪同下王龙基造访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那里果然保留了一些历史遗迹，有不少抗战时期的文物。在三楼的“抗战岁月厅”里，一幅三米多长的签名长卷赫然入目。卷首写着“政治部招待陪都文化界新闻界晚会来宾题名，二十九年十一月七日夜於纯阳洞电影制片厂”。其后，郭沫若题诗一首，诗曰：“四百余宾聚一堂，水银灯柱竞辉煌。祭洒血战三杯酒，鼓舞心愿万烛光。笔剑无分同敌忾，胆肝相对共筹量。醉余豪兴传歌曲，声浪如潮日绕梁。”诗后又有题句：“晚会来宾题名者计四百余人，宾主相洽极一时之盛。酒后，寿昌、老舍、谢峰、彦祥诸兄先后曼声作歌，佐以话剧及电影，直至夜阑始散。在下思之，犹有余兴，因赠此律。十二月二十一日郭沫若题（加盖了印章）。”其后四百余来宾签名，蔚为大观。王龙基数过几遍，在长卷上签字的实际人数约三百二十人左右。卷末有田汉题字“紫电清霜惊四檐，一时群贤见毫纤。梁龙酒令如军令，敢说枪尖逊笔尖？天下几人锅有米，川中老小食无盐。诸公且尽盈杯缘，好为民间达苦甜。当夜部属演员（以下数字不可辩）……问题，尤得举座同感，盖各人都有一把辛酸泪也。田汉（加盖了印章）。”
长卷的左眉处有收藏印鉴一枚并题“植耘珍藏。1945年郭老嘱保存，1966年遭劫，1983年7月16日失而复得，谨献北京郭沫若故居。”植耘既将此卷献给郭沫若故居，但为什么又到了三峡博物馆？现在已无从考证。
卷中提及晚会举办的时间是1940年11月7日。前一年，日军在诺门坎向苏军大举进攻，结果被朱可夫元帅指挥的红军击败，一个日军师团几乎全军覆没。日军大本营不得不将“北上”改为“南进”。同年11月，冈村宁次指挥日军五个师向长沙一线发动猛攻，薛岳将军沉着应战，诱敌深入，围歼日军两万余人，取得第一次长沙战役的胜利。郭沫若诗云“祭洒血战三杯酒，鼓舞心愿万烛光。”即指此役而言。
日寇企图速战灭亡中国的计划受挫，转而采取军事进攻和诱降并举的方针，汪精卫公然投敌，成立南京伪政府，中国的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时期。
其时，斯大林正和他当时的“盟友”希特勒忙着瓜分波兰，又出兵占领了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立陶宛；美国也隔岸观火尚未对日宣战。中国的沿海城市相继沦陷，重庆当时是在没有国际援助，物资供应被全部切断的情况下孤军奋战。日军每天出动大批战机对重庆这座没有空防的城市狂轰滥炸，企图以炸逼降。整个重庆弹痕累累，遍地瓦砾。老百姓更是苦不堪言，除了被炸死，每天都有饥民倒毙街头。田汉诗云“天下几人锅有米，川中今亦食无盐。”正是描述了这一惨状。
1940年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23周年纪念日。郭老举办招待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庆祝这一伟大的节日。但他又不便明说。为了避开特务的监视，他还特意请来了国民党政治部的官员张道藩和谷正纲（他们都在长卷上签了名）。既然请来这两位国民党大员，也不能让他们太安逸，于是就上演了一幕演员请愿的活剧。据田汉记载“当夜部属演员（以下数字难以辨认）……问题，尤得举座同感，盖各人都有一把辛酸泪也。”
所谓“部属演员”又是什么人呢？上海淞沪抗战时，政治部三厅曾组织十个抗敌演剧队，分赴前线宣传抗日，徐州会战失利，南京陷落后演剧队撤至武汉。此后一部分到了桂林、昆明，一部分到了重庆。这天夜里签到的演员，绝大部分都是演剧队的成员；另一些“部属演员”是指政治部下属中央电影制片厂即卷中的“纯阳洞电影制片厂”的演员。他们来到重庆后，生活极其困难，许多人居无定所，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这些演员肯定围住张道藩和谷正纲大倒苦水，要求政治部关怀他们这些“部属演员”。这些诉求“尤得举座同感，盖各人都有一把辛酸泪也。”猜想当时张、谷二人一定也十分无奈，因为大批难民涌入重庆，物资极度匮乏，很多政府机关都发不出薪饷。
与会的来宾多为社会名流，从签名中可以看到：
文学界有郭沫若和他的夫人叶以群、茅盾、胡风、艾青、于立群、邹韬奋、冰心和她的丈夫吴文藻、孔罗荪、老舍、张光宇、姚篷子、曹靖华、潘子农、黄洛峯、梅林、胡肃枫、郑伯奇、郭春涛、张西芳、沈启予、刘雪庵、张元济、陈纪滢、林辰等；影剧界有洪深、田汉、阳翰笙、陈鲤庭、吴茵、孟君谋、齐衡、白杨、何非光、赵慧深、应云卫、冯乃超、吕少春、辛汉文、翁植耘、马彦祥、方殷、王梵生、赵望云等；美术界有吴作人、丁聪、陈烟桥、林风眠、关良、来楚生、常任侠、张书旗等；音乐界有王云阶、沙梅、安娥、任钧等；教育界有陶行知和他的夫人吴树琴、力扬、徐仲年、李长之、赵景深、袁孟超、吴全衡、陈适怀、张申府、沈志远、钟可记、丘哲、曹清华、胡秋原、吴茂荪、徐步等；哲学界有胡绳、潘梓年等；新闻界有张西洛、彭子冈、凤子、浦熙修、许君武、徐伯昕、何公敢、舒展、高集、金仲华、戈今、浦熙修、刘尊棋、赵敏恒等；此外翦伯赞、沈钧儒、李公朴、王炳南、章乃器、章伯钧、唐国桢、史良、沈默予、阎宝航、于右任、侯外庐、韩光、邓初名、刘清扬、李剑华、杨公达、黄琪翔、李公模、吴克坚、汪日章、施复亮、谷正纲、康泽、黄少谷、张道藩等名仕也都留有签名。
真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田汉诗赞“紫电清霜惊四檐”，极一时之盛也。翁植耘应为当时中央电影制片厂的负责人，他知道这份签名的分量，特意进行了装裱并在卷首留出空白，於11月21日拿去请郭沫若添加题词，郭老“在下思之，犹有余兴”，便欣然命笔“因赠此律”。
1966年文化大革命浩劫来临，解放前的“中制”职员全被定为反动军官，翁植耘被抄家审查，直至1983年获得平反昭雪才索回此卷。他将此卷献给了北京郭沫若故居。这是根据植耘的题词作出的推断，相信与事实相去不会太远。
父亲王云阶有幸躬逢盛会，可惜，他在世时没对王龙基谈及此事。资料显示：父辈们参加那次晚会，穷哥儿们能有机会“打牙祭”饱餐一顿实在是难得的乐事，晚会上不仅向主管官员诉苦，郭老还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勉励大家团结起来，共度时艰，挽救民族危亡，真是“笔剑无分同敌忾，胆肝相对共筹量。”晚会还“佐以话剧及电影”。郭老在渝期间写了大量作品如话剧《孔雀胆》、《屈原》，当晚演出的是否就是他的剧作？至于电影极有可能是苏联电影《夏伯阳》，因为该片是中国引进的第一部苏联片，当日又值十月革命纪念日。
就是这批中国文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为中国抗击日寇侵略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同时他们还为中国文学艺术创造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辉煌。
屈指算来，那次晚会毕幕七十个年头了。与会的前辈诸公大多已经作古，然而他们当年抗日救国的豪情，对革命的追求，对未来的向往，依旧跃然於纸上。那一个个龙飞凤舞的签名，和异彩纷呈的图章，仿佛重现了那一晚“宾主相洽”“曼声作歌”的盛况，尽管身处困厄之中，仍然乐观向上的热烈气氛。犹如郭老在《凤凰涅槃》中所写的“一切的一在欢笑，一的一切在欢笑。”他们憧憬着苦难的祖国能够有一天获得涅槃再生。然而，他们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跋涉，却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先后含冤离世……
幸运的是，国家历尽劫波后，终于在邓小平时代从灾难的余烬中浴火重生了，先辈们得知应含笑於九泉之下吧。
王龙基这想着，心情有点开朗了。于是，他决定乘车去成都郫县。那里是他的出生地呀。
电子科技大学的何为教授和薛卫教授接待了他。他对两人说，我生在四川郫县，但具体什么地方并不清楚，只记得父母亲一直说，是生在熊佛西的戏剧音乐学校里，因为那时他们二人在这所学校里教书。能帮我找到那个地方吗，我想看看。
薛教授立即打电话给他在郫县当镇长的侄女，几分钟后，他侄女就带着老文化局长卫志中来见王龙基。卫局长对他说：“你父亲王云阶，那是很有名的，我知道。熊佛西的学校原址我也知道。”于是，镇长和卫局长就带着王龙基一行来到新民场镇。王龙基的心“砰砰”跳。
新民场是个极平常的小镇，它和成都平原大多数的乡镇一样，远离通衢大道，地处偏远郊域。据说元朝末年的时候，新民场就有了雏形，叫“游马场”，因为场上有两个大户人家，一户姓游，一户姓马而得名。
在新民场镇街道的一条小巷尽头，王龙基见到了郫县新民场中学。这所中学占地并不大，王龙基进去后，受到了新民场中学张常斌校长的热情接待。
张校长告诉王龙基，这就是熊佛西戏剧音乐学校的旧址。王龙基的眼睛有点模糊，他似乎听到了七十年前自己那一声声的啼哭。
张校长指着学校的操场说：这里就是“吉祥寺”的原址，前几年因为“吉祥寺”成为危房，所以就把它给拆走了。他在一条水泥道上指给王龙基看，这里原来有一口古井，后来筑路而封掉了。他又领王龙基去了一间教室。里面有一个纪念熊佛西先生创办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学校五十周年的木质纪念碑，这是1988年9月27日，四川戏剧音乐学校老师同学搞活动留下的。纪念碑的正面上方有熊佛西的浮雕，两边刻有1900年至1965年的字样，下面是介绍熊佛西先生的生平；纪念碑的背面有四句校训，因为字体太草，辨认不清。
熊佛西（1900-1965）男，汉族，戏剧教育家，剧作家。原名福禧，谱名金润，字化侬，笔名戏子，有时署名向君，江西省丰城市张巷乡瓘山村人。1924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戏剧、文学、获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主任。“七·七”事变后，率师生员工在长沙成立抗战剧团，巡回演出，宣传抗战。1939年3月初在成都创办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任校长。同年11月为躲避日本侵略者飞机的轰炸，该校从成都市的成平街疏散到了位于成都西北的郫县新民乡吉祥寺继续办学，同时增设了音乐科，校名改为“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实验学校”。1946年任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校长。解放后，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直至逝世。
王云阶和熊佛西是至交，父亲在世时常对他说：“龙基，你的出生证明人就是熊佛西伯伯。你就是出生在四川郫县熊佛西伯伯创办的戏剧音乐学校里。”这句话一直印在王龙基的脑海中，这么多年来，王龙基一直想找到自己出生的地方，看看那里。想不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12月8日王龙基多年的心愿终于得以实现，他感谢何教授、薛教授、镇长和老文化局卫志中先生。
望着出生地的一切，他感慨万分，也不由得想起父亲和母亲给他讲过的那些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