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不久，他们找了个教堂，请求让他们练练琴，唱唱歌。教堂同意了。这样，他们开始每天去练。这个教堂后面住着一对外国夫妇，他们也有个小孩子，和王龙基一样大，他们对他们二人的钢琴和声乐很感兴趣。有一天，他们夫妇出来和王家夫妻认识，大家谈了不少有关音乐的问题。他们还拿出了一本英文版的儿童唱歌法给王云阶看。王云阶看了看内容，马上想到当时的小学只重视孩子的主课语文与算术，认为音乐课是副课并不重视，他想能翻译出来后，我们中国的孩子就可以用，对我国的音乐教育都是有益的。这样，他借了回去翻译。回到家后，他很快就译了出来。然后，把原书还给那对夫妇。这本书在1942年的音乐月刊上发表了部分，新中国成立后全部出版了。
王云阶担任的音乐组长是辅导大学音乐。他每天晚饭后都要到单位去，为了不迟到，他总是提前吃饭就离开家。他到单位要走约十里路，而且全是小路，中途还要走过一片很大的坟地。晚上，回家经过坟地时，看到萤火虫满天飞，高高低低到处都是，一小点一小点的光亮闪耀，增加了更多的神秘与恐怖。他独自一人，踏着高低不平的乱泥地，在雨天走起来更加艰难。可是，他为了学生们，还是每天都去上课，直到深夜到家。有个青年同情王云阶，曾送给他一首诗，诗名《人们歌颂你的真》。这也是他在湖北思施最可贵的一点收获了。
思施不是久留之地，王云阶写信给四川朋友，说明要回四川去。
四川终于来回信了，是胡然写的来。他是男高音声乐家，在上海“音专”和王云阶是同学，他在重庆办了一个合唱团叫“抗敌合唱团”，是属于一厅政治部领导的，他是团长。他请王云阶去做副团长，也请李青蕙去当合唱团员。于是，他们又匆匆忙忙地找朋友关系，找了“黄鱼船”回重庆。
到了重庆，他们才知道王云阶根本不是副团长，只有胡然一个人说他是。国民党的政治部根本不承认他这个副团长。胡然是声乐家，他不懂管理，加上他们夫妇生了一个女儿，怕请的奶娘对孩子不好，出门还请人帮他看着奶娘。这样一来，他更没心思管管团里的事了。因此，团里很乱，什么贪污、腐化事都出来了，“抗敌合唱团”办不下去了。
这一年8月，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聘请王云阶任钢琴专业讲师。他曾幻想这个学校是个高等学府，到那里可以教学相长，一边教书，一边自己深入学习音乐艺术的理论与技巧，所以，他马上答应去了。
在国立音乐学院，王云阶住在音乐院的老师宿舍，他的课程很多，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生活。李青蕙在离开青木关十五里的小弯小学任音乐教员。每星期六下课后抱着王龙基回家，帮丈夫买米烧菜，洗衣服。
当时，秀岚在音乐院学习，同宿舍的都是部长、次长的女儿。他们的父亲都是高级人物，都穿得很华丽，而秀岚连换洗的衣服都有问题。李青蕙真怕她会有自卑感。当时，他们实在没钱，处处都因陋就简了，如果有钱，应该先为秀岚买件换洗衣服。那就很好了。
到小湾小学任教后，李青蕙上课时就把王龙基放在教室外面。孩子很乖，比小时好带多了。就是时间太长了，孩子就没有了耐心，他就要闹。因为王龙基小时从床上翻到地下过，李青蕙只好在工作时请人暂时看看孩子。她是从菜钱上省下来给看孩子人工钱的。
后来，李青蕙看王云阶的身体不好，就舍不得再克下菜钱。有时回家来，她还要用仅有的一点生活费，为丈夫做点可口的菜给他吃。王龙基这时也能吃点好汤水来拌饭吃，平时他只能吃一点青菜汤拌饭。所以，孩子很瘦，只有个大头。李青蕙只求全家平安，别无所求了。
每天带儿子到学校后，她上课不叫他走开。儿子只有两岁两个月。他也挺顽皮，路还走不稳，看见小朋友滑滑梯，他也会爬上去滑。见别人头向下滑，他也把头向下滑。有一次，他摔了下去。幸而滑梯不高，是最小的同学滑的，而他又是贴着滑梯滑下来的，别的没什么，把鼻子摔出了血。他脸上全是血，看起来很吓人。其他的小朋友是一年级学生，都比他大，站在旁边惊得发呆。李青蕙一下课看见孩子满面血，吓得她抱起来心痛地大哭起来。其他的老师都过来看孩子，帮他洗净脸上的血。劝李青蕙说，李老师别哭吧，孩子都是摔摔打打长大的，不过今后千万告诉他不能滑了，他太小了，若是真摔坏就不得了了，现在看来还没大关系。
他们劝李青蕙，可他们哪里知道她内心的苦处。孩子小，丈夫身体又不好，他脾气又坏，工作不顺心就离开。在生活上动荡不定，国民党的特务总想抓他。李青蕙为他的人身安全担心，常常是想哭也没地方哭。今天为了孩子，又引起她无限伤心，回来痛哭了一场。李青蕙常和王云阶讲全家平安就是福，为了这，她什么苦都愿意吃。王云阶只对她笑笑说，放心吧，没什么要紧。
音乐学院里有一个男学生找到王云阶，说：王先生，我家里这个月的钱还未寄来，我马上没饭吃了，我想向您借钱吃饭，等家里的钱一寄来马上奉还。当时，王云阶身边也没有钱。可是，他马上带着这个学生到会计科，借支了下个月的薪水全部交给学生了。星期六，李青蕙回家后，看看家中什么都用完了。一问他，才知道一个月的薪水全借给学生了。她真没法怨他，这就是他的秉性。李青蕙也不敢把身边的钱交给他，否则这一个月他怎么过？帮他买好了一个月的米、油、盐等必须物品，又买了一个星期不会坏的菜，有的菜帮他做好。然后，李青蕙带着王龙基回学校去了。她没有钱一直坐在公共汽车到小湾，而是走走停停。抱着孩子走一段，累了，就哄孩子在地下走上点路。等休息好了，再抱他走一段路，然后再乘车。那时的车是算站买票，站多钱就多。这样，她可以省一点钱。王云阶呢，每天只能煮稀饭吃，可他还很高兴。学生借的钱还了没有，李青蕙也不敢提，怕影响他的情绪。结果，那个学生借了钱后，就销声匿迹了。
在音乐学院半年多的时间里，接连发生了两件大事，打破了王云阶对国民政府的最后一点幻想。
第一件事，国民党TCC系的头目之一的陈果夫，为他们拍的所谓《移风易俗》影片请人写了卅首歌曲，派周玲荪等人为他谱曲。邀请了部分师生出席评选歌曲。院当局事先只通知开会，并没告诉评选歌曲。评选会是陈的一位秘书主持的，他简单说明来意之后，要大家提意见，杨仲子是院长，他首先发言，他说：“这些作品太不雅”。那位主持人连忙说：“不要提意见了，就选曲举手表决吧！”王云阶非常气愤，站起来说：“我头痛”，离席而去。过了几天，当时身为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下条子撤了杨仲子的院长职务，由陈立夫自兼院长。王云阶非常震惊，感到在音乐学院受到了侮辱。
第二件事，是因为二妹秀岚。她在国立音乐学院学声乐，因为当时环境所迫患了精神分裂症，音乐学院军士教官竟用棍子打她。王云阶当着一些同学的面就骂了那个军士教官，同时也骂了音乐学院当局，他说：“活生生的青年来这里学习，你们却把她逼成了疯子，看看你们是怎样教育的。”
这两件事后发生之后，王云阶感到重庆政治空气实在令人窒息，急欲离开。当时的地下党对他是非常关怀的，在音乐学院学习的阙大津又名络辛，曾在音乐学院附近的半山的树林里，诚恳地对他说：“王先生咱们走吧！到解放区去”。
可是不久，儿子患上了痢疾，李青蕙要上课，无法请假照顾孩子。为了生活却管不了儿子，只能送王龙基到北碚住院治疗。这时候音乐学院有一位女同学她叫梁淑馨，她对秀岚很好，在秀岚患病时，她一直陪着秀岚。王云阶带秀岚离开了学校，这位女同学特地到北碚医院来看王龙基，她名义上是来看王龙基，实际上她是要告诉王云阶这样一句话：王先生，他们了解你，你如果有困难可到“生活书店找他们。”（生活书店是共产党办的）当时他们夫妇真是感谢党的关怀，可是另外的机会让他们阴差阳错去了青海。
有两个学生要回青海办学。一个叫赵芳，一个叫党辉瑛，她们是1940年6月由青海省送来学声乐的女学生。她们请音乐学院的教导主任李抱忱代为聘请音乐教师，去青海办青海省立音乐学校。
王云阶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去找李抱忱先生，请他介绍去青海。李抱忱告诉王云阶，陈立夫把杨仲子先生撤职后，他自己兼音乐学院院长，下条子不准老师辞职。王云阶说：“我不管，我一定要离开这里。”见他如此决绝，李抱枕只好答应了他。并介绍他与青海省驻重庆市办事处主任赵佩接洽的具体事宜。
1943年3月，王云阶一家离开重庆，乘长途汽车奔向西宁。路上的风光随着汽车的奔驰，瞬息变化，目不暇接，他内心的感情为外部的美好景色所吸引，并在心海里化作动听的节奏，不停地起伏着。可是，每当夜间在旅店歇宿时，一股忧伤的感情便从心底缓缓上升到心头。终夜不能成眠。在到达广元那天的半夜里，外面的街上传来了叫卖声，那是小孩子在卖盐茶蛋。这更勾起了他的思绪。他翻身下床，把这凄楚的调子记了下来。
经过半个多月的日行夜宿，好不容易到了西宁。
自从1927年6月，王云阶在上海学习音乐那个时候起，就在他的思想深处种下了“永恒的艺术”的因子。1938年在武汉，他参加冼星海主持的“海星歌咏团”。在救亡运动的洪流中，思想起了重要的变化。但到青海省办音乐学校的时候，“永恒的艺术”再度回到了他的脑子里，他把庄子思想和歌德思想相结合，酝酿成了“以有涯之生命、创永恒之艺术”的自律座右铭，他还请青海省的一位篆刻家，用青海石刻了一方印鉴。这样的消极，源于他对国民党政府的绝望。
他渴望永远在艺术的海洋里畅游。
但是，现实生活却常与他的主观想象相对抗，客观现实一再把他的艺术理想砸得粉碎！国土沦丧，且即将亡国灭种，国民政府腐败成风，那里会有艺术家的象牙塔？
进了西宁城，王云阶的心就凉了大半。原来青海当局连住的地方也没给他准备。他们只好临时住在湟中公园。所谓的公园，实际上只是一片树林笼罩着的湟水，没有进行过加工。他们就在树林与湟水之间的一间约十平方的小屋里住下。
青海的四月天，天空还在飞雪。屋里很冷，他们只得用个火盆生起煤火取暖。当天夜间，王龙基突然大吵大闹，把他们吵醒。他们只觉得头昏耳鸣，浑身无力，知道是中了煤气，就赶紧打开窗户，透进新鲜空气，全家这才没有被煤气闷死。这就是青海省国民党当局对于请来担任省立音乐学校校长的见面礼。
天气转暖后，多次的暴雨，王家的屋顶漏水不能住了，黄河水上涨也威胁着他们的安全。青海当局才把他们搬到香水园。不久，著名画家吴作人，到王云阶家来访问，他特别喜欢王龙基，对他的形象很感兴趣，当场为他画了一幅素描。他们家一直珍藏至今。
迁居之后，青海当局只把王云阶安排在昆仑中学教音乐。李青蕙受聘在西宁女子师范教音乐。她教的是抗战歌曲和艺术歌曲。王云阶教的音乐课，一开始就受到阻力。有个学生叫徐明德，他在课余唱歌，受到“打背花”的野蛮处罚，弄得音乐课很难继续。王云阶很同情这个学生，时不时地帮帮他的生活。
11月1日，报上登出消息——“青海省政府通过成立青海省音乐学校，由王云阶任校长，兼音乐从业人员训练班主任”。可笑的是，尽管在报上发表了消息，青海省当局也拨了一处房子作校址，并且挂上了“青海省立音乐学校”的招牌。可是，却只告诉王云阶，将来拨三十名男生和三十名女生就可以开学了。至于音乐学校请什么人当老师，学生是否要经过考试，课程如何安排计划，学制年限怎么样，职员是什么人等等，他一无所知。他们也不征求他的意见。实际上就是把他当个傀儡，装装门面，一切却听从他们摆布。这些，王云阶虽然早有觉察，但没想到会是这样糟。
自从音乐学校筹办的消息传出来之后，青海省有个叫赵养天的地头蛇，就一直缠着王云阶，又威胁王云阶，说他要成立一个文化委员会，管着音乐学校。王云阶听说他专门为虎作伥，帮马步芳干尽坏事，就坚决抵制他。过了几天，他又要求到音乐学校来当副校长，王云阶也坚决反对，因此，他怀恨在心。
在1943年底，在他们军部举行同乐会，李青蕙帮助女师附小的一部分学生排练了一部儿童歌舞表演《玩具抗日》（陈华柏曲）参加演出。那天，赵养天担任舞台监督，一直压着这个节目不让上场，实际上也是反对抗战。当时天气很冷，又是在晚间，孩子们穿的都是表演衣服很单薄，冻得瑟瑟发抖。王云阶几次要求这个节目上场，他都置之不理，王云阶实在生气，在幕落之后，大步走上前台，把幕布揭开，对台下大声说：“同乐会不开了”，弄得同乐会不欢而散。当时马步芳就在现场。
第二天，王云阶亲自到青海省政府的秘书处，正式通知他们辞职不干了。这样，他们一家就离开了青海省，奔向兰州。王云阶不明白，为什么为抗战做工作，却要这样备受刁难。他很想念青海的学生。为此，他写了一首艺术歌曲《牧羊恋歌》1948年歌唱家周小燕、喻宜萱从国外归来，在上海举行独唱会时节目中演都唱了这首歌曲，受到欢迎，后来周小燕独唱灌了唱片。
在西宁，王云阶曾听昆仑中学的同事和学生说起，在他到青海之前，有个音乐家王洛宾先生，努力发掘民歌的事迹，他听了，很受感动。他想，趁音乐学校未办，昆仑中学的音乐课又受到阻力，不能开展之时，学习和记录青海民歌。于是，他在《青海日报》上编了一个《乐艺》附刊。《乐艺》是个半月刊，先后出了十五期和一个《青海民歌专号》这个刊物的刊头，是王云阶自己画的。每星期发表一首，他自己记录的青海民歌。当时发表了《菜子花儿黄》、《山丹花》、《杂马儿》和《四季歌》等等，《四季歌》原是《再等上一等我》的曲调，由当时在昆仑中学教国文的老师石蕴玖先生配词，这首民歌在《乐艺》附刊发表以后，很快就流传了。
《乐艺》附刊上还发表了王云阶自己根据西藏民歌音调创作的《西藏情歌》（词曲都是王云阶自己创作的），在《乐艺》附刊上发表以后，传到重庆，黎英海同志，以为是西藏民歌，还特地为它配上了钢琴伴奏，收在1948年“山歌社”编辑的《中国民歌选》中。
王云阶还在《乐艺》上介绍《音乐史》。这是他根据W.J.巴勒译（W.J.Baltzell）原著翻译的。包括“引言”，第一课：中国，日本和印度音乐。第二课：巴比伦，埃及和西伯来音乐，第三课：希腊音乐，音阶，第四课：希腊音乐（结论），第五课：宗教音乐，第六课：音符，第七课：宗教以外的音乐，第八课：复调音乐发展的起因和复调音乐时代的重要性等等。
现在回顾《乐艺》附刊的意义，主要是搜集青海民歌。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了，并且引起了作曲家的重视。作曲家马思聪曾对王云阶说过《菜子花儿黄》这首民歌，具有丰富的可塑性和发展的可能性。他曾为这首民歌配过钢琴伴奏。作曲家王义平曾用《菜子花儿黄》的曲调发展成为一首管弦乐曲《猎殊舞曲》。再如《四季歌》曾作为不少歌唱家在音乐会上的演唱节目。听众都十分喜爱。
在学习和记录青海民歌的过程中，王云阶提高了对社会与艺术关系的认识。一方面，他认识到民歌曲调的可塑性，和具有比较宽广的艺术表现力。比如《再等上一等我》这首民歌的内容是表现清朝移民西北。丈夫远行，妻子无依，唱起来速度较慢，并带有悲戚怨恨的情绪。可是配上《四季歌》的歌词以后，情绪根据歌词唱起来速度变快了，情绪就活跃了，并且有些青春气息；在学习和记录《山丹花》的过程中，他认识了那撒拉族青年民歌手。她能唱那样一首旋律比较复杂的民歌。每次唱的情绪、音准、节奏、咬字基本是相同的，而且主调音的高都一样，王云阶很钦佩她。可是，在那个封建军阀统治下的黑暗年代，这些民歌手为生活所迫，沦为被侮辱、被损害的“撒拉婆”。
住在他们家斜对面的“三王爷”（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是马步芳的弟弟，当地人给他起了这个绰号）对王云阶很不满意。他的老婆逢人便说，我们青海省请来了一个王先生，他把妓女都领来了。这位“撒拉婆”的青年女歌手，是王云阶的学生们介绍来唱的。“三王爷”老婆的风言风语，使学习青海民歌学生们感到压力，也影响了以后王云阶的学习和记录。以至在西宁的九个来月的两百多天里，他只学习和记录了二十多首青海民歌后来，王云阶在《山丹花-青海民歌集》出版的“前言”里有这样一段话，“为了纪念当时第一个为我唱山歌的优秀歌手，在旧社会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歌手，仅将她所唱的《山丹花》作为这本小集子的书名。”
在到西宁不久，王云阶参加了第一次同乐会后。那天，他背着手风琴回到湟中公园的住处，经过东门时，清澈的月光，把城门照得轮廓分明。城门显得十分凄凉，从暗处传出来的妇女的痛哭声，深深地触动了他，他站着听了一会儿，拿出本子把它记了下来。1947年，他为史东山编导的音乐故事片《新闺怨》作曲时用着音乐主题，用了这个记录，收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
在西宁，王云阶还写了一首钢琴与乐队的《民歌主题狂想曲》的初稿，1957年在柯灵编导、汤晓丹导演的影片《不夜城》中用了其中一个片断，就是当剧中人资本家张伯翰（孙道临饰）
进入梦乡，梦见在黑海洋中行船时，他的女儿张文静（师伟饰）弹奏钢琴时所演奏的。
解放前，王云阶一直把这样两句话作为信条：“以温暖的回忆，灌溉或可枯萎的童心，用热情的诗歌，洗涤永不染污的灵魂”。正像柴可夫斯基《在我的音乐生活》中，引用过海涅的话“语言停止的地方，音乐就从那里开始”。王云阶也是这样实践的，当他思想感情不能用语言充分表现的时候，他写音乐；当他感到音乐不能充分表现的时候，他写诗。在西宁的时期，他曾经记录了民歌和妇女的哭声。他写了铜管乐曲和钢琴与乐队的乐曲，但是自己所看到的现实生活，不能尽情地用音乐来表现，他也曾写了一首诗《浣衣少女》，还翻译了英国诗人斯文明的诗《歌》，借以抒发当时自己的思想感情。
